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演变历程

摘要：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步入了近代社会。西方国家的思想文化更广泛地传到了中国，打破了中国人的“华夏之辨”的思维定式，各个阶级从不同程度上开始接收并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这就使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经历了不同的演变历程。

关键词：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演变历程

一、封建地主阶级的探索及改变

鸦片战争的炮声震撼了中国，国人切身感到西方列强的强大和蛮横。一些封建地主阶级如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开始提出向西方学习。林则徐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禁烟过程主编和翻译的《四洲志》、《华夏夷言》、《各国律例》等，是中华民族了解泰西时态的最初资料。就思想体而言，林则徐依然是传统型的，是政治和军事要促使他重视“夷务”，他的思想以儒学的修齐治平为根本，以国计民生和经世致用为取向，时代的巨变使他开了面向世界的先声。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这是中国人在近代首次发出要向西方学习的呼声，是中国主动采纳西学的起点。魏源的师夷，是处于反侵略的需要，但当时列举的泰西长技，基本上限于器物制造和军事技术，虽然也对西方体制做了阐述，但也只是旁观性的，并不主张以此为师改变中国的体制。

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予清朝统治者以严谨教训。此后，“夷物”从此成为避不开的话题，思想界面临着一次深刻的挑战。在这一局势下，洋务运动使中国人对待西学的态度由感性的“师夷以制夷”发展到理性的“自强运动”，中国的思想文化也随之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中学和西学的关系上。洋务运动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以及当时主持清廷政务的奕？、文祥等人。从思想体系上看，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尤其是曾国藩，熟读经史，谙熟内圣外王之道，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他与其他士大夫一样鄙视甚至痛恨列强的入侵，但却不盲目排外，在以儒家精神安身立命的同时，以务实的态度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曾国藩的洋务主张，只是在技术层面上打破了夷夏之防的界限，并未突破思想的藩篱。

对洋务思想有所建树的是冯桂芬，他最早提出 “中体”和“西用”，而洋务重臣张之洞对其极为赏识，大力提倡，遂使这一学术词汇成为广为流传的大众语言。“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臣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1]

洋务派对西方的了解要比当时的其他官员更为准确些，但他们是以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概念范畴来解释西方，以中国传统的语词意境和典章制度来比附西方，这正是后来“西学中源说”的起源。他们对西方的器物发明和科学技术能够积极采纳，而对制度文化基本上持排斥态度。同后来的维新派比，洋务派的思想依然是守旧的；但同此前的林则徐、魏源相比，洋务派的思想已经进了一大步。

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但也有一定成就，影响日后中国的发展。洋务派抵制商品输出，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中国在洋务运动期间引进西学，促进思想开放。引入西方科技，令中国开始现代化。创办同文馆培育不少人才，在外国留学的学生，习得技能，这些学生对西方科技有一定认识，他们对中国日后发展有莫大帮助。

二、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实践

1894年中日甲午一战，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马关条约》的赔款割地，丧权辱国的程度前所未有，耻辱和反思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变化，由此催生了维新变法运动。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甚至连洋务派的代表奕？，也承认甲午之败的原因在于“西化”程度不够，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 [2]

维新变法是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要求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宣布失败，虽然只有103天，但是其思想文化的影响意义是深远的。维新变法进行的教育改革是维新派最重视的地方，其中的许多举措都对近代思想文化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举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书院、祠庙、义学及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各省设高等学堂，府城设中学，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设立翻译、医学、农、商、铁路、矿、茶务及蚕桑速成学堂；派遣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废八股文、乡试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设译书局；颁发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设立各种学堂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文化内涵与素质，翻译西方的著作开阔了中国人民的视野，增加了对西方社会的了解，派遣留学生为中国培养了更多的思想开放的人才，废除八股，颁发各种奖励机制等都废除了思想文化上的禁锢，更加激励调动了人才的积极性。这些举措相对于封建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洋务运动相比，进一步敞开了西方的大门，更有助于中国向西方学习。

维新变法的失败使越来越多的人对清朝统治者感到失望。他们认为，要救中国，必须进行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仿效西方国家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之后，一些中国资产阶级决定用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1894年的11月，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建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推翻满清贵族统治，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民权主义的主要是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的“社会革命”纲领，主要是通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改善和提高。

虽然三民主义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仍然存在着历史的局限，因为没有提出明确地、彻底地提出反帝反封建。尽管如此，从中国自身方面，三民主义却批判地承袭了农民战争和维新运动的积极内容，与此同时，在国外，尤其是从西方汲取了民主主义思想的营养，所以说三民主义是近代中国社会里具有相对意义上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三民主义表达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的主要矛盾，同时也表达出了人民群众对独立、民主与富强的向往，标志着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在更高层次上的开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经产生了非常积极的重大作用。

从性质上来说在中国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相对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它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都给中国人民产生过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是一次重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它让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之后，接受了这场革命洗礼的我国先进分子与广大人民继续顽强地去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1921年，在马列主义跟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那之后，中国人民有了用先进理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指导，中国革命呈现出了焕然一新的面貌。

三、无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和传播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新式学堂的出现与一大批青年学生到外国留学，出现了一大批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他们在国外广泛地接触过多种多样的先进政治思想，当然也包括着马克思主义学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力。新文化运动撼动了封建社会思想的正统地位，解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使广大人民群众可以用较为开放的心态来审视与对待西方的各种政治学说。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3]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爆发以后，各种思潮在国内此起彼伏，混乱无序，相互分歧又有互相包含容纳之处，经过不断地求索和鉴别，李大钊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社会里的首位马克思主义者与我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为了更好的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先后在北大、女高师、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讲述“马克思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社会学”等课程，受到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此外，他还参加过《新青年》杂志的编纂工作，主编过《每周评论》，成为“五四”前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为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推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主义运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1920年3月，由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对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起大了重要作用。

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开始酝酿筹建中国共产党。起初，中国要求共产国际给予帮助，共产国际于1920年4月派代表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率先成立，接着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建立起来，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有组织地进行。在组织建设发展的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注重学习理论知识，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使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加强理论上的学习，更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及如何庸暴力手段夺取政权，把理论应用到实践中，为后来的实际提供理论指导。为了更好得宣传马克思主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把《新青年》确定为机关刊物，并创办《共产党》月刊，把它们做为主要阵地，并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和思想也进行了批判和斗争。不同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在湖南长沙通过《湘江评论》与《新民学会》宣传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随后创办文化书社与俄罗斯研究会，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起到了较大作用。周恩来继在天津之后又去法国留学生当中努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杨匏安、李达等对宣传马克思主义亦作出过重要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打下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不久，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而且通过陈独秀等人的倡导，使它成为社会上最有影响的意识形态。与国民党倡导的三民主义相比，尽管马克思主义没有官方的强力后盾，不被官方承认，但它却取得了社会性的思想权威力量。作为意识形态，在民国初年的百家争鸣以后，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严格来说，真正在中国取胜并站住了脚的是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取胜，与其说是理论上的胜利，不如说是实践上的胜利。中国人接收马列主义，主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有切实可行的具体行动方案，有适应落后国家革命活动需要的战略和策略，尤其是还能提供十月革命已见成效的经验借鉴，所以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生根开花。

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逐渐加深。在中国革命的实践和改革建设中，中国共产党根据本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想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思想体系，指导中国实践和改革。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演变是国际和国内环境变化的综合产物。中国各阶级从被迫打开中国大门到不同程度上的学习西方思想，到最后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把其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体现了中国思想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也印证了“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地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 [4]这句话的正确性。只有选择正确的指导思想，符合国情的制度，并用其指导实践才能使一个国家实现真正的独立、民主和富强。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7页。

[2]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页。

[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4]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