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笔下的传统中国人形象

摘 要：汪曾祺小说继承了中国古代笔记小说和现代抒情小说的传统，关注人物心灵中的诗意及这种诗意的逐渐丧失。汪曾祺小说中的人物心灵具有诗意，凝聚了传统文化的诸多美德，但这些诗意和美德正被严酷的生活磨损，逐渐丧失了这些宝贵传统美德的心灵开始变得粗鄙。汪曾祺小说的主题就是呼吁我们这个民族文明起来。

关键词：汪曾祺；人物形象；民族风骨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7-0138-03

汪曾祺笔下的人物表面看来三教九流，职业各不相同，描写各有侧重。但是，仔细阅读，不难发现，汪曾祺描写人物，大多从作为个人的精神世界和作为社会成员的社会责任方面入手，这些人物，正如鲁迅先生杂文中的人物一样，一鳞一爪，合成了一个整体，构成了汪曾祺理想中的传统中国文化人格的整体形象。

一

汪曾祺首先注重的是个人的精神世界。许多人物，放在当时的文学表达中，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当汪曾祺用了不同的眼光对这些人物进行重新审视时，人物便呈现出了复杂而隽永的意味。《八千岁》发表于1983年第二期《人民文学》，同年第四期《钟山》就发表了雷达的《论汪曾祺的小说》，在肯定了汪曾祺小说艺术成就的同时，委婉地批判了《八千岁》这样的作品缺乏思想意义。饶有意味的是，同期的《钟山》还发表了汪曾祺的《小说三篇》，其中的第三篇《卖蚯蚓的人》中的部分内容似乎在含蓄地和雷达及更多的读者讨论小说的思想意义问题。小说写一个退休的建筑工人，为了补贴家用，每天骑自行车跑一百多里路挖蚯蚓卖给在玉渊潭钓鱼的人。在作家眼里，老人挖蚯蚓锻炼了身体，补贴了家用，丰富了关于中药材的知识。但是，在大学老师和研究人员眼里，卖蚯蚓的人是一种低级的存在，对社会发展贡献不大，作家不应该对他感兴趣。作家向这两个人说明，“我”对这个人感兴趣，是因为“他是个善良的，有古风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至少不是社会的蛀虫”。旁边却又走来一个生物学家告诉他们，蚯蚓是益虫，不应该鼓励挖蚯蚓。小说让作家发表了一大通言论，这既是汪曾祺的自我辩护，也是他对自己审美追求的申明，他的小说不注重从政治历史社会的角度关注人物，而注重从审美的角度对小人物进行观照。如果从这个角度审视“八千岁”的话，不难发现，“八千岁”同样可以说是一个善良的、自食其力的有古风的小人物，令人痛心的是，“八千岁”身上一些美好的品德如勤俭，正在被一个不合理的社会所摧毁。汪曾祺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关注，首先在于人物善良的本性。无论是八千岁和卖蚯蚓的人，还是王二（《异秉》）、陈小手、陈四、陈泥鳅（《故里三陈》），以及《岁寒三友》《故乡人》中的人物，其本性无疑都是善良的。其次，汪曾祺笔下的传统中国人都是勤劳的。卖蚯蚓的人，七十四岁的高龄仍然每天骑车一百多里，挖来的蚯蚓不过能够卖一两块钱，可以说非常勤劳。关于人物勤劳的品行，表现最突出的当推《异秉》中的王二。周围的人眼看着卖卤烧的王二的日子一天天兴旺起来，纷纷猜测王二一定具有什么天赋异禀。但是，小说具体的艺术描写却让读者感觉到，如果说王二有什么“异秉”的话，这异秉正是经营有道和全家过人的勤劳，勤劳正是汪曾祺在传统中国人身上着力歌颂的品质之一。再次，汪曾祺小说中的人物又都是仁爱的，乐于助人的。《岁寒三友》中的三个普通人，相互帮助、相互扶持的情感是他们的事迹最为感人之处。另外，汪曾祺小说往往还强调普通人的尊严。陈四因为会首对自己不够尊重，当众打了自己一巴掌，发誓从此不踩高跷，显示了一个普通人的尊严。尤为可贵的是，汪曾祺对于人的尊严内涵有着深入的思考，果贩叶三不以劳动感到可耻，反而因为自食其力感到光荣。巧云作为一个女性，为了救小锡匠，抛头露面，和男人一起做挑夫，在《大淖记事》中也显得那么高贵。最后，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汪曾祺小说中的普通中国人，精神世界都是极其丰富的，充满了对生活和美的事物的热爱。正是这些人物具有的善良、勤劳、仁爱、自尊的品性以及对生活和美的事物的强烈热爱，使得这些人物充满了诗意，并以这种诗意感染了读者。

二

如果说汪曾祺小说中的这些人物内在精神充满了诗意的话，他们的社会行为则赋予了他们一种特殊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成为优秀的社会成员。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首先，汪曾祺小说中的这些人物，都具有高度的职业道德。这些人物能够成为生活中的佼佼者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对自己职业的敬畏和热爱无疑是重要原因。陈小手作为一个男产科医生，很受同行轻视，但是，只要有人来请，他从不推辞，对于酬金的多少，陈小手看也不看。果贩叶三卖出的每一个果子，都是他亲自跑到果园里，亲手从树上摘下来的，全是在树上长熟的，连磕的碰的也细心地拣了出来，深受顾客信任。王淡人作为一个医生，病人没钱，他自己不仅药费全免，甚至还要管病人吃饭。在王淡人和病人之间，已经完全突破了利益关系，而成了单纯的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王淡人完美地体现了医生职业道德的要求。这些人物，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遇到什么困难，他们都恪守职业道德，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产生了虽不耀眼，但能够震撼读者的力量。这些人物令人瞩目的另一点在于这些人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责任感。读过《岁寒三友》的读者，恐怕很难忘记小说开头对这三个人的介绍：他们的生活时好时坏，好时桌上有两个菜，一荤一素，坏时喝粥甚至断炊。但是，“他们都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对人从不尖酸刻薄，对地方上的公益，从不袖手旁观”。后来，王廋吾和陶虎臣潦倒了，靳彝甫卖掉珍藏多年的田黄石救济两个朋友。这三个人，真正具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传统品格，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理想人格。钓鱼的医生王淡人平时貌似只是一个风雅的医生，一旦发生水灾，他可以冒着生命的危险让人把他送到被洪水围困的村庄，胸前横着一根竹竿，蹚水给灾区的百姓治病，更是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承担。《徙》中的高北溟，才干完全能够胜任工作，但因为派系斗争而受到排挤，可贵的是，他完全不理会这些无聊的争斗，全心投入到教学中去，培养了诸多的人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汪曾祺小说中优秀人物的重要特点之一，正因為这一特点，使得汪曾祺小说中的人物不是独善其身的隐君子，而是传统社会的中坚力量。

隔着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通过汪曾祺的小说回望过去，站在岁月深处的那些传统中国人，那么善良，那么优雅，那么有承担，他们的精神世界中那么富有诗意。汪曾祺小说中的优秀人物，从精神世界和社会承担两个方面体现了传统中国人的精神风骨，称得上骨峻风清。

三

汪曾祺小说还写了一些失去传统美德而显得格外粗鄙的人物。

汪曾祺小说中的这些粗鄙人物，大多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期间。《黄油烙饼》通过一个儿童的视角，描写了三年困难时期，人们生活上的不平等。萧胜的奶奶饿死了，马铃薯研究站的“社员们”吃的是红高粱饼子和甜菜叶子汤，但是干部们却借开会之名行吃饭之实。这些农民眼中的干部，与汪曾祺早期作品中的那些传统中国人相比，显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寂寞与温暖》里出现了胡支书和王作祜这样的人物。胡支书是个专职支部书记，他的本职工作是给工人讲话，但不读书，不看报。他在农业研究所有绝对的权力，仗着手里的权力，即使在困难时期，他也顿顿离不开酒，并且相当心安理得。在这个人身上，已经很难看到传统中国人身上那种善良的本性。王作祜则是胡支书的得力助手，他最拿手的本事是打扑克和写文章。农业研究所年轻的女研究员沈沅仅仅因为在工作中给领导提了一点具体的意见，便被胡支书和王作祜划成了“右派”，还画了一副具有丑化和人身攻击意味的漫画。汪曾祺小说中由对人的美好精神世界的描写，逐渐转变为对丑陋的精神世界的展示，由审美转向审丑。到了以“文革”为背景的作品，则成了对于当代人精神世界丑陋现象的揭发与批判。這部分作品，首先令人注意到的是，汪曾祺在选择人物时，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可有可无的当代野人。这些人物往往没有事业上的追求，他们关注的只是自己的切身利益，最关注的莫过于吃什么或者比别人吃的好。在描写这些人物时，汪曾祺将讽刺寓于调侃之中，有时充满了荒诞色彩。《不朽》中的赵福山，是剧团中的梳头师傅，由于属于工人阶级，军宣队组织会议讨论赵福山的美学思想。但是，赵福山本人实在说不上有什么美学思想，一个演员恶作剧般给了赵福山一个花圈，号召向赵福山同志学习，大家全体起立，向赵福山三鞠躬，赵福山则拿着花圈，忙不迭地向大家答礼。严肃的回忆，荒诞的结果，在大家的笑声中赵福山精神世界的荒芜暴露无遗。正是由于精神世界的贫乏，一旦遇到“文革”这样的历史时期，人性中恶的一面就得到充分释放。《红旗牌轿车》中的袁大夫有一点医术，但是，看病常常因人而异。他因违章受到交通警察的批评并受到处罚，对交警怀恨在心。一次，权贵人物用红旗牌轿车接他看病，他知道交警无权拦红旗车，故意下车辱骂交警后又让司机闯红灯扬长而去。《唐门三杰》《可有可无的人》《当代野人系列三篇》中那些小人物在特殊的年代人性中恶的东西充分释放出来，处心积虑地陷害他人，中国人传统骨子里的优雅、文明已经荡然无存，代替他们是野蛮、粗鄙、充满兽性的人物形象。

汪曾祺小说中的“野人”形象，更多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当然不是把两个时代进行对比。形成这样一种情况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作家对不同时期社会生活的认识和描写，受作家在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中的处境有很大关系。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之前，汪曾祺作为富家子弟幸福的童年生活容易留下美好记忆；“反右”时期的“右派”经历则更容易让作家感受到人性恶的一面。第二，汪曾祺的文学观深受沈从文的影响，沈从文致力于表现我们“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①，这个判断显然影响了汪曾祺对生活的观察。第三，一个作家的写作势必会受到时代文学思潮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重返文坛时，文学界正流行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汪曾祺的这些描写，显然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强调这些原因并不是要否定汪曾祺描写和观察生活的独特性；汪曾祺站在独特的角度，看到了我们民族精神中流失的一些美好品德，呼唤我们的民族要文明起来。这个主题和愿望，在今天看起来仍然是美好的和有现实意义的。

余英时有一个观点：“今天，集体的危机过去了，个体的危机比‘五四’前夕更为严重，自我的失落是大陆年青一代的普遍现象。”②汪曾祺的小说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判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也包括文化的复兴，尤其是作为文化集中体现的文化人格的复兴。从这个意义上看，复兴民族传统，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沈从文：《〈边城〉题记》，《沈从文别集·边城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6页。

②余英时：《自我的失落与重建——中国现代的意义危机》，《中国文化的重建》，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189页。

责任编辑：行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