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的执政经验的升华

摘要:党的执政能力是执政党利用政权控制与改造国家和社会的能力｡中国共产党在半个多世纪的执政历程中,以对国家的发展方向､发展方式的控制以及对自身执政方式的探索来提高执政能力｡本文认为执政方式的选择应以能否提高执政能力为标准｡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科学执政; 执政方式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6)10-0040-03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方面为了提高党控制和改造国家与社会的能力,另一方面则是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以科学的理论､科学的制度和科学的方法实施执政,从而优化党控制和改造中国的过程和结果｡纵观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史,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党半个多世纪执政经验的科学总结｡

一､ 从工业化到科学发展观:科学制定执政目标,有效控制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

“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1]政党执政,就是指执政党利用所掌握的国家政权,控制和改造国家与社会的全过程｡中国共产党执政,其实质就是如何改造中国的问题｡而党的执政能力,又以领导发展的能力为首｡基于此,执政党应当有一个科学的执政理念,确定一个顺应时代潮流､反映民族愿望､代表人民利益的执政目标｡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中国共产党初履执政之路,即把工业化作为了领导国家发展的目标｡

这一目标的确定有其历史必然性｡近代以降,中国长期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本国封建专制的统治,经济文化极其落后,工业化水平极其低下｡现代性工业所占比重极低,建国时,仅为17﹪｡对这种落后的工业状况,毛泽东曾经颇为形象地描述道:现在我们能够造什么?能造椅子桌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2] “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3]因此,工业化较早地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毛泽东于党的七大上开始提工业化问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再次提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4]党一执政,工业化战略很快付诸实施,成为“一五” 计划的主题｡1956年党的八大正确判断国内主要矛盾,把将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确定为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在工业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之后,党的执政目标就转向了较为全面的“四个现代化”｡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宣布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奋斗目标｡^[5]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向正确执政理念的回归,发展成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成为党的执政主题｡“发展才是硬道理”,^[6]这是邓小平对党的执政理念的科学归纳,是对执政规律的新认识,对执政经验的新总结,对执政任务的新概括｡“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7]执政的目的着眼于发展,执政的任务致力于发展,执政的措施围绕着发展,执政的成效用发展来检验｡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只有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人民的愿望,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使党的执政地位不断巩固,使强国富民的要求不断得到实现｡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充分显示了党的执政成效｡

“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8]面对新世纪新任务,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要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深刻总结我国发展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而形成的科学的执政理念,对于引导和推动着我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起着全局性和根本性的作用｡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更加全面,也标志着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有了新的升华｡

二､ 从民主建政到民主执政:有效控制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路径

政党的执政能力总是通过一定的执政方式表现出来的,并由此达到执政目标｡既然政党执政的实质在于控制与改造,那么,其执政方式也就表现为控制与改造国家和社会的途径､方法和手段的总和｡执政方式的选取,取决于多种因素,但归根到底是由政党所承担的职能和所处的执政环境所决定的｡总的看,中国共产党所选取的执政方式保证了其执政目标的实现｡

首先,民主建政｡建国前的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阐明了建国目标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按照这一构想,无论是1949年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还是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以民主的原则和方法,把新中国定格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民族区域自治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等基本制度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遵循民主执政的意志和信念｡

民主政治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新兴的执政党迫切需要迅速改变国家面貌,民主会被当作一种社会动员手段来使用,以动员群众广泛参与的办法来达到目的｡然而,中国也是一个缺少民主传统国家,民主政治建设处于起步阶段,这么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就特别需要法制来保驾护航｡否则,就容易导致国家和社会的不稳定｡“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主要内容的民主,大搞群众运动,缺乏法制的规范化约束,结果带来的是大动乱｡实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国家和社会面临全面转型,由高度集权转向平面分权,由政治神秘状态转向民主化和公开化｡在这个过程中, 同样必须增强国家的法制控制能力,将大众参与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保持社会的平稳过渡｡“国家法制能力,从一般意义上讲,是政治主体为达到一定目的而运用政治法律､政治制度和政治规范等手段对个人或团体社会行为的有效控制｡”^[9]新时期的民主政治发展,便是以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为取向｡无论是对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系列基本制度的坚持和完善,疏通民意表达的制度渠道,提倡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还是加大法制建设的进程和力度,确立依法治国的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都凸现了作为执政党以法制手段驾驭国家和社会前进的高超本领｡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提出,更是把民主和法制的理念付诸于具体的实践中了｡

发展路径问题,必然涉及对力量主体的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依靠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建国后,我们采取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其实质就是执政党以统一的价值观和奋斗目标凝聚人心,通过精神动员来号召群众,从而整和国家与社会,为实现执政目标最大限度地积聚力量｡在这方面,我们是有优良传统和丰富经验的｡执政后,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作旗帜,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作支柱,以工业化､现代化作导向,不断提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以及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其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发展中国先进生产力服务｡从毛泽东提出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到邓小平的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再到人的全面发展,充分体现了作为执政党的文化导向能力｡

三､ 从党政关系的初步探索到依法执政:不断优化党的执政方式

关于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我们在“三三制”政权时期有过成功的经验,并在建国初期得到了承续:党政分开;党政之间不是隶属关系,党的领导是通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在政权机关由担任公职的党员发挥作用来实现的;党委应主要掌握工作方针､政策的领导,凡属政府日常的工作统由政府部门办理｡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非常明确地论述了党政之间的正确关系,提出了具体的执政方式:“第一,在国家机关中工作的党员,首先是由担任负责工作的党员所组成的党组,必须服从党的统一领导｡第二,党必须经常讨论和决定在国家工作中的各种方针政策问题和重要的组织问题,国家机关中的党组必须负责在同党外人士完满合作的条件下,实现党所作的这些决定｡第三,党必须认真地有系统地研究国家机关中的情况和问题,以便对于国家工作提出正确的､切实的和具体的主张,或者根据实践及时地纠正自己的主张,并且对于国家机关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10]这应该是我们党对执政方式科学化探索的一个显著成果｡但这一正确思想并未得到坚持｡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必然要求政治体制的集权｡“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11]中央政府实际上成了中共中央的具体执行机关,基本职能是贯彻执行党的决定｡1959年,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强调权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并由他挂帅｡这样,基本上就形成了党管决策,政权机关负责实施,党组织承担许多政府机关职能的执政模式｡

从党政分开到集权体制与计划经济有关｡建国后,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采用了高度集中､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以超经济的行政强制､行政力量来协调经济运行｡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层层指令,包揽一切经济行为,把经济建设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这种用政治手段管理经济的方式必然要求政治体制自上而下的集权,为经济运行提供政治上的保证和支持,而这一要求的实现是离不开党对公共权力运作的直接指挥的｡

及至“文化大革命”,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均出现不正常情况,党的执政方式再一次畸变为“政党取代”型执政方式,即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组织行政化,越过､架空､抛开国家权力机关,直接行使行政､司法等公共权力,向非党组织和非党群体发号施令,将国家和社会全面整合进党的领导体系和组织体系,实行“党领导一切”｡^[12]极端的个人崇拜和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扭曲发展产生了不正常的领袖权威和个人专权,党的各级领导人都以党的名义发号施令,出现“书记负责制”,一元化领导变成了“一人化”领导｡

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和完善也随之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80年2月,邓小平提出“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的问题,实际上是提出了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需要改进改善的课题｡同年8月,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指出了我们党执政方式上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必须进行改革,由此启动了党的执政方式不断优化的进程｡党的十二大党章对党的领导的内涵明确界定为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十三大进一步则提出了实行党政分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成为急迫的任务｡“现在历史条件变了,社会环境变了,党肩负的任务变了,因此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的方式､方法,也必须相应地加以改变或改进｡”^[13]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如何进一步改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实现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的创新,是当前我们党的建设､也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14] 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随之成为我们党执政的基本方式: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通过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机制,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人民团体的关系,等等｡“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作为党治国理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严格依法办事,善于运用国家政权处理国家事务｡”^[15]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党执政半个多世纪以来执政经验的科学总结,表明我们党在执掌国家政权､领导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因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成为党的执政方式的最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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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宋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