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动物凶猛》中的北京印记

摘 要：王朔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艺界的一个影响巨大的人物，他的作品也是新时期京味文学的代表。写于1991年的《动物凶猛》后来被改编成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并且广受好评。作为一部中篇小说，《动物凶猛》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带有明显的京味儿。

关键词：《动物凶猛》；京味文学；北京城市；京味语言；顽主形象

作者简介：杨婕，女，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硕士，从事中国古典文论与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18—00—02

王朔作为京味文学第三代的代表作家，其作品《动物凶猛》也处处流露出京味儿。著名文化学者王一川曾指出，京味文学从老舍开创至今，已经历数十年的历史发展与演变。京味文学第一代为20世纪20至40年代以老舍写作为代表的文学。京味文学第二代为20世纪80年代以林斤澜、邓友梅、汪曾祺等为代表的文学。京味文学第三代就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以王朔、刘恒、刘一达等为代表的文学。【1】除此之外，他还对京味文学的含义做出了界定。京味文学，是能让人回瞥到故都北京城在现代衰颓时散溢出的流兴的文学。【2】作为京味文学的小说《动物凶猛》，无论作品是在地点、语言还是事件上，都是用北京话写北京城里的北京事，体现出了浓郁的北京性。

小说《动物凶猛》讲述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一群北京部队大院里的青少年们无所事事、肆意调侃，他们抽烟、喝酒、打架、追女孩。作为他们中间的一员以及城市中的游荡者，“我”无意中闯入一个家庭并迷恋上了那个家庭中叫米兰的女孩子，而“我”最终用一种兽性的粗暴方式侵犯了她。此外，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关于70年代中期真实的北京城的描写，这些看似信手拈来的文字给我们描绘出了一副70年代中期的北京城景观。王朔是一位语感非常好的作家，无论是写景物写人物还是写对话，他的语言都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在京味儿语言方面，王朔是极有创造性的。小说中的那些青少年成为王朔小说中后来不断出现的一类人，这一类人便是“顽主”，这也是京味儿文学第三代中的主要人物类型。下面，本文将分别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小说《动物凶猛》中的北京印记。

一、北京城区景观

小说《动物凶猛》一开始就写到了乡村与城市的对立。小说中的第一句话是，“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紧接着在第二段写到“我很小便离开出生地，来到这个大城市，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把这个城市认作故乡。这个城市一切都是在迅速变化着——房屋、街道以及人们的穿着和话题，时至今日，它已完全改观，成为一个崭新、按我们的标准挺时髦的城市。”但是在小说的开头部门，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个城市就是北京。随着文本的逐渐展开，我们才得以知道这个城市是北京，并得以了解70年代中期北京城的面貌。“那天天安门城楼上没有什么领导人出来检阅我们，大红灯笼和汉白玉栏杆间空空荡荡。”这是小说中第一次明确写出这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毫无疑问这个城市就是北京。

后文中出现了更多的关于北京的建筑和景观，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外交部，“西顺德”饭庄，“烧酒胡同”，“南门仓胡同”，王府井南口，“儿童电影院”，“东风市场派出所”，北海公园，东单，西单商场，金鱼胡同，工人体育场等等。这些北京所特有的建筑群体，共同再现了当时的北京。小说中有两处关于城市地理状况的描写值得注意。一是“她从木樨地地铁站口出来，向我斜插过来，在前面的路口拐进楼区，那时木樨地大街两旁还没有盖高大建筑，所以她一直处于我的视野之中。”这一细节描写体现出了北京城的新旧差异。二是“我”尾随米兰并施暴于她的路线，正如有学者所言，这一跟踪施暴行为与当时北京政治空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以青少年犯罪行为与这一时期高度组织化的权力形态形成了戏剧性的反差，还以个体性的身体快感与施暴宣告了“我”的北京城与“圣城”北京的意识形态断裂。【3】所以说，《动物凶猛》中有关70年代中期北京城市景观的描写有其深意所在。

通过阅读小说可以得知，北京这个城市在小说《动物凶猛》中，不仅仅是被当做空间范围的城市，也是被作为文化性格的城市。70年代中期的北京不仅在地理建筑上跟现在有着很大的差别，在文化性格上亦如是。那个时期的北京在节奏上更为缓慢一些，而且城市的氛围也相对传统和拘谨。而那群青少年们并非以城市为生存空间的人们，而是属于城市、一定程度上为城市所规定的人们。他们的身份以及生活态度无不与北京相关，他们是属于北京的，并且是被北京的部队大院所规定的一群人。有关于此，下文将会继续讨论。

二、新京味儿语言

前面说过，王朔的语感是很好的，而且也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王朔的小说给了文坛很大的冲击，毁誉不一。然而他在语言平民化方面的探索却是十分成功的。在充分调动并展现北京口语的生动表现方面，王朔的确是个成功者。【4】王朔是非常擅于运用调侃式语言的，这种调侃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现，也是人物生存方式的独特表现。在小说《动物凶猛》中，“我”和哥们在一起时，基本上都是在调侃。例如，高晋从看守所回来后的那段对话。“汪若海我算是知道他了，忒雏儿，一进去就全抵了。要不是他我根本折不了。” “真该抽丫的，为他的事儿……”高洋愤愤地说。“你进去挨打了么？”卫宁问。“敢！”高晋一瞪眼，“警察对我都特客气。我一进去就跟他们说：‘你们要打我，我就头撞墙死给你们看’。把他们全吓住了。”这段对话到后来是“我”说到“明儿我给你们约了个‘圈子’，刚在西单商场拍的。”然后大家的注意力和兴趣都转移到了“我”身上。从这段对话可见，调侃中也不乏幽默，高晋对自己英雄气概的辩解是幽默的。而幽默是京味儿语言中的重要特色之一。

小说《动物凶猛》中的比喻句也是十分精彩的，体现出王朔极高的语言造诣。“她的眼珠像两颗轻盈的葡萄在眼波中浮起，这使她随便看人一眼都是一种颇感兴趣的凝视和有所倾心的关注。”这是“我”初见米兰时的印象。后来和她熟知后，“她便凝视我，用那种锥子般锐利和幽潭般深邃的目光直盯着我的双眼看进去。”当写到朋友们晚上唱歌曲时的情景时，“每个人的眸子都在夜色中闪闪发光，似乎歌唱使他们的眼睛变成了磷质晶体。”三种目光，三个比喻生动而妥帖。可以说王朔的比喻运用得实在是天马行空、出人意料。而小说中最为经典的比喻莫过于此，“在我少年时代，我的感情并不像标有刻度的咳嗽糖浆瓶子那样易于掌握流量，常常对微不足道的小事反应过分，要么无动于衷，要么摧肝裂胆，其缝隙间不容发。这也类同于猛兽，只有关在笼子里是安全的可供观赏，一旦放出，顷刻便对一切生命产生威胁。”正可谓一语双关，不仅写出了年少时的感情状况，而且也暗暗契合着小说的主题。

除了调侃与比喻之外，小说中抒情的段落是深沉的。在写到“我”对于米兰的感情时，有这样一些话。“为什么我还会有难以排遣的寂寞心情和压抑不住的强烈怀念？为什么我会如此激动？如此敏感？如此脆弱？平日司空见惯一向无动于衷的风景、世相，乃至树叶的簌响，鸟类的呢喃，一朵云的形状，一枝花的姿态，一个音符，甚或万籁俱寂都会使我深受感动，动辄热泪盈眶。难道万物突然有灵了么？”这些句子真挚而热忱，把一个少年青春期的心绪刻画得细腻而深刻。由此可见，小说中的语言是十分丰富的，王朔的语言也被称作是“新京味儿”。

三、北京城里未来的“顽主”

小说《动物凶猛》中有一些“文革”的记忆，以及自我身份的指向与确认。关于“文革”的记忆，有如下这些。“城里没什么年轻人，他们都到农村和军队里去了。”“回到家里，室内已经暗下来，我躺在床上看一本已经翻得很破的《青春之歌》。这本书在当时被私下认为适合年轻人阅读，书中讲述的一个资产阶级少女成为革命者的故事，在人们的疯狂尚未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之前，曾被认为是一种真实和必然。”但是书中对于“文革”的记忆并不是痛苦的，也无意去控诉乃至反思。书中的“我”与王朔本人的生命体验不可分离。从小生长在北京部队大院的王朔，是部队干部子弟，属于当时的“红五类”。在那个特别看重阶级身份的岁月里，不用说，这样的子弟本是有着灿烂前程的。由于年龄小几岁而没能赶上轰轰烈烈的“红卫兵”时代，但毕竟也算是在毛主席“文革”路线熏陶下成长的“红小兵”，充满着那个时代的“英雄梦”，渴望将来在革命斗争中大有作为。【5】既然如此，那么小说中的“我”会经常幻想各种激烈的战役也就不足为奇了。小说中的人物对于军装的迷恋也与他们的“红小兵”身份相关。

小说《动物凶猛》中的“我”虽然还不是真正的“顽主”，但是不难看到，日后的“我”也将成为一个“顽主”。小说中出现“顽主”一词的共有两处。第一处便是在打架重伤了自己的同学之后，“从那天晚上的夜袭之后，我对自己变得很有信心。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取得资格承认的小‘玩闹’，可以像一个真正的‘顽主’一样行事，而真正的‘顽主’是不惮于单枪匹马的。”第二处是在新侨饭店吃饭时，“吃完离桌刚要走时，靠门口窗边坐着一桌大汉中的一个招手叫米兰过去。那是一个著名的属于‘老泡’一级的‘顽主’和他那同样著名的一伙。”曾有学者分析，《动物凶猛》中的青少年们是“顽主”的雏形。不仅表现了与将来“顽主”们大致相同的行为规范，而且向往做“顽主”也是他们的早期心态之重要方面。而且“我”有着构成“顽主”行为方式的心理特征以及有着“顽主”们的性格和行为特点。【6】例如，带着一种英雄意识自觉地趋同于“顽主”的价值观，调侃一切、戏弄一切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异乎寻常的自尊心以及对真实感情的抗拒等。而“顽主”这一类人物主要来自于北京部队大院，他们是独特的存在群体。

小说《动物凶猛》中的青少年们，他们的身份既是北京部队大院里的干部子弟，同时也是北京城里未来的“顽主”。无论是大院子弟，还是“红小兵”抑或是“顽主”，他们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以及生存际遇都与北京这个城市息息相关。他们是属于北京的一群人，在其他地域文学中是看不到他们的。可以说，他们是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一个群体，而王朔用文学的方式给我们讲述了这个群体的生活状况。他们生活在北京这个城市中，说着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彼此互相调侃，他们是只属于这个城市的一群人。

四、结语

王朔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小说《动物凶猛》是一部有关北京这个城市的小说，本文通过分析小说中北京城区景观的描写、新京味儿语言的运用以及未来的“顽主”形象的塑造，可以看到《动物凶猛》中有着明显的北京印记，它们自然而然地在小说中流露出来。通过阅读小说《动物凶猛》，我们可以得知70年代中期北京的城市风貌以及当时的城市文化状态。小说《动物凶猛》无疑是京味文学第三代的代表作品之一，它对于我们了解北京部队大院以及“顽主”这一类人物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总而言之，从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处处流露出的北京印记。

注释：

【1】 王一川，《京味儿文学第三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20—21页.

【2】 王一川，《京味儿文学第三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页.

【3】 徐敏，《王朔与文革后期的城市游荡者——以<动物凶猛>为例》，上海，上海文化，2009年1月.

【4】 白公、金汕，《京味儿——透视北京人的语言》，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3年，124页.

【5】 王一川，《京味儿文学第三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7页.

【6】 姚晓雷，《从<动物凶猛>看顽主之“来历”》，开封，河南大学学报，1994年2月.

参考文献：

[1]、王朔，《动物凶猛》，北京，华艺出版社，1992年.

[2]、 王一川，《京味儿文学第三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3]、 徐敏，《王朔与文革后期的城市游荡者——以<动物凶猛>为例》，上海，上海文化，2009年1月.

[4]、 白公、金汕，《京味儿——透视北京人的语言》，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3年.

[5]、 姚晓雷，《从<动物凶猛>看顽主之“来历”》，开封，河南大学学报，199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