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一、西安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及经过

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一场关系生死存亡的严重灾难。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我东北三省，进而侵犯江南，并大举向华北扩张，企图侵占整个中国。在这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多次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努力为争取实现全民族抗战作好各方面准备。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和各团体的爱国力量，纷纷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抗日救亡群众运动迅速遍及中华大地。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依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镇压各界群众抗日爱国运动的同时，加紧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这不仅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也使国民党内有识之士和爱国将领感奋而起，要求当局改弦更张，一致对外，团结御侮。被蒋介石调到陕甘一带攻打红军的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加之多次与红军作战失利，逐渐认识到“剿共”没有前途，遂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多次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不过蒋介石仍一意孤行，坚持其反共内战政策，拒绝接受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建议。1936年12月初，蒋介石再度到西安督战，逼迫张、杨加紧“剿共”。张、杨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蒋介石倒行逆施的激愤，在“哭谏”无效后，毅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于12月12日清晨在西安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囚禁了十几名国民党军政大员，并随即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救国主张，这就是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西安事变。面对西安事变后出现的极其错综复杂局面，张、杨二人始料未及，难以掌控。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坚持以国家民族为重，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于12月14日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西安解决善后事宜。经过中共代表的多方斡旋，初步达成改组国民党及国民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政策等六项协议。随后，蒋介石被释放，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避免了大规模内战，为国共合作抗日和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性因素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力量和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深入分析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主要应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民心所向和历史大势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我东北三省，并觊觎整个中国，使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绝种的险境。面对日本法西斯的残暴入侵，浸润在每位中华儿女血脉和骨髓里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强烈迸发，全民族的抗日救亡热情开始熊熊燃烧起来。在此形势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整个国家和民族最大利益，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心愿和要求，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在全世界范围内，随着法西斯势力的不断壮大，对世界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生存构成严重威胁，反抗法西斯主义暴行逐渐成为整个世界的共同任务，成为这个历史阶段的时代主题。正是这种人心向背和历史大势的无形力量，给西安事变各方形成强大的自觉约束，促使他们谨慎作出抉择。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竭尽所能使事态向和平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全力促成各方达成和平解决共识，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势力没有冒然采取军事行动，蒋介石自身也作了一定的调整改变，可以说各方都遵从了民心所向和历史潮流，最终做了正确的历史选择，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二）“三位一体”联盟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

西安事变发动与解决与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组成的“三位一体”同盟有着巨大关系。红军胜利实现长征后，蒋介石将东北军调往陕北，和驻扎陕甘的第十七路军共同围剿红军，但他这个“用异己消灭红军，同时用红军消灭异己”的卑劣手法却客观的促成了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联盟的形成。在攻打红军接连遭受重大挫折失利后，加之受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张学良杨虎城逐渐认识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出路，开始逐渐与红军达成共识，彼此间形成了反蒋抗日的默契。特别红军在山城堡战役全歼中央军胡宗南一旅两个团，更增强了张学良杨虎城联共、逼蒋抗日的信心。西安事变爆发后，三方更是紧密协作，形成了和平解决事变、逼蒋抗日的政治主张，保持了彼此目标的一致性，形成了具有强大实力的政治联盟，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形成了有力对抗。同时，为抗击国民党中央亲日派准备发动的武力征伐，红军立即向张、杨部队靠拢，以“壮其胆而振其气，并可应付各种事变”，[1]形成了强大的军事联盟。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还联合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进行严密军事部署，相互支援配合，使何应钦的“讨逆军”不敢轻易进攻，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提供了安全保障。

（三）中共正确运用了统一战线政策和灵活策略

面对中日民族矛盾已经转化为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中共及时调整对敌政策，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表明“无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2]。在此思想指导下，中共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与张学良和杨虎城达成秘密停战协定。1935年2月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936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完成了对国民党、蒋介石由“反蒋抗日”改变为“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政策的重大改变，为西安事变发生创造了条件，也提供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西安事变后，中共由于对形势估计不足，提出了以西安为抗日中心领导全国的解决方案，并认为应审判蒋介石。但随着事态发展，多方势力参与其中，形势局面变得较为复杂，中共遂正视客观现实，及时调整了方针政策。12月19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西安事变的通电》和《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最终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策略。这样，中共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根据现实变化及时调整方针策略，由主张“审蒋”变为“保蒋安全”以至主张“释蒋”，并承认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领导地位，有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形成了全国统一抗战的良好局面。

（四）当事各方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强烈爱国情怀

西安事变发生本身就是国民党内部高级将领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用实际行动表达爱国热忱的壮举。作为西安事变的发起者，张学良杨虎城都身受中华传统文化深刻影响，有着强烈爱国主义情结，他们置个人安危荣辱不顾，不惜抛却身家性命，举行兵谏；事变后，又不顾蒋介石将来必然的打击报复，全力促成事件和平解决，张学良甚至送蒋介石返回南京，用个人一生自由保全蒋的领袖尊严，客观上促成蒋履行了抗日承诺，杨虎城则为此现出宝贵生命。中国共产党方面，在蒋介石背叛革命，血腥屠杀无数共产党人后，中共与蒋介石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蒋介石被捉后，中共是人人欲诛之而后快。但在民族大义面前，中共毅然摒弃前嫌，以国家民族大局为重，采取逼蒋抗日策略，促成抗日统一战线形成。而蒋介石也在被囚过程中，充分认识到张学良杨虎城等国军将士的抗日决心和勇气，强烈感受到举国上下对团结抗日的巨大期待，某种程度上唤起了他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情怀，使他不能不考虑成为民族罪人的恶果，认识态度上出现了转变。可以说，事变各方表现出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伟大民族精神，是西安事变最终能够和平解决的重大精神力量支撑。

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现实启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政治遗产和精神财富，体现了我们民族无与伦比的智慧和美德，其中许多深刻经验启示，当前现实中仍具有着强大生命力。

（一）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是引领国家走向正确方向的必要前提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顺应了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时代潮流，推动了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促成民族解放事业的成功，在中华民族伟大历程中留下了彪炳史册的一页。当跨过无比残酷的战争年代和东西严重对立的冷战时期，历史的车轮滚滚进入新的世纪，世界局势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国际形势呈现出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基本态势，但总的看，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盛，逆之者亡”。只有正确认识世界客观规律，使自己的选择符合历史发展要求，历史主体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作为国家的执政党，我们党必须紧紧把握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将其作为制定国家一切内外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带领全体人民抓住本世纪头二十年这一战略机遇期，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不动摇，科学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努力建设强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和平崛起。

（二）发展自身强大的综合实力是赢取国际地位的基础关键

红军的强大实力使张学良杨虎城在与红军作战中损失惨重，加速了他们向容共、联共思想的转变，增强了他们逼蒋抗日的信心。西安事变后，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三位一体”强大军事实力使国军不敢轻举妄动，保证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由此可见，强大实力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基础和关键所在。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已经留给了我们太多惨痛记忆。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国家实力的反映，邓小平强调，“我们得国家一定要发展，不发展就会受人欺负，发展才是硬道理”，就深刻指出了问题实质。在“中国崩溃论”破产后，当前国际上又开始流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意图捧杀中国，“其心昭然、其意险恶”。我们自己一定要保持强烈忧患意识和紧迫意识，清醒认识到我们还有诸多难题，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要按照我们的既定方针，不反复，不折腾，一心一意义谋发展，全心全意搞建设，全力增强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特别是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只有拥有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我们的国家才能拥有真正话语权，才能赢得别国尊重；中华民族也才能实现伟大复兴，才能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实现祖国统一的重要法宝

以中共为主导的统一战线策略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着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历史一再证明，中华民族无论是哪个阶级、阶层、党派，不管存在多大分歧和历史积怨，只要以民族大义为重，都能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结成统一的战线。当前台湾岛内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党、民进党两党轮流执政模式已成定局，蓝绿分化且对峙严重，台独势力较为壮大，民众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有所退化。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统一战线工作必须要高举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伟大旗帜，建立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巨大的包容性、鲜明的多样性和显著的社会性的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反对台湾独立的力量，争取最广泛的支持。同时，爱国统一战线要积极作出创新变化，必须依靠多种渠道，多种力量，多种方式，既需要官方的接触和沟通，更需要民间的交流和交往；既需要同执政党合作，也需要同在野党加强交流；既要克服不利于两岸统一的因素，也要充分利用有力的国际因素，凝聚和发挥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和各界人士的智慧和力量，为推动祖国统一提供强大力量支持。

（四）把握坚定原则和灵活策略是应对复杂局面的有效途径

西安事变发生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中共坚持团结抗日原则，同时采取灵活的策略，“扶助左派，争取中排，打到右派，变内战为抗战”，取得了良好成效。当前，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给我们带来诸多风险和挑战。从国内看，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也凸显诸多问题，贫富差距、贪污腐败、安全、环境等民众反响强烈问题屡屡出现；信仰物化、诚信缺失、精神滑坡、道德失范现象时有发生；藏独、疆独、台独，法论功民运分子和西方反华势力加紧串联勾结，妄图破坏我安定局面。国际上，金融危机影响远未消除，世界经济仍将长期低位运行；中东北非剧变带来的政治动荡仍未结束，伊朗、叙利亚、朝鲜问题等都对我国安全形势有着重要影响；中日东海之争、钓鱼岛之争，中印边界之争，南海问题等领土领海争端仍斗争复杂，可能产生诸多不确定影响。这些内外难题，都极大考验着我们党执政的智慧。古语有云，治大国若烹小鲜。面对当前外部环境空前严峻，内部改革矛盾凸显的复杂局面，我们必须要保持冷静得分析判断，坚持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牢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动摇，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大力开拓创新，坚持科学发展，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妥善处理改革发展中遇到的现实难题；必须要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社会各种矛盾，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问题的能力，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 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2.

[2]张学良. 对总部全体职员的训词[J]. 解放日报，1936.12.16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 人民出版社，1991.

[4]张荣华. 论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的贡献[J]. 河南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

[5]周恩来年谱（1898-1949）[M]. 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6]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M].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7]胡绳.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8]汪新，王相坤. 1936：历史在这里拐弯——西安事变始末纪实[M]. 华文出版社，2007.

注释：

[1]《挽救危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9页

[2]《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