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礼智信与中国传统美德

摘要：“仁义礼智信”贯穿于中华传统文化美德得发展历程，是中国道德的核心价值观。在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文明和核心价值观的建构过程中，我们仍然可以借用“仁义礼智信”的形式，吸取其精华，赋予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内容，建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伦理道德范畴体系。本文从“仁义礼智信”的提出、发展和对中国道德的影响等方面分析，对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仁义礼智信道德 中国传统美德

“仁义礼智信”，是中国古代儒家归纳的五个最基本的道德范畴。 以 “仁义礼智信” 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美德深深熔铸在我们民族的灵魂中， 并形成人们的价值追求和文化精神。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 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离不开对中华传统美德的提炼与升华。

一、“仁义礼智信”的提出

“仁”的提出，最初与氏族宗族血缘关系项链，主要是指同情、关心和爱护人，其完整思想首先是由孔子阐释和传播的。

“义”最初的含义，即指仪表和风貌，也指适宜和正当，后来泛指一切道义，其作用是维持社会秩序。

“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祭神祈福的一种宗教仪式，经过儒家的改造，其内容由单纯的习俗仪式发展成规范婚姻、血统﹑长幼﹑尊卑等关系的行为准则，并逐渐制度化、法律化。

“智”最初是指人们对事物的判断迅速准确，后来被春秋时期赋予明辨是非善恶、自制知人等道德内涵，予以倡导。

“信”最初是指祭祀上天和先祖时诚实不欺、不敢妄言，后来逐渐摆脱欺宗教色彩，特别是经过春秋时期儒家学者的倡导，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道德规范。

“仁义礼智信”作为“五常”这一整体德目由官方确定，是在董仲舒去世183年后（汉建初四年即79年）的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的会议上，其会议纪要为《白虎议奏》（《后汉书·章帝纪》）。《白虎议奏》已亡佚。会后，班固奉命整理讲议记录，编辑成《白虎通德论》。其文云：

五常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者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是也。（《白虎通德论·情性》）

二、仁义礼智信的发展

我国魏晋至清代中叶，是“仁义礼智信”不断扩大影响并有所发展的阶段。魏晋隋唐时期，“仁义礼智信”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得到大力倡导，逐渐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宋明清时期，儒家学者进一步从理论上对“仁义礼智信”加以阐发，从而使仁义礼智信整体德目得到不断发展。

1.周敦颐的“诚，五常之本”说

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将以往的“五常”归结到一个本源——诚，要求人们必须诚仁、诚义、诚礼、诚智、诚信。这就将“仁义礼智信”真正整合成一个整体道德体系。

2.二程的“五常全体四支”说

仁义礼智信整体德目，在宋明理学伦理思想的奠基人程颢、程颐即二程那里，发展成为“五常全体四支”说。他们由天人“一理”的道德本体论，推演到人性论上，提出了“理、性、命，一而已” （《二程外书》十一）。也就是说，“性即是理” （《二程遗书》卷十八）。既然“性即是理”，而“天理”“具备万理”，它包含了普遍道德的各个条目，所以说“性无不善”（《二程遗书》卷十八）。因而他们将“仁义礼智信”发展成为“五常全体四支”说。

3.朱熹的“五常之性”即“五行之理”

朱熹在继承二程“五常全体四支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五常之性”，即“五行之理”。朱熹将五常同五行、五常之性同五行之理的关系揭示出来之后，最后将天下道理全归结为出于“性之所以为体，只是仁、义、礼、智、信五字”，要求人们以仁爱为本，恪守做人的这一根本道理，努力实践“仁、义、礼、智、信”五常伦理，做真正的圣贤君子。朱熹不仅继承了二程的“五常全体四支说”，而且还提出了“仁包四德”，“百行万善总于五常，五常又总于仁”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认为这是做人的基本品德，被后人称为“朱子八德”。此后，王守仁、王夫之等人也对仁义礼智信的有关德目作出了新的解释。

4.“仁义礼智信”遭遇挑战并被补充调整阶段

晚晴至民国初年，是“仁义礼智信”遇到挑战并被补充调整的阶段。自1840年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外国侵略者的炮声，惊醒了先进的人们；清政府的不堪一击和屡遭失败，使人们从思想上开始寻找中华民族从强盛走向衰弱的愿因，寻找先进的理论，比较与中华民族不同的道德观念，从而在旧道德的基础上阐发新的含义。

5.“仁义礼智信”被重新认识的阶段

五四运动至今，是“仁义礼智信”被重新认识的阶段。经过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宣传、改良和革命的洗礼，先进的知识分子倡导的“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兴起，逐步发展成为反对孔教和旧文化、提倡民主和科学的全面冲击封建主义文化的潮流。五四时期，进步思想家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鲜明口号。人们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学习西方新思想，批判封建旧道德，体现了历史的进步，但存在全面否定传统道德的倾向。

在革命到来时候，社会的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必然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推翻旧道德的前提下建立新道德，这是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发展的必然规律。在革命过后，对旧有的文化遗产再作重新的清理和整顿，则也是必须和必然的。毛泽东还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道德得到了重新评价，中华传统美德得到了重新认识，其符合民族精神和时代要求的合理价值得到了发掘和弘扬。

三、仁义礼智信的价值定位

“仁义礼智信”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精神，也是人们遵循的最重要的五种社会道德规范。从性质上看，“仁义礼智信”是人们应该履行的基本、主要义务，而非从属、次要义务，被认为是五种永恒的道德，具有基础性和系统性。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德目是一个完整的价值系统，在中华传统美德中“一以贯之”地起着文化规范和导向作用。离开了它们，就很难正确理解中华传统美德得道德内涵，也很难对传统道德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大力弘扬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美德，有利于形成促进民族认同、祖国统一的共同心理基础和文化基础。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认同，最重要的是思想意识层面和精神心理层面的认同。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美德和传统文化，是维系海内外炎黄子孙最牢固的精神文化纽带，是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重要文化基础。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美德，对全体民族成员具有内在感召力，催生和强化着民族向心力和民族认同感。当前，有人认为，祖国大陆一段时期内曾割断了与传统文化的联系，而台湾则较好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因而中华文化的“根”已不在祖国大陆而在台湾。应该清楚的看到，目前“台湾”分裂势力活动不断加剧，台湾当局大力推行“去中国化”的渐进式“文化台独”活动，妄图在文化上割断台湾同胞与祖国大陆的联系。弘扬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美德，有利于增强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和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同，增强海外华侨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最大限度地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紧紧团结在一起，共同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

孙中山讲：“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核心道德，也就是不能没有核心价值观，因为它是治国安邦之纲，我们有理由以“仁义礼智信”为基础，建构符合时代要求和未来发展趋势，并为全体人民普遍遵循的中华民族共同价值观。

四、弘扬中国传统美德

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使得我们当代的道德文化建设。须要做好内外两个层面的文化对接工作，要自觉地吸纳人类优秀的外来道德文化，要积极地承继我国传统的优良道德文化。为此，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着力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因而，深入研究我国的优良道德文化、系统地梳理和阐述中华传统美德的主要内容、合理地诠释传统美德的时代精神。则成为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

中华传统美德源远流长，中华传统美德中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 等伦理道德规范， 是平衡和协调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润滑剂。它使人与人之间能够和睦相处， 同舟共济。中华美德中既有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流传至今并仍然发挥积极作用的美德内核， 也有与当今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的崭新时代美德。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 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多元并存。用熔铸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确立人们共知共行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 形成维系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社会风尚， 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强烈呼唤。应该把弘扬和培育中华传统美德置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 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 突出弘扬和培育中华传统美德的现实意义。这就把中华传统美德置于世界民族文化的大舞台上， 为弘扬和培育中华传统美德提供了开阔的思维视野。“仁义礼智信” 对于提升国人道德水准， 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意义重大。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正处于一种新文化新道德养成的关键时期。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 像“仁义礼智信” 、“温良恭俭让” 等，，具有普世价值，我们应当在与时俱进的基础上加以运用。

参考文献：

[1]荆惠民.中国人的美德——仁义礼智信[J].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707―7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孙中山全集.第四卷，1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