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摘 要：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跳出既定的“当代文学”框架，站在独立的学术立场从文学史观、重返“历史情境”、叙述结构、“问题性”的研究方法四方面对当代文学历史进程进行了“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審视和清理。这本著作早已成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生长点，并一直激励着学者们继续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学科建设。

关键词：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

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在于“当代文学”的叙述过程与“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具有同步性。写作当代文学史，虽有“近水楼台”的资料优势，但也有距离过近产生的“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惑。1985年，唐、施蛰存两位老前辈有感于“当代文学史”出版物泛滥，提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原因在于“那些《当代文学史》写的东西是不稳定的，而历史需要稳定”①。几乎就在同时，北大的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口号，提倡打通近代、现代、当代的界限，建立20世纪整体文学体系。之后上海的两位学者陈思和、王晓明提出“重写文学史”口号，从另一个角度阐明重写包括“当代文学”在内的文学史的必要性。

在纷纷纭纭的论争中，大量的当代文学史著出版。从创作主体上看，当代文学史著作大致分为集体创作和个人著作两类，前者代表有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孟繁华、程光炜《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丁帆、董建、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个人著述方面影响较大的有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007年修订版）、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特别是1999年8月洪子诚先生《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出版，“终于给‘当代文学’有了‘史’的感觉”②。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部个人写作文学史的典范之作，使得洪先生的文学史家身份进一步得到确认。2007年6月此书的修订版推出，主要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总体描述做出一些改变，适当增加了90年代文学的分量，比如对诗歌、小说的论述。

此前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主要叙述困境之一就在于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和叙事模式的排他性，例如不是站在学术立场，而是按既定意识形态进行书写，给作家作品排座次，资料堆砌等。正如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所言，即大多数的文学史著作，要么是社会史，要么是文学作品中阐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写下对那些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文学作品的印象评价。文学的本来面目已经不清楚了。洪子诚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认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框架和叙述方法，实际上在50年代就已经确立，即周扬他们在历次文代会上的报告和其他文章中早已提出的那个框架，而80年代以来，沿用的基本就是周扬他们已经确立的路子。洪子诚著文学史最大的特点是跳出既定的“当代文学“框架，站在独立的学术立场对当代文学历史进程作了“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审视和清理。

一、文学史观

为当代文学写史，不仅要面对“当代”和“史”的关系，也要面对“史”与“文学”的矛盾。传统的史学认为并且相信历史存在一个规律或者目的，史学家对历史的书写就像科学家发现与书写自然规律一样确定。20世纪后，普遍的看法是历史是被建构的，历史变成一种叙述。关于文学史写作，学界达成两个共识：一是承认客观存在的历史，二是要承认没有纯客观的史学，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叙述”。孟繁华在《中国当代文学通史》绪论中就表明了这种态度：“历史”就是“史家”的历史。文学史家在他的历史著作中“建构”“历史”的时候，他有意忽略和强调的“史实”，已经是他历史观的一种表达形式。文学史的写作，离不开对史实的叙述和研究，但是叙述主体和话语权力掌握在史家手里，这样，文学史事实上就是史家的“历史”。他选择什么和如何叙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权利行为”，历史与叙述事实上是矛盾的。

1998年第6期的《文学评论》上，洪子诚发表《“当代文学”的概念》一文，运用了“预设”“选择”“构造”等词语，表明历史形态是“预设”，并且经过选择是可以“构造”出来的，这已经是对文学史本质的质询，特别是他把一体化的实现和消解作为基本的叙述结构，已经显现出一种新的文学史观。这种文学观接近于黄修己先生所说的“史在触我思”，即以“史”为出发点，多在历史语境中考察文学的价值，体现文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强调客观中立的立场，体现史家“信”的原则，又暗藏思想家“识”的才能。读洪著，给人的总体感觉是，他所呈现的是历史中的文学，而非文学本身的历史，这样的处理是恰当和必要的。

在此文学史观下，此书把当代文学分为两阶段，上编论述50至70年代文学，下编论述80至90年代文学。不过他将这种分期的标准和原则突出，将上下编所涵盖的历史时期视为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形成和解体时期，并在具体写作过程中把这当作一条或显或隐的线索来处理。在具体写作体例和章节安排上，各章节的评述对象借助某一特定主题而凝结在一起，如对历史的叙述集中了《红岩》《青春之歌》等，分裂的文学世界集中叙述了地下创作、天安门诗歌等。书中抓住一些典型作品进行分析，没有为单个作家作品列出单章，评论作品时也没有分段加引号引用，即使对诗歌也如此。洪子诚可能更注重普遍意义上的“整体规律”，比如对20世纪90年代活跃的诗人西川的介绍，主要是诗歌特征、思想的论述。

洪著评述的对象有重要的作家作品，在选择作家作品时固然以审美尺度为首要考虑，但又不一贯地坚持这种尺度，对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艺术形态、理论模式也加以应有的关注。在处理文学与政治关系上，也做出有益探索，比如他将政治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看待，在评析“文革”样板戏时，他注重选取对作品写作、出版、评价和作家的艺术探索、精神体验、个人命运等并置进行阐述，同时注意点明这也是一种“政治行为”。

二、重返“历史情境”

以上的体例安排都源自作者的文学史观，其核心就是对“历史真实”的追求。他在《当代文学史》前言中强调个人写史更能彰显观点。但是彰显个人观点和处理方式，却不意味作者可以在文学史中直接表达个人诉求，相反，洪著最大特点就是尽量克服主观视野的遮蔽，努力回到“历史情境”。洪子诚相信存在“历史真实”，他写作的目的可以说是朝着“触摸真实”而努力的。他在《前言》中表明：“在处理文学现象，包括作家作品、文学运动、理论批评的时候，重点不是将作品和文学问题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离出来，按照编写者所信奉的（政治的、伦理的、审美的）价值尺度做出臧否，而是首先设法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查。”后来，他又以《前言》为基础发表文章强调：“我们是否有资格对同辈人或者前辈人做出评判？当时看来有‘悲剧’色彩的种种描述，在今天看来倒是具有‘喜剧’色彩，虽说在过了许多年之后，叙述者有了‘时间’上的优势，但不见得有了‘时间、品格、情感、精神高度’上的优势，对于1956年这种特定时期的历史，我们只能整理、保留更多的材料，稍稍接近历史。”③

前面提到，洪子诚已经意识到历史形态的可“建构”性，这种发现使得作者获得了新的叙述支点，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困惑，在他写给友人的信中说道：如果“历史真实”“本质”是可质疑的，“意义”是虚构的，那么我们工作的内在动力何在？我们究竟还在追求什么？是否有可靠的历史根基？由此看出作者对“历史真实”和“本质”把握的困难和质疑。

但在具体写作时，洪子诚能够运筹帷幄，大胆落笔。这主要源自作者对历史素材的大量、全面占有以及独特的处理方式，也与他对当代文学史的亲历与体验相关。在具体处理材料上，洪著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充分重视历史的细节作用，巧妙穿插其中，营造出“历史感”，显示了作者钩沉史料的功夫。洪著在说到四五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作家两次大规模重组和分化时，特别提到“边缘作家”和“中心作家”位置互换时心态的微妙变化，这种变化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影响确实深远。二是注重各种现象之间的历史联系，重视现象本身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和表现形式，比如作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对“伤痕文学”的讨论是延续了“延安文学”时期有关“歌颂”和“暴露”，有关“写真实”等问题的争论。书中对一些文学概念注意辨识和梳理，比如《前言》之中对“当代文学”概念的梳理：首先指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其次指发生在特定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文学，限定“大陆文学”，再次是“五四”以后新文学“一体化”趋向全面实现和解体的文学。

所有这些处理方式，基本实现了洪子诚所说的“接近历史的目标”，历史始终是在场的，而且是一种“笼罩”的作用。也许这本文学史所呈现的还不是历史的本来面貌，但就我们看到的叙述，至少给人一种真实的感觉。

三、叙述结构

近些年，在谈到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文学整体特征时，一些研究者通常使用“一元化”或者“一体化”的概念（谢冕等人都用过）。洪子诚在其著作和文章中也运用这种描述方式，“一体化”成为洪子诚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关键词。著作1979年《当代文学概观》、1999年《中国当代文学史》和2000年《当代文学概说》、2002年《问题与方法》对一体化的含义有清晰和具体的说明。文章《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1996年第5期《文学评论》）、《当代文学“一体化”》（2000年第3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都对“一体化”的内涵和“一体化”文学格局下的文学分层现象等做出论述。

洪子诚提出“一体化”的论断，对中国新文学的命名和当代文学学科的建构具有启示意义。洪子诚认为，当代文学中的一体化有三层含义：首先指文学的演化过程，其次，“一体化”也指这一时期的文学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包括文学机构、组织、团体，文学的写作、出版等环节，最后，“一体化”也指涉作品主题、题材、风格等的趋同方向。同时，在这个“一体化”的格局内部存在矛盾的组合，比如第一章“文学的转折”，就是“传统”与“当代”；既定格局和文学转折，第二章“文学环境与文学规范”，是内与外的对立；“隐失的诗人”和新诗人、新诗风的对比，公开与地下写作等等。

除了洪子诚认为当代文学史是“一体化文学规范

的实现和解体”，董建、丁帆也认为当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失而复得，这都给当代文学史提供了一种“一元论”或者“本质论”支持，这些与文学历史上“多元化”的格局是相对立的。但是一体化也存在一定问题，一体化仅用来描述大陆文学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特征，港台文学如何整合進这种整体框架？“五四”新文学是大陆和台湾新文学共同的源头，那就需要厘清一些问题：琼瑶、三毛、古龙、金庸等港台的通俗文学和大陆通俗文学有怎样的源流相续？汤哲声在《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论》中论述了当代社会小说、言情小说、武侠、公安法制、历史、网络科幻小说等文类，兼顾了港台通俗小说和大陆通俗小说的关系。董建、丁帆的《新稿》在每一编的最后一章节专门论述港台文学的历史变迁，分小说、诗歌、散文等文体论述，就事论事容易使之边缘化、孤立化。此外，洪子诚也没有设定这种一体化的下限，当代文学是一个不断延伸的概念，没有终点，目前对于当代文学期限的问题，大多学者都同意以1949年作为当代文学的开端，但关于下限却莫衷一是，众说纷纭。对这些问题洪子诚表示目前还无力处理，应该寻求新的文学史写作模式，而且此书也是当代文学史研究一个阶段性成果，遗留下来的问题等后来人和自己一起努力。

对当代文学整体性叙述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叙述者对历史的态度。几部文学史著风格迥异，但共同地表现出一种反思性特征。洪子诚的“一体化”明显流露出对一元文化的反省，其中也蕴含着比较强烈的启蒙文化意识。相比之下，孟、陈的“发展史”以“矛盾重重的现代性”概括当代文学却在反思的同时，更增添了一种同情性的理解。丁、董的“新稿”则站在鲜明的“五四”价值立场，以它理性批判精神思考了被许多历史阴影遮蔽了的问题，还原历史本相，真实地把握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根本特征与历史定位。

四、“问题性”的研究方法

洪著在“意识”和“事实”的互动关系中找到了有效叙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观点和方法。他的个人著作一大特征就是明确的“问题”意识，他个人第一本专著就叫《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此后《中国当代新诗史》（与刘登翰合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还有《中国当代文学史》和后来著名的《问题与方法》（三联出版社2002年版）等著作都是以问题梳理为特点的。

这种“问题性”的探讨大致有两个特点：一是“问题”不是主观设计出来的，而是客观存在于文学和历史内部，通过挖掘和梳理发现出来的；二是在梳理问题中，回避单一的整合或价值判断，将其放回所处的历史情境之中，考察问题与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问题就获得对象的具体性，展开历史叙述时又避免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病。例如以往一些当代文学史在谈论“十七年”和“文革”文学时认为它们中断了“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完全是一种政治化文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续接了“五四”的启蒙传统。而洪子诚认为，除这两个主流文学外，还存在非主流的文学（第十章，在主流之外）。除了政治对文学的规范，还有冲破规范的少数“异端”，如胡风、萧也牧、路翎等。“十七年”和“文革”文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们与“五四”新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以及80年代以后的文学都存在天然联系。这种文学史分期中对历史过程断裂与承续的理解，洪子诚在《问题与方法》第三讲有详细论述。“断裂”“转折”既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文学史叙述。

洪子诚强烈的问题意识来自于他执着的学术积累和对研究对象持续的热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问题》和《当代文学概观》到后来的《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新诗史》，洪子诚对当代文学问题从未停止过敏感与思考。正是在持续的关注中，在不断整理史料、清理资料的过程中，洪子诚对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几部文学史著作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肯定，并进一步总结了由于集体写作以及传统的意识形态影响所导致的种种不理想的结果，对研究滞后的原因进行了较为个性化的领悟，并在此基础之上对当代文学研究进行突围和创新。他强烈的问题意识启发我们要把文章和著作变成一种问题去做，发现了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更能使论著论点明确，论述集中。

1999年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和学科建设在走向成熟的道路上迈出新的一步。陈著以“民间”“战争文化”“潜在写作”“无名”“共鸣”等系列关键词结构历史，显示了一个完整的文学史理论体系，充满内部的学理力量。而洪著《中国当代文学史》成功地对当代文学进行了整合，在事实上构成了当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必要性论辩。洪子诚用“50至70年代文学”概念成功替换“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这对应着海外文学史研究中PRC文学的说法（共和国文学），成为一种新的进入历史的角度。他成功地建立了四五十年代中国社会转型之际的文学叙述，在重述中展现了历史的断裂和绵延，对“文革”十年文学的填补，显现了“50到70年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另一处断裂中的绵延，或许就因为这些，这本著作就足以成为新的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生长点，激励后来学者继续发展和完善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学科建设。

{1} 唐：《当代文学不宜写史》，《文汇报》1985年10月29日。

② 钱理群：《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笔谈读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后》，《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3} 洪子诚：《我们如何接近历史》，《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

作 者：李 亚，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