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之地“慷慨悲歌”文化气质形成的历史溯源

“慷慨悲歌，好气任侠”是燕赵文化的最本质特征。千百年来燕赵文化以此为基调，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整体来看，“慷慨悲歌”是燕文化与赵文化共同的、主导的精神。具体分析，燕地与赵地文化虽有趋同性，但也有着明显的特征差异性。

1赵文化之“好气任侠”

1.1 赵地侠义文化的起源

赵国文化源于三晋，是法家智谋与豪侠勇武的溯源之地。在迁都邯郸之后，接连涌现数位豪侠义士，其壮烈之举和耿烈之气逐渐塑造了赵地的侠义传统。

赵朔时期，赵氏遭遇劫难，同宗四位大夫皆被灭族，赵氏门客中的公孙杵臼和程婴二人，为保护赵氏遗孤，勇于赴难。公孙杵臼为掩护程婴救孤，慷慨赴死，程婴育孤十五年，为向公孙杵臼复命自杀而亡。二人舍生取义的侠义精神与行为，以极强的感染力树立起了赵文化的鲜明标志。另有侠士董安于，字阏于，春秋时期晋国正卿赵鞅的心腹家臣，他因出色的政治才能和建筑天赋令晋国诸多有识之士感到不安。于是智伯給赵简子施压，令其严惩董安于。赵简子不忍杀肱股之臣，左右为难。愁眉不展之际，董安于坦然而言，愿以己死保全赵氏，于是自缢身亡。之后，又有侠士豫让的复仇之死为燕赵的任侠文化注入了鲜活热血。豫让曾为范氏、中行氏家臣，但皆默默无闻，直到他成为智伯家臣后，方受到重用。后赵无恤与韩、魏合灭了知氏而三分其地。豫让为报知遇之恩吞炭漆身，前后两次刺杀赵无恤。刺杀未成，遂伏剑自杀以报知遇之恩。豫让之死，赵国志士闻之皆为之泣。自此以后，任侠好气之风在赵地成为了传统风尚。

1.2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推动

赵武灵王是赵国最有作为的一位君主，他的“胡服骑射”改革政令极大提高了赵国军队的战斗力，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强化了赵国的整体国力。

当时赵国东有东胡，西有林胡、楼烦，北有燕，且与秦、韩二国相邻，中有中山国在其腹心。如无强兵，则无以立国。赵武灵王敏锐的发现了胡人在军事服饰方面的长处。胡人窄袖短袄，骑马跨弓，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于是他果断地决定变更服制，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赵武灵王即位后的第十九年，正式下达了胡服令。由于实行胡服，赵国建立起以骑兵为主体的一支军队，它在战争中的作用即刻显示出威力来。胡服令颁行的次年，赵国向中山国发动进攻，一直打到宁葭。随后又西攻胡地到达榆中，更夺取了中山国的丹丘、鄗、华阳、鸱之塞、东垣、石邑、封龙等地。在加紧进攻中山的同时，赵军还向北方的匈奴出击，同时向西方林胡、楼烦用兵。不出数年，赵国开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经过“胡服骑射”改革的赵国，已经成为当时除秦国外，国力最强的国家。

“胡服骑射”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大变革，充分表现赵武灵王作为古代社会改革家的魄力和过人胆识，被历代史学家传为佳话。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开启了赵文化刚勇尚武之先河，是好气任侠的赵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

1.3 赵地任侠文化的内化与转移

赵文化中除了勇武任侠、刚烈好气外，另一个显著的地域性格特点是放荡冶游。赵国邯郸是当时最繁华富庶的城市之一，它的城市文化和娱乐也相对丰富。邯郸男子喜相聚游戏，饮酒狎妓，弹琴长歌；女子则多美貌，善鼓琴瑟。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赵地风俗：“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在一定意义上看，放荡冶游特征是好奇任侠性格在城市繁华熏陶下的一种内化和转移。赵文化的冶游之风对后世燕赵文化的影响也较为深远。历代燕赵文人对此都多有歌咏之作。曹植《名都篇》云：“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值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唐代著名边塞诗人高适的《邯郸少年行》云：“邯郸城南游侠子，自矜生长邯郸里。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度报仇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纷纷，门外车马如云屯。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另有唐人高适在其诗中自称“高阳一酒徒”，然而在安史之乱中却一展豪侠大义，献策平乱，史称：“逢时多难，义而知变。”太平之时放纵诗酒，危难时节勇于担当，以天下安危为己任。这正体现了以好气任侠和放荡冶游为一体的赵文化鲜明特性。

2 燕文化之“慷慨悲壮”

2.1 燕国的地域环境与生存状况

赵文化是社会经济繁荣而产生的地域文化，燕文化与之相反，是地理环境的山远水寒和国家政治的局促不安而导致的一种激变文化。燕国早在商代时期曾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繁荣历史，然而在商代有深厚根基的燕国，到了西周以后却开始大幅度的衰落了。尤其西周定都丰镐后，燕国作为边远封国逐渐边缘化。由于较长时间内与中原各地来往甚少，燕国的经济实力较中原各国落后。

进入战国时期后，燕国虽名列七雄，但在七国之中，却最为孱弱，其生存状况最为艰难。在政治上，战国时期的燕国多有失败之举。燕王哙信用国相子之，后又提出禅让，将君为禅让给子之，三年以后，燕国大乱，招至齐宣王派兵伐燕，攻入都城。燕慧王时，燕已占领齐国七十余城。然而燕慧王因与乐毅有隙，误用骑劫取代乐毅为将，导致齐国以孤城反攻，一举收复全部之地。燕喜王时，燕王欲伺机伐赵，结果被赵将廉颇击败，反追之五百里。接连的政治失误导致国力和军队战斗力的下降，直到战国后期，燕国都很少参与当时各国的和战。另外燕国地位边缘化还表现为被诸家所不齿。孔子周游列国的诸多事迹，唯燕国发生的事迹不见其后人进行整理记载。诸子百家中燕国的本土学说未见记载，而当时最主要的儒、墨、法、道并未在燕域取得显著成就；《韩非子》寓言更是将燕国放在一种僻陋愚蠢的定位上加以批评和嘲讽。即使是在燕昭王、太子丹两代燕国最为显赫的历史时期，当时活动在燕国的人也大都来自其他各国，燕国本土颇为乏人。

2.2压力之下的燕文化激变

春秋战国时期的燕国虽然孱弱，然而在战乱的时代环境下，其国家文化却发生了激变。从窘困不安、挣扎求存的环境中迸发出了悲壮勇猛、激烈刚劲的文化性格，产生了质的逆转和升华。这其中以“燕昭王复仇”和“燕太子丹刺秦”最为天下瞩目。

燕昭王是春秋战国时期对燕文化的形成与成熟起关键作用的一位君主。齐宣王在燕动乱之际发兵攻破燕国，燕王哙被杀。燕昭王即位后，励精图治，招揽人才，意图向齐国报父兄之仇。他营建了燕下都武阳城以接近中原，荟萃各地人才和装备，训练军队。为向齐国报仇，燕昭王卑身厚币向四方招贤纳士。为向天下贤士表明惜才之心。燕昭王筑黄金台，千金买死马之骨，此举终引得贤才汇聚于燕。之后他与百姓同甘共苦，吊死问孤，经过二十八年苦心经营，燕国财力殷实，士卒乐战。公元前284年，燕昭王任命樂毅为上将军，统兵出征。同时又借助贤士游说赵、魏、秦、楚、韩五国联合抗齐。燕军攻入齐国后，直接攻破临淄，放火焚其宗庙，一雪前耻。燕国夷万乘之强国，受八百之积蓄，占领了齐国七十余城，战功自五霸以来所未有，使天下为之惊震。

在燕昭王之后，燕太子丹是对燕文化定型起重大作用的又一位王室成员。燕王喜二十三年，在秦国作人质的太子丹逃回燕国。太子丹深怨于秦，为报复秦国，蓄养武士，无所不至。在田光的推举下，燕王喜二十八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荆轲刺秦是六国联合抗秦历史中的最后一次壮烈之举。太子丹送荆轲出国门，宾客知其事者皆着白衣送之。行至易水之上，高渐离击筑，宋意和之，荆轲引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为变徵之声，送者皆为之垂泪；复为慷慨羽声，闻之众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更有勇士夏扶车前刎颈，为之以送。后荆轲刺秦失败，被乱刃分尸，但他却用有意义的死亡，完成了他从“刺客”到“义士”的生命上升。同时，燕文化也在此时完成了从苦寒局促激变至慷慨悲壮的历史进程。

3 燕赵文化之共通与合流

在中国历史上，把燕国与赵国相联系合称为燕赵，实则从战国晚期就已开始。燕、赵两地文化虽有差异，但在文化精神中又有极大的趋同性。

燕地处于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的过渡地带，特殊的地理、气候、生态环境以及民族、政治等因素使之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燕民落后而又奋争，卑弱而又顽强。燕文化由苦寒文化激变而形成了以刚烈悲壮为特点的奋发进取型精神文化。其中慷慨悲壮是燕文化最突出的特点。

赵文化的主体是中原的华夏文化，同时由于地理原因，赵文化也明显地具有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二重性，故而赵文化以好气任侠、放荡冶游为主要特征。在以后的发展中，更形成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性格。加之赵国幅员辽阔、兵多将广，着较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国力，赵民多雄健尚武，这些都共同构成了赵文化的典型气质。这种气质就是少温柔敦厚之长者而多慷慨悲歌之勇士，这些方面都和燕文化有着相通之处，故而二者在后世的流传之中逐渐合流，融二为一。

综上，“慷慨悲歌”是燕文化与赵文化最共同的主导精神，究其文化内涵又包括雄强豪放、刚勇奋进、义无反顾等内容。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燕太子丹、荊轲的“刺秦”等等，这种被后人称为“燕赵风骨”的地域性精神就已逐步成型。之后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燕赵文化又逐渐融入厚德尚学、肝胆义侠、京畿气概等其他特质，但“慷慨悲歌”精神始终是燕赵的文化主流，并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的深化和向前发展。

（作者单位：郑州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