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摘要]全面科学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对于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启示作用；要科学把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八大历史经验，不断提高我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水平。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4~；--t泽东思想；历史经验；中国化水平

[作者简介]罗任权，嘉应学院纪委书记，副教授，广东梅州514015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0)07－0021－05

科学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历史经验，对于丰富发展我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对于当代中国如何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高马克思主义“三化”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启示作用。笔者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的历史经验，提出浅见，求教于大方。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坚持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作坚决斗争相结合的历史经验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逐步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最为尖锐的国家之一，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挽救中国社会的命运，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先进代表人物都先后活跃于中国舞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奕诉、李鸿章等洋务派为代表掀起的洋务运动，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戊戌变法”，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但是所有这些运动最后都失败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代表看到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对挽救中国的指导意义，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对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主要问题的指导作用。他们通过如下六个层次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化、大众化：

一是通过翻译性介绍、转述性介绍、大众化介绍、中国化介绍四个环节的传播。如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李提摩太等翻译、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介绍巴黎公社见闻的张德彝的《随使法国记》。此后就是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朱执信在《民报》上大量发表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译文。还有第一个把西方学术思想系统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的严复，他把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原富》、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法意》、英国生物学家《天演论》等一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名著翻译介绍到中国来。

二是通过发动新文化运动，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他们不仅在传播过程中介绍马克思主义，而且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实践者。可以说“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到一个高潮，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陈博贤等人为代表，他们利用杂志广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先驱，陈独秀利用《新青年》、李大钊利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独立文章，李达通过提供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等形式，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介绍过程中，他们自己也同时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是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17年的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而且许多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觉转变世界观，主动接受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李大钊利用北京《晨报》副刊、《每周评论》，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开设讲座、讨论会，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独秀不仅在《新青年》上建立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主阵地，而且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组织新民学会。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北李南陈”具有当之无愧的先驱地位。

三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代表积极倡导向工厂、农村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四是通过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坚决的斗争。李大钊通过《每周评论》杂志，在与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作坚决斗争中，进一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宣传中，坚决地与一切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如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进行严肃、不调和的斗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只能是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阶级专政。

五是通过实践上的反对当时北京反动政府和各省军阀统治者的斗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军阀的恐慌与不安，他们不仅在舆论上把社会主义污蔑为“过激主义”，在行动上也封杀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当时北京的反动政府和各省的军阀统治者都曾发布命令、布告，要求“严惩”、“查禁”“过激主义”，许多刊物被查封。在与当时北京反动政府、各省军阀统治者斗争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

六是成立马克思主义小组和无产阶级政党。1920年8月陈独秀领导的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工业和工人运动的中心上海成立。1920年11月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此后，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留法、留日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取得了丰硕成果，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立的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毛泽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领导人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做得最好的光辉典范。毛泽东坚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不迷信、盲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是把它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与各种左右倾错误路线展开艰苦卓绝、持久不懈的斗争。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决与各种“左”、右倾错误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斗争，善于总结实践经验、教训，为开辟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立下了卓越的贡献。在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会上发表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的加于肃清”。1927年在回答“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疑问中指出，“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认为中国革命星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是不远了。1930年5月针对教条主义在党内军内的盛行以及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猖獗，毛泽东又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斗争，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在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义正词严地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

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一针见血的指出：“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的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甚至还从方法论上阐述本本主义研究方法的危害，“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毛泽东不仅在思想上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做斗争，而且在实践上勇于探索，终于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紧密结合的历史经验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是我党一贯的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准确认识正确把握国情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前提。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毛泽东能够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中国社会的国情，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进而认为中国革命的进程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只能由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新的国家构成和政权组织，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才能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毛泽东在准确把握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善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善于开展理论创新，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实践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的杰作，毛泽东没有照搬照抄苏联十月革命城市暴动的经验模式，而是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实际国情出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即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我党都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紧密结合起来，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不断地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展。

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坚持同“左”、右倾机会主义作坚决斗争相结合的历史经验

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我党此种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的思想格局，有其产生发展的必然性、必要性和现实的依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充分证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必须坚持、坚信但不迷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前提。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坚信，一切怀疑、否定甚至放弃马克思主义的言行都是错误的，都必须坚决反对，绝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纵观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可知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地位的确立和坚持下来并不是稳如泰山、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过曲折和弯路的，可以说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理论、路线、实践作艰苦卓绝的胜利斗争中，不断巩固、坚持、发展下来的。

毛泽东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指出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群众运动”，进而得出著名论断：“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929年12月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第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1935年1月贵州遵义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揭发和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批评博古在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护的错误。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指出，当前存在的两条路线斗争，认为“在今后的抗日形势中，从政治上反对右的悲观主义，将是头等重要的；但是在同时，反对‘左’的急性病，也依然要注意”。

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决与各种“左”、右倾错误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善于总结实践经验、教训，而且在实践上勇于探索，终于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为开辟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我党成立以后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不仅做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领导地位，坚持不懈地反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更难得的是我们党能够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其作用和意义更是不可估量，这已经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断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经验。它一方面使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一元化地位，得以一以贯之、牢不可破，使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核心，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坚强保证；另一方面，我们党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不断成熟，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展。

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主要任务相结合的历史经验

回顾我们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走过的道路，我们可以发现：无论胜利或挫折、成功或失误都与我们党能否正确提出、回答、解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矛盾、根本实际问题密不可分；纵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历史，我们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始至终带着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主要问题而展开。我们党能够准确地认识、正确地把握各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在此一时期，我们党认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此时期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最主要的矛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即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使中国成为一个民族独立的国家；对内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使中国成为一个人民民主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