《矛盾论》的历史地位及其当代价值

【摘要】《矛盾论》提供的矛盾分析法在理论上构成新民主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哲学基础，在实践中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伟大成就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指导；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对我们正确认识、有效处理社会矛盾依然提供着相应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矛盾论》 历史地位 当代价值

《矛盾论》这一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之作，以它为核心的矛盾思维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理论上来讲，形成两大成果：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实践而言则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理论上而言，《矛盾论》是毛泽东思想与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从实践角度而言，《矛盾论》为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指导。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矛盾论》依然具有相应的指导作用。

《矛盾论》是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运用矛盾分析法对中国革命与建设剖析认识的成果，矛盾思维构成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运用的哲学基本概念、范畴，分析问题的哲学思路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因此，《矛盾论》可以视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

《矛盾论》是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毛泽东的诸多著作都是运用矛盾分析法来分析不同革命时期的不同矛盾的产物。在1926年3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详细剖析了当时社会各个阶级的地位、力量、生活状况、对革命的态度，弄清了敌友问题；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以称为阶级矛盾论；1936年的《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运用矛盾分析法对战争中的敌我双方力量、政策等因素的分析，可以视为中国革命的战争矛盾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论持久战》则是毛泽东坚持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对极其复杂的形势进行分析的典范。针对当时“速胜论”和“亡国论”两种错误思想，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①毛泽东从中日双方存在的矛盾特点及其变动趋势出发，对抗日战争的形势、敌我力量的对比、战争的基本进程、战争的最终结局、战争规律等问题做了详尽分析，因此可以称之为中日矛盾论。而写于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可以视为毛泽东的历史矛盾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论十大关系》探索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种种矛盾，可以视为建设矛盾论；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则论述的是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不同性质的矛盾。

因此，可以讲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正是在运用矛盾分析法分析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基础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各个具体构成部分。

《矛盾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邓小平运用矛盾分析法，在回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与丰富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原理，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提出生产力标准，并细化为“三个有利于”的实践标准。这可以被视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论。进而，邓小平运用矛盾分析法，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理论。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由邓小平主要负责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到社会主义建成，这长达一百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期内，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并把发展生产作为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从发展生产力的出发，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30多年来，这一经典论断为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及修改的党章所肯定和坚持，并不断经受实践的检验，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从理论体系传承性而言，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同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体系，其所用的哲学基本概念、范畴、分析问题的思路，其哲学基础是一脉相承的。

在具体内容上，邓小平本人也曾经坦言，“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做这件事。”②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端，其基本精神与哲学基础必然为后者所继承和发展，其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要围绕的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党，如何建设党”这一核心，论述在新时期党的建设与社会发展之间出现的不平衡的状况，并提出通过加强和改善党自身来解决不平衡状况的思路；科学发展观则是对新时期社会发展过程中种种矛盾的总结。

因此，不论在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诸多理论著作，都是用矛盾思维分析社会现实的理论产物；都在贯穿着、体现着、发展着《矛盾论》的基本精神。所以、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哲学基础之一。

《矛盾论》为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

在实践中，正是在正确分析社会各阶级以及各种性质矛盾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而正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取得伟大成就。

《矛盾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方法论基础。矛盾分析法的基本含义就是通过分析矛盾认识世界，通过解决矛盾而改造世界。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就是一个遵循着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分析中国社会性质、解决社会矛盾的实践过程。

毛泽东首先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作了分析，指出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中国主权已经不再完整，已经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一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及其代理人封建、官僚主义与人民大众的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成为影响中国独立与富强的阻碍，自然就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而中国那些受压迫的阶层就是推动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动力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与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在分清革命对象与革命动力的基础上，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革命路线制定之后，如何实现这一路线，就是革命的现实路径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内无民主制度，外无主权独立，经过合法斗争走向起义的路径是行不通的。中国的实际是城乡分离，地区之间不统一，乡村可以离开城市而自成一体。敌人虽然强大但是占据的都是大城市，乡村则是其统治薄弱的环节。而中国大多数人口在乡村，并且农民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与革命队伍的主力军。在正确分析中国现实的基础上，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道路不同于苏联革命经验，而是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回顾一下毛泽东的不同时期的著作可以看到：1927年之后，他开始研究中国革命的道路。1928年10月和11月，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与《井冈山的斗争》，正确分析了在当时那种革命环境中，为什么红色政权能够存在下去，并能够进一步得以发展，提出了以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与党的建设为统一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奠定了基础。1930年1月，针对当时的悲观思想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回答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一问题，初步形成革命道路思想。1938年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明确指出：“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领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③，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革命道路确定下来。

《矛盾论》是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的方法论基础。《矛盾论》提供的正确的理论方法，指导了我国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多方面的成就，就在于正确坚持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并牢牢把握住用发展生产力来解决这一矛盾，并进而通过改革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各种社会关系，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以经济领域改革为例来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仿照农村承包模式对城市经济体进行改革，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的经济体制，并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这一系列的改革就是为了发展生产，不断推动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正是在主次矛盾原理以及矛盾的主次方面辩证关系原理指导下，我国逐渐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体制；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体制。在政治体制方面，不断坚持完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制度，并在某些制度上实现创新。例如，针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邓小平灵活运用了矛盾的主次方面辩证关系原理，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政治构想。这一创举保障了大国之间的关系与地区之间的稳定、繁荣，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创造了良好的政治与经济环境。

在新的历史时期，正是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种种不协调的现实状况基础上，党和政府从哲学的高度出发，充分运用矛盾思维，提出要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使得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社会建设方法的丰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善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应的成果。因此，无论从革命实践还是从改革开放实践来看，这种矛盾思维都提供了相应的正确的方法论指导。

《矛盾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讲话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在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中不断前进的过程。”因此，“矛盾”是合理认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能否处理好当前不同领域、不用层面、不同性质的矛盾，则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成败。《矛盾论》给我们认识和把握社会中各种矛盾提供了基本思维方法，为我们妥善处理社会矛盾提供了正确思路。

尊重社会差异性与多元性，持有正确的矛盾观。我们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客观的现实世界是一个差异与不同的世界，也正是这种差异、不同，这种多元性而不是单一性，这个世界才是如此多彩，人类社会才会如此丰富。从自然界来看，在一个环境中，单一的物种从来都不会有相当旺盛的生命力。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就在于其生物的多样性，生物的多样性是自然界的本质所在。在社会中同样如此，某领域的单一性从来不具有长期有效的生命力，因为无法通过对照不同对象反观自身，无法借鉴外部的不同的对象来改善自身。单一的物种构不成多彩的自然界，单一的生产方式无法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差异和不同才是一个正常社会的真谛所在。尊重客观的社会中这种差异与多元，才是一个正确对待矛盾的态度。

切实做好基础工作，防止矛盾升级。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如何及时有效地处理好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危机管理专题的主要内容，其中需要强调的是如何尽可能地防止这类事件的发生，即从基础工作出发，防止矛盾上升到剧烈冲突的层面，例如广东乌坎事件就是从小事拖大最后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经典案例。在乌坎事件中，部分民众长期以来多次就村干部处置土地、财物、换届等问题向当地政府进行反映，但是由于某些原因，部分工作人员长期有意无意地漠视这些民众的诉求，对群众反映的事件拖延、敷衍了事或者置之不理，最终导致事件层层升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累积的诉求与不满会在某一时刻，通过某一事件集中爆发出来，从而对相关人员自身以及社会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因此，应该努力从基础工作抓起，正视工作中每一问题，在日常工作中努力处理好每一个小问题，防止问题积累而使得矛盾从量变演变为大规模冲突性的质变。换句话说，真正的解决矛盾之道是正视问题并扎扎实实地处理好工作中每一个问题。

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一方面，分清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矛盾，从而采用不同的解决方法。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专门指出矛盾具有对抗与非对抗性两种形式。就现实中矛盾的内容而言，更多的是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发生的一定的冲突。因此，现实的工作中，避免用处理对抗性矛盾方法来处理非对抗性矛盾。

另一方面，针对不同领域矛盾采用不同的矛盾解决方法。政治领域矛盾、经济矛盾和思想领域的矛盾是不同的，需要分别采用相应的方法加以解决。比如，用政治的方法解决思想领域的问题会造成更大的问题，用政治的手段去推动文艺的发展，结果会适得其反。同样，虽然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但是政治矛盾和经济矛盾还是有差异的。涉及到公共权力运用领域与方法适当的问题。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核心就是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手段。因此，在经济领域出现的问题，更多地应该通过市场的手段加以解决，经济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加以解决。动辄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来解决市场矛盾，在短时间内效率蛮高，但是并不能作为解决问题的长久之计，在很多时候反而会演变成一种出力不讨好的局面。

【作者单位：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思政部】

【注释】

①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415页，第542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