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平民知识分子“激进性”中的僧侣因素

内容提要 本文从俄国平民知识分子的构成入手，剖析了尼康宗教改革和彼得宗教改革后僧侣阶层的尴尬局面，受教育程度高而就业渠道狭窄，既不被统治集团信任，又要背负骂名，严重的自洽结构与封闭性更加速了该阶层的迅速没落。僧侣子弟成长过程中受的这种“夹板气”铸就了他们的复仇欲望和心理焦虑状态。在他们登上历史舞台后，持一种极端偏执的行为方式和革命崇拜理论，从而造成了俄国思想界“60年代人反对40年代人”的时代断裂。

关键词 激进主义 僧侣阶层 平民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K5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1-0114-09

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俄国19世纪60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与政治“激进主义”之间的关联。众所周知，激进主义便意味着摒弃渐进改革，反对妥协让步，强调与过去“决裂”，对现存秩序社会制度持强烈否定态度，急切地希望对社会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最常见的就是以革命暴力方式彻底颠覆旧的国家体制。俄国激进主义（Радикализм）在19世纪60年代涌起，那时思想界认为俄国文化已经和统治阶级话语霸权绑在一起，只能以批判否定作为武器，于是激进地提出“不要调和！”“不要改革！”随后在俄国兴起了一股平民阶层扫荡一切的“旋风效应”，他们相信只要激进地用革命推翻了旧制度，再以理性规划社会生活，人类就会有一种“空前灿烂，基础全新而且坚不可摧”的美妙生活。（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上册，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10页。）被称为“一元论先驱”的皮萨列夫就说过：“能打碎的就打碎，经得起打碎的就是好的，打碎了的则是一堆废物，不管怎样要大打一场，这不会有害处，也不可能有害处”。（德•伊•皮萨列夫：《皮萨列夫文集》第1卷，莫斯科，1955年，第135页。Д.И,Писаре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енений.М.,1955,с.135.）这种激进主义思潮导致了俄国知识界的大分裂，催生了民粹主义，“又换了一种形式进入到列宁主义中来”，（别尔嘉耶夫：《俄国共产主义起源及其涵义》莫斯科，1990年，第100-120页。Н.А,Бердяев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изма.М.,1990,с.100-120.）最后在苏联模式的快速追赶潮流中断送了70多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反思“激进主义”成为近年来俄罗斯学术界谈论最多的话题。

而在6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的“新生代”平民知识分子，几乎颠覆了40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一切方面，他们表现出来的横扫一切的虚无主义、好斗的社会革命热情、道德为目的服务、人民崇拜、灌输论者、实用主义的功利化倾向都与此前温文尔雅“书卷化”的“伤感主义”和“纯思辨”的贵族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这些被称为“着了魔”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新一代人”，对上一个阶段即40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矫枉过正”跨越幅度之大几乎颠覆掉了他们前辈所有的积累，这二者之间的价值观、思维模式差别之大，可以说达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不但如此，平民知识分子还对40年代的贵族知识分子抱有强烈的义愤。他们不是把贵族知识分子称为“启蒙运动的朋友”、“同一战壕的战友”，而是叫他们“不祥的乌鸦”、“丑角们、空谈家、吹牛皮的傻瓜、上层利益的维护者”，（②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523、639-340页。）并自称与贵族知识分子毫无共同之处，是两个相互敌对的团体，有时经常发展到“短兵相接的地步”。②为什么俄国知识界会有这种时间断裂和阶层仇恨呢？我们还需要从头谈起。

平民知识分子的宗教背景

要知道“什么是平民知识分子”，就首先要了解什么是俄国的“平民阶层”。

对这个词不能从汉语的角度来望文生义。俄国意义上的“平民（разночинец）”既不是指城市的第三等级，也不是家境贫寒者，而是指纳税等级和特权等级之间的过渡阶层，是在人口统计时还没有加入其他等级的人，也就是从法律上讲是处在过渡状态的人。他们暂时不属于俄国传统等级社会四大等级（贵族、僧侣、市民、农民）中的任何一个等级，具体指那些在人口调查时既不是农民也不是贵族、也不是商人或神职的人，所以在人口统计上这类人的比重和数量有时很大，有时很小，并不固定。可以说他们是下等阶层的后备军。有些译文直接把统计资料上的“平民”干脆译为“平民知识分子”就更不准确了，这可能是由于“平民”中原来出身于僧侣阶层的人较多，而僧侣一般是有文化的，才会出现这样的翻译。实际上，那些不符合已有的等级框框的人都可以暂时称为“平民”，这其中绝大多数是从上一个等级滑落到下一个等级的人，因此他们也就是社会上最不稳定、心理最不平衡的阶层。在传统俄国，等级权利只有贵族和农民是可以世袭的，僧侣等级和商人等级与上述二者不同，他们是一个只可以向下流动阶层。商人的后裔只有在能够买到同业公会证书的时候才可以继续被称为商人，否则就被列入平民等级，僧侣也是如此，不愿意走父辈老路或者无法谋到教职的僧侣子弟基本上是“平民阶层”的主力军。

与40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平民知识分子”的“不同成分”（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页。）和家庭背景。前者几乎是清一色的贵族，后者则都是非贵族的平民出身，而在这些“平民”中，神职人员家庭出身又占了绝大部分。平民知识分子的三个代表人物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都是神职家庭出身，被特卡乔夫称为“典型的我们现代青年的代表”的涅恰耶夫也是宗教学校教员。而谁都知道，这些僧侣后代“对19世纪平民知识分子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布尔加科娃：《1825-1850年的俄国知识分子》，列宁格勒，1983年，第53-56页。БурдяковаЛ.А,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вРоссии1825-1850гг.Л.,1983,с.53-60.）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在平民知识分子中，“正教中学出身的人”曾经起了最卓越最激进的作用。（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三联书店，1974年，第14页。）关于俄国知识界的阶层划分特点，别林斯基就曾指出过，“在我们知识界的鼻祖当中，却完全没有看到有人出生于商人和小市民，在其后的两个世纪里，商人和小市民虽曾有代表自身与知识界的行列，但直到19世纪60年代出现非贵族知识分子时，他们在知识界只占少数，这就是俄国知识界同法国知识界的差别，我们以后就会看到，俄国知识界社会成分的相对特殊性，怎样影响了俄国社会思想以后的发展过程”。（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02-303页。）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僧侣家庭出身与激进的平民知识分子之间是有某种关联的。

有趣的是，僧侣子弟容易走极端不仅见于“左翼”，“极右”也有类似的源头。有人研究证明，沙皇政权中的极端分子也多是下层僧侣子弟，与阿拉克切耶夫一起唱双簧的大主教福季（1792-1838）是乡村教堂下级牧师的儿子，他的“右翼”极端主义狂热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左翼”激进主义恰好构成了一“左”一“右”的两个“极为相似”的侧面，正应了梅尼日科夫斯基那句话，“反基督在一切方面都与基督相似”。（梅尼日科夫斯基：《重病的俄罗斯》，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0页。）表面上看两者之间差距很大，实际上都是承认很多高于个人的东西，都是期待着救世主的降临，转换起来并不困难。“战斗的无神论在自己的哲学中仍然是宗教的，……是同一种东西引导他们走向革命和宗教”。（别尔嘉耶夫：《思想自传》，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97、107页。）所以俄国历史上有很多从“政府至上论者”突然转向无政府主义的人，或亦反之。就象赫尔岑所评论的，在这类人身上，“社会主义或专制主义，两者必居其一”，（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66页。）这种从“极左”跳到“极右”以及反向跳跃的例子在俄国的政治史上并不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