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潮激荡中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党史讲义更明确写道：“这场论战，在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要不要革命两个根本问题上驳倒了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的谬论，有力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不同看法开始出现。1982年，有学者提出：“一九一九年‘问题与主义’之争，究竟谁胜谁负，很难用当时的社会影响来判断”，“通过这次论战，双方都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使改造中国社会的两种不同主张：社会革命论和社会改良主义，旗帜更加鲜明，并都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但在当时，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明显地胜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这种观点显然与传统说法不同。此后，又有学者指出：“争论的结果并不是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的胜利，或哪个主义战胜哪个主义，……而是论争双方取人所长补己所短，使自己的意见更全面”。同样也认为这场论争并非以马克思主义的单方面胜利而告终。

如何正确看待“问题与主义”之争

由上可知，学术界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许多问题存在争议。而如果以一种客观的态度来看待这场争论，应该还是不难取得一些共识。

（一）是政治论战还是学理之争？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到底是什么？笔者以为，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明确以下几点事实。第一，这场争论的学术意味是很浓厚的。无论胡适还是李大钊，都力图通过充分和缜密的说理服人，表现出一种宽容与温和的态度。李大钊在给胡适的信中开头就表示，他的观点“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现在把他一一写出，请先生指正”；文末又说：“以上拉杂写来，有的和先生的意见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异”，“如有未当，请赐指教”。而胡适对蓝公武、李大钊二文的反应则是“把我的一点意思，发挥的更透彻明了，还有许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他们两位”。由此可见，双方都在相互尊敬的基础上讨论问题，既相互辩驳，又相互肯定，绝无后来政治论战中那种十足的火药味和你死我活的激烈交锋。著名党史学家胡绳晚年即曾指出：“胡适与李大钊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过去把它讲成是敌对双方的斗争，事实上还是朋友之间的争论，双方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因此，“这场为时短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民主阵线内部发生的一场争论。争论的方式是商讨式的，直率而温和，并没有剑拔弩张。争论之时，胡适与李大钊之间，友谊依旧。争论过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也并没有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迥异而反目为仇。”所以，过去把这场争论说成两种敌对思想体系不可调和的大搏斗，无疑是夸大了。

第二，“问题与主义”之争确实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从几篇文章的内容来看，双方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以求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和《新思潮的意义》等文中，反复劝说人们应从具体社会问题入手，这显然是宣扬改良，试图通过一点一滴的实验来解决他说的那些问题。由此可见，这场争论的实质就是要通过根本解决的革命还是一点一滴的改良实现对中国的改造，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问题。事实上，这场争论过后不久，胡适自己也在1922年回顾说：“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我在《每周评论》第31号里提出我的政论的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还表示：“我们是不承认政治上有什么根本解决的。……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这些都足以表明，他发表那篇文章及其引起的论争是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完全否认这一点，也是不客观的。

基于此，笔者以为，“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一场发生在新文化阵营内部的、具有学术辩论形式但在内容上又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争论。它事关如何解决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本方法，反映了二者指导思想上的分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并不是一场纯粹的学理之争，将之视为一次政治论争更为妥当。

（二）胡适发表文章是否针对马克思主义？

关于这个问题，如果从文本和语境来分析，应该可以得出以下两点认识。第一，胡适此文并非专门针对或主要不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他开篇就介绍了撰写此文的缘起是一些人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前几天北京几份报纸“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由此可见，胡适发表该文的最初诱因是安福部王揖唐也来谈论“主义”了。这在他看来，无疑是空谈抽象的主义容易混淆视听的一大弊端，所以不得不予以纠正。而在接下来的文字中，胡适也很少涉及马克思主义，甚至表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这篇文章应该是针对一切主义的，而非专门针对马克思主义，或者不是主要针对马克思主义。这从首先回应胡文的蓝公武本属研究系，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关系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

而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胡适又解释说：“现在世界各国，有一班‘把耳朵当眼睛’的妄人，耳朵里听见一个‘布尔扎维主义’的名词，或只是记得一个‘过激主义’的名词，全不懂得这一个抽象名词所代表的是什么具体的主张，便大起恐慌，便出告示捉拿‘过激党’，便硬把‘过激党’三个字套在某人某人的头上。这种妄人，脑筋里的主义，便是我所攻击的‘抽象名词’的主义。我所说的‘主义的危险’，便是指这种危险。”而“蓝、李两君所辩护的主义，其实乃是些抽象名词所代表的种种具体的主张。如此所说的主义，我并不曾轻视。”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并非其首要的攻击目标。

第二，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的批评对象确实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综观该文，虽然没有明确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但其反對“高谈主义”和“根本解决”的主旨却是公开的，而这自然也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在内。惟其如此，李大钊才觉得有必要与之商榷，以便澄清认识。关于这一点，胡适晚年在回忆当初发表此文的目的时也说：“我的意思是想针对那种有被盲目接受危险的教条主义，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等等，来稍加批评。”并将由此引发的论争视为“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由是观之，近年来一些文章极力为胡适辩白，认为他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完全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这种观点亦失之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