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陆军上将杨爱源及其后人

近日行经太原市南华门，不由拐进赵树理故居西侧，南华门13号院杨爱源故居一观。小院是长方形的四合院，南北长东西窄，不大也不小，院门照壁、院中西南房、东房部分已维修见新，北房和部分东房却有人居住尚未动工。但见西房修复好的门窗上方，青砖立面凸出的民国建筑简约装饰，令人感到历史的厚重，思绪中不禁晃动起民国时期曾经在这里生活，后走出此院各奔东西的人们。

杨爱源，民国陆军上将，是阎锡山的首席高干，熟悉民国史的人大都知道，山西人则知之更多。殊不知新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我在太原曾经的同事张教授、谢教授竟是杨爱源的后人，想想也算是有缘。如今我和当年的同事都已步入花甲、古稀之年，故将所知记叙如下。

杨爱源其人

杨爱源，山西省五台县门限石村人。这里是多石山区，村里人世代务农，杨是家中长子，曾过继给大伯为其子嗣，儿时读过私塾，1907年考入清政府所办的全国招生的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堂督办段祺瑞），自此弃耕习武。1911年在太原参加辛亥革命起义，1912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一期步科，1914年毕业后在段祺瑞部见习，期满任职晋军。之后追随阎锡山，曾参加过赴湘之战，讨冯（冯玉祥）、讨奉（张作霖）之战，中原大战，忻口战役等，直到蛰伏克难坡。多年征战中，从晋绥军连长起，连连晋升至军长，北伐胜利后任察哈尔省主席，中原大战后任晋绥警备副司令，1935年被授予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1937年任国民革命军集团军总司令，1939年任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日寇投降后随阎锡山返并，1946年出任太原靖绥公署副主任，官位仅在阎锡山之下。

杨爱源与阎锡山爱将王靖国（保定军校五期步科生，晋绥军军长，集团军总司令，后至太原守备司令）都是阎的同乡，从这个角度看会得到阎锡山的偏爱比其他同僚要多些;尽管多年追随阎锡山历经大小战役，所取得的战绩比起傅作义（保定军校五期步科生，晋绥军军长，集团军总司令，后至华北剿总司令）的涿州守城经典战例等是有逊色的;而他的同学好友孙楚（保定军校一期步科生，晋绥军军长，集团军总司令，后至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军事才干也是在他之上的;然他却以世人著称的万事审慎忠于职守深得阎锡山信任。

1930年底中原大战后，阎锡山下野避之大连，杨爱源时任晋绥军34军军长、晋绥警备副司令，作为晋绥警备司令徐永昌的副手，在时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商震带部离晋的情况下，他扑下身子打理山西军政一大摊子事。其问，蒋介石予以重金拉拢，他不为所动，将钱公开发给晋军各部，并将将领签收单据寄回于蒋，智拒收买，于艰难维持山西局面中为阎锡山保留住了晋绥军主力。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阎锡山返回山西，授意成立晋绥军事整理委员会，杨爱源任主任委员，他团结晋军将领，协调稳定各部，使晋绥军军权一直牢牢把握在了阎锡山手中。1936年红军东征渡黄河入山西，晋绥军沿黄河东岸由北向南防卫堵截，之后阎锡山命杨爱源任晋绥“剿匪”指挥部总指挥，原任34军军长一职由杨效欧（保定军校三期炮科生，晋绥军师长，后至军长）接任，事实上就此将他推送至了不直接领兵的军事统帅位置。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攻陷平津后随即向平绥线推进，阎锡山出任山西、绥远、察哈尔等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统领晋绥军、赴晋中央军、八路军抗战。参战部队整编为三个集团军，杨爱源出任第6集团军总司令，辖晋绥33军（孙楚）、34军（杨澄源，保定军校一期步科生，晋绥军军长，后至集团军副总司令）;傅作义任第7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后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任第18集团军总司令。9月，南口、张家口、天镇相继失陷，阎锡山不得已放弃大同会战计划撤军于雁门关、平型关一线。阎锡山在雁门关内代县太和岭设指挥部，命傅作义指挥雁门关战、杨爱源指挥平型关战，两头防守，雁门关为重，不料日军将主攻方向直指平型关。

杨爱源作为平型關战役的前期总指挥，其指挥部就设在关内繁峙县大营，他于关前关后关西布阵，分别有第6集团军的33军、34军，中央军第17军（高桂滋，国民革命军第17军军长兼84师师长，曾率部参加长城抗战）正面防守，关东有18集团军（林彪，时任八路军115师师长）协同侧击，并派孙楚为前敌指挥。关前正面部队到防即与日军激战，其间，33军阵地殊死坚守，17军团城口阵地惨战失守，八路军115师乔沟伏击大捷，晋绥预2军（郭宗汾，保定军校九期步科生，晋绥军军长，参谋长，后至华北剿总副司令）被封堵涧头迷回和六郎城，危急下阎锡山调傅作义参战并指挥平型关战。

就在团城口阵地由驰援晋绥预1军（陈长捷，保定军校七期骑科生，晋绥军军长，集团军总司令，后至天津警备司令兼城防司令）经反复血战夺回双方相持时，日军选择了平型关与雁门关间要隘茹越口突破，阎锡山不得已第二次全军后撤至忻口一线防守。

蒋介石急派南京政府军委作战部长黄绍竑（新桂系创建人之一，与李宗仁、白崇禧为新桂系三巨头）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襄助阎在娘子关指挥对日作战。派中央军第14集团军援战忻口，并由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后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任忻口战役前敌总指挥;中央军郝梦龄（国民革命军第9军军长，牺牲在忻口战役），晋绥军傅作义在中段主战场，杨爱源在宁武西线，朱德在五台东线，协同作战。忻口全线鏖战对峙近一月，终因后方娘子关失守，阎锡山不得已第三次全军后撤回到太原大本营。

1937年11月4日，鉴于军情紧急，阎锡山决定由傅作义守城，省政府南移，余部南撤，杨爱源先行南下急奔临汾打理安排。

1938年2月，日军大举南下侵犯临汾，阎锡山不得已再次撤军晋西南，游弋于黄河两岸山西吉县与陕西宜川县，后于1940年5月驻扎在了吉县克难坡，山西抗日进人相持阶段。

其间，杨爱源于1939年3月出任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原任第6集团军总司令由陈长捷继任。并在此之前（1938年2月）阎锡山成立的“民族革命同志会”政治组织的“高级干部委员会”中，被确定为“十三高干”之一，之后下设实体管理机构，在高干实行分职負责制中，被确立为首席高干;在此之后（1939年11月）阎锡山责成王靖国着手成立的“三三铁血团”军队组织中，任“三三铁血团”的最高权力机构——整军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有阎锡山口谕：今后无论什么公事，须送副长官核办，不得越级呈报;故杨在特殊时期山西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的克难坡，着实担负起了阎锡山副长官的名份和职责，协助阎主持、处理日常军政事务等。

1945年抗战胜利，杨随阎返并，阎锡山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杨爱源任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仍然处以阎的副手位置，勤勉谨慎维持着阎政。其间，常是黎明即起，阅批文件、接访传见、主持会议等等忙至星夜，本职之外不问其他。

不久，阎锡山发动上党战役，拉开了国共内战序幕，1946年1月国共在重庆签订《停战协定》，同时成立了由美国参与的三方组成的军调部，随及派军调小组赴并调停，杨爱源的外甥张隽轩，托军调组中共代表给杨带来一封信。

张隽轩，北平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实是中共党员，1931年即任杨的秘书，后任阎政离石县长等职，以其当时合法的身份开展地下党工作。抗战期间曾将薄一波引荐于杨，以取得杨对牺盟会及新军创建工作的支持，还曾安排杨去延安秘密拜见毛泽东主席，见识了中共领导下的延安实况，1939年12月晋西事变中，时任阎政省府第四行署专员的张隽轩在保护牺盟会新军后，脱身回到了中共晋绥抗日根据地，其中共地下党的身份也即公开。

此时，面对这封策反信，杨选择了将信件原封不动交给了阎锡山，更使得阎锡山对他信任有加。

不久，国共内战全面爆发，1948年冬，就在太原已成为中共解放军包围下的一座孤城时，阎锡山免去杨爱源所任各职，以“交涉补给事宜”名义，赋予重任，派驻南京，于上海专门回收阎锡山在各地所控工商企业的变现资金。同时命王靖国出任太原守备司令，孙楚出任太原晋绥公署副主任，与城边几千大小不一样式繁多的碉堡一道，死守太原。

1949年初，就在陈长捷被俘天津解放，傅作义接受中共和平改编北平解放，继之4月太原破城解放，王靖国与孙楚被俘时，杨爱源遵阎锡山之命，已携带着回收的资金与先期离并的阎属军政人员及部分家眷去了台湾。而阎锡山则先于3月借国共北平和谈之名离并飞往南京，6月随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12月仓惶从成都撤到了台湾。两人相聚于台湾，杨爱源即将所带去的四万五千两黄金全部交给了阎锡山。

1950年3月，蒋介石改组台湾当局，阎锡山无奈中先辞去台湾地区军事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职务，后辞去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职务，从此与其残部在台湾开始了隐居淡泊清凉的暮年生活，而杨爱源便是自青年时代追随阎锡山至终的少之又少的身边人之一。1959年1月，杨爱源在追随阎锡山45年后，73岁时于台湾离世，阎锡山为其主丧，蒋介石亲送“忠勤永念”挽额。1960年5月，77岁的阎锡山也在孤寂中于台湾终了此生。

杨爱源家人

杨爱源一生中有迎娶进门生儿育女的两房夫人，五个子女。大夫人刘竹如，山西五台人，杨上保定军校前与其成婚，婚后生有一女名慧生。二夫人徐筱如，河北人，杨定居太原后与其成婚，婚后生有三女一子，女儿名玲生、睿生、敏生，儿子名日生。

大夫人刘竹如，娘家是五台县耀子沟村大户人家书香门第，20世纪20年代初携女与杨的父亲和弟弟们举家迁居太原南华门13号院。她个子不高，缠足小脚，却有着容人的胸襟，恭俭持家。当年在南华门小院里，如母亲般地带着杨爱源的还在上学的几个弟弟杨爱滋、杨爱澶、杨爱淇和杨爱源早逝妹子的儿子张隽轩;她视二夫人所生儿女为己出，在儿女绕膝欢笑中与二夫人和睦相处;她一手操持带大了丈夫杨家四女一男子辈，带大了女儿张家五女一男孙辈，一辈子无怨言。由于娘家所处抗战开始后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家中多人参加了革命，每当做中共情报工作的侄女刘俊月和丈夫前来太原南华门小院“探亲”时，刘竹如总会尽力小心掩护。

1948年在杨爱源去台之际，她选择了与女儿慧生一家由太原迁居北京，20世纪50年代初，杨爱源曾又派人与之联系，意欲接之去台湾，然她婉辞，坚持选择与女儿一家留在大陆。1965年她随女儿一家返并定居，住在太原六中家属大院，日常做饭洗涮缝补，清晨主动把院中旱厕打扫干净并垫上一层干炉灰，以至院里的人们很难把这个和蔼勤谨的老太太与杨爱源大夫人的身份相联系起来。1977年，86岁时，刘竹如在太原离世。

二夫人徐筱如，娘家早年即从河北来太原谋生。她温良体贴，自进入太原南华门13号院，便与大夫人姐妹相称，为杨家生了儿子，却没有以子为贵骄纵，自己及儿女们都对大夫人十分敬重。

1948年她带着女儿睿生、敏生，儿子日生去了台湾，谁知世事难料，在台湾的日子并不好过，由于阎锡山无奈退出政界，杨爱源也闲居台北草山，一向没有为生计操劳过的二夫人，担负起了一应家务琐事。后何应钦、徐永昌将杨家实情报知蒋介石，杨爱源被聘台湾当局“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杨家经济状况才得以缓解。而无论境遇如何，她始终陪伴在了杨爱源的身边，不离不弃至杨离世。杨爱源离世后，她于1960年初随女儿敏生、儿子日生移居美国，1983年回国后在太原随女儿玲生、天津随女儿睿生定居，1984年增选为山西省政协委员。1987年，82岁时，徐筱如在天津离世。

杨爱源的长女杨慧生，从小在太原接受教育，上学至高中，1935年与张炤成婚。张炤，山西五台人，其父张淑琳是清末举人，山西辛亥革命中“忻代宁公团”的创办人续西峰（桐溪）的门客，曾为续撰写了碑铭。张炤与杨慧生婚后，1944年西北大学（陕西城固）中文系毕业，抗战胜利返并于进山中学任教。杨慧生有儿女6个，大女儿张天蓉生于成都，二女儿张天青生于克难坡，三女儿张天孙生于太原、四女儿张天麟、五女儿张天麒和儿子张天安生于北京。1948年杨慧生一家与母亲由太原迁居北平，之后张熠入选华北大学（北平）接受中共干部培训后，分配到新中国国家政务院监察部工作，1959年只身下放太原工厂，后落实政策重返太原中学任教。其间，杨慧生在北京弘善寺小学任教，与母亲带着子女生活在一起，直至1965年返并全家团聚。杨慧生返并后于新城街小学任教，1977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后任大原市政协委员，热心联络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积极促进海峡两岸的统一。2012年底93岁时，杨慧生在太原离世。

杨爱源的二女儿杨玲生，从小在太原接受教育，上学至女师，1938年与谢益棠成婚。谢益棠，山西五台人，其父谢维辑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任教，抗战时期兼任二战区中将军医监，抗战胜利后任阎政山西卫生厅厅长，解放后供职山西省医药公司，为山西省第一届政协委员。谢益棠与杨玲生婚后，1943年山西大学迁入克难坡（山西吉县）办学时，考入山西大学工学院机电工程系，抗战胜利后随山西大学返并，毕业后留校任教，1953年山西大学改制，随工学院独立办学至太原工学院（今太原理工大学前身）任教，是学院热能动力专业的奠基人。杨玲生有儿女6个，大女儿谢岫云生于成都，大儿子谢克明生于克难坡，二儿谢克昌、四儿谢克文、二女儿谢岫岚生于太原，三儿谢克平生于北京。1948年杨玲生的母亲带着两个妹妹和弟弟去台湾时，她和丈夫全家留在了太原，多年没有外出工作，在家相夫教子。“文革”期间，她曾被遣送回乡，住在谢益棠的老家五台东冶，之后落实政策返并。晚年她与母亲和妹妹弟弟分别几十年后拥泣相见，母亲定居太原时于身边照料，并代母亲将其存款向太原工学院子弟小学捐赠，完成了母亲遗愿，深感欣慰。1996年，72岁时，杨玲生在太原离世。

杨爱源的三女儿杨睿生，于太原进山中学读书时曾受到中共进步思想的影响，1948年已考入天津南开大学的她，于时局紧迫中匆匆与母亲和妹妹弟弟去了台湾。1950年初，在台湾与王靖国之女王瑞书（曾受中共党组织之托，由北平回太原劝谏其父起义未果，被送往台湾）相遇，共同的志向促使她俩与几位进步青年相约重返大陆。她向同学借钱买了机票，临行给家中留下纸条，母亲赶往机场劝阻不下，只好交给她一根金条，嘱托她走好自己选择的路。她决然登机飞离台湾到达香港，中途换乘假去日本的轮船前往天津，当船驶出台湾海峡时，船上突然飘起了五星红旗，船上的进步青年手拉着手热血沸腾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船满载着她们追求民主自由的情怀，慢慢驶向大陆到达了天津。之后她于南开大学经济系复学，毕业后留天津工作，并与同学陈大钧成婚。陈大钧，天津人，婚后于20世纪50年代末与杨睿生一道被调往新疆工作，之后落实政策，全家返回天津定居。杨睿生有儿女3个，女儿陈继先、陈继忠，儿子陈继超。20世纪80年代初，她终于盼来了母亲与妹妹弟弟的回国团聚，1985年家族亲人在天津为母亲80岁祝寿后，她便留母亲在身边照顾陪伴至终。2010年，82岁时，杨睿生在天津离世。

杨爱源的四女儿杨敏生，1948年随母亲和三姐、弟弟一道去了台湾，20世纪50年代初单纯的她曾怀揣复杂的心绪，随母亲奔机场，送别了由台湾返回大陆的三姐，之后留在父母身边继续读书，直至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大学毕业后，她前去美国求发展，定居加州，在洛杉矶州政府做公务员，后与美籍华人程子敦成婚。程子敦，上海人，是动力机械工程师，在美从事设计工作，中美建交后，20世纪80年代初，受太原工学院邀请前来讲学，是杨家第一个从美国回到大陆探亲的人。杨敏生有两个儿子，程义文、程伟文。20世纪60年代初，父亲在台湾离世后，杨敏生与弟弟杨日生将母亲接到美国赡养。20世纪70年代末，她与多年未曾联系的大陆亲人有了信件往来，并寄回母亲照片，大姐夫张炤曾作《遥寄》长诗一首回应，表达期盼团聚的心意。1983年，杨敏生带母亲回国探亲，母亲自此定居国内，圆了落叶归根之梦。杨敏生，如今已88岁，仍定居在美国加州。

杨爱源的儿子杨日生，1948年随母亲和姐姐去台湾时还在上中学，在台湾陪伴了父亲几年，高中毕业后便于1953年前往美国求学。杨日生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机械工程系，拥有加州机械、防火、控制系统工程师执照和美国其他13州以及华府（华盛顿）工程师执照。后与美籍华人（上海人）冯月辉成婚，婚后两人创办了自己的工程顾问公司，夫人管理公司运营，他做公司总裁任总工程师一心搞设计，曾做过美国国防工程海陆空基地机电工程等无数设计，曾获美国亚裔建筑工程师协会杰出工程师称号。1979年中美建交，国门初开，大陆民间对外渠道渐通，海外侨胞很多人都积极与大陆亲人联系，20世纪80年代初，杨日生回到大陆，与分别了30多年的亲人团聚。此后在往返中美两国间，积极為山西省有关部门及人员传针引线，促成了多渠道访美交流，后参与国内多地工程建设，曾担负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机电工程等设计，为促进国内的进一步开放和繁荣，引进新的理念和技术等付出很多，得到薄一波的赞许。2009年最后一次回国探亲后，2011年79岁时，杨日生在美国离世。

杨爱源的外孙女，长女杨慧生的三女儿张天孙，便是我20世纪80年代的同事。张天孙出生在太原，1948年1岁时与全家迁居北京，在北京上学至高中，1965年正值就读北师大女附中高二时，随家返并转学到太原六中至毕业。“文革”期间被分配在古交钢铁厂工作，1977年恢复高考时，以古交区第一名的高考成绩被太原工学院热能动力专业录取，师从其二姨夫谢益棠，1982年毕业分配到太原电力高专任教。记得在校期间她首创传热学课程双语教学，主讲了热动专业多门专业基础课，编撰出版了多部专业教材，其科研项目还获得国家专利一项，在评聘为教授的同时曾任学校动力系主任、科研处长、成教处长、教务处长等职。退休后，受聘运城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至今仍为山西高职高专人才培养评估专家，先后到过省内30多所高职高专学校作报告演讲，指导评估工作。对于她的姥爷杨爱源这一家庭关系背景，她一直以来是坦然低调应对，前段时间见面聊天，才知当年她是在学校党委书记徐奇的关怀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而作为一名党员，多年脚踏实地工作在党的教育阵地，成就了她为之奋斗的追求，从中也让人感受到了她上进执着的精神所在。

杨爱源的外孙，二女儿杨玲生的大儿子谢克明，是我20世纪90年代的同事。谢克明1944年出生在动荡年代的克难坡，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全家返并，后在太原上学，高中就读于太原五中，1962考入清华大学自动化专业，“文革”中1967年毕业，1968年分配工作，先后在水电部工程局，抚顺石化局等单位工作。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于1978年考取太原工学院电机工程系硕士研究生，1981年毕业留校任教，与父亲成为了同事。多年在太原工学院任教中，他成長为控制理论与工程的学科带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除本科教学外，指导在读硕士生、博士生多人，编撰出版了多部专业教材，发表了多篇论文，其科研成果被应用于电力、化工等企业和山西的引黄工程，同时担任自动化系主任、信息工程学院院长等职。20世纪90年代他有幸去了美国做高级访问学者，虽然在美亲友有条件帮其留美发展，而他却没有为美国优越的物质条件所动，如期回国回到太原工学院继续坚守在自己的教学科研岗位，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1996年夏，他调入太原电力高专任校长，在这里虽仅任职短短一年时间，却让人感受到了其认真率直的学者风范。

杨爱源的外孙，杨玲生的二儿子谢克昌，如今已是响誉社会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谢克昌，1946年生于太原，从小在太原上学，高中就读于太原五中，1963年考入天津大学化工专业，1968年毕业，分配在河北化工企业工作。1977年恢复高考后，1978年与大哥谢克明双双考入太原工学院，在化工系读硕士研究生，1981年留校任教，与父亲谢益棠和大哥谢克明共为一校同事。在太原工学院任教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除本科教学外，指导在读硕士生、博士生多人，发表论文专著多部，于煤化工科技领域取得突出科研成果，获得专利多项，成长为教授、博士生导师，煤化工专家，同时在日本取得工学博士学位，1995年历任太原工业大学校长助理和副校长后升任校长。

鉴于谢克昌的姥爷杨爱源这一家庭背景关系，在国家对台湾统战工作进一步加强、各民主党派纳新工作推进中，谢克昌受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山西省委员会第七届主委李蓼源的举荐引进，1997年至2012年当选连任民革第八届至第十届山西省委员会主委，并于2007年当选为民革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兼职忙碌于祖国统一大业。2005年、2015年作为中国抗日将领杨爱源遗属代表，他荣获国家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70周年纪念章，并应邀前去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70周年纪念大会和观礼。

谢克昌于民革任职期间，正逢香港回归祖国之际，“一国两制”的国策也由伟大构想到落地实施，台湾同胞及各地海外华侨与大陆同胞的互往增多，他在继续推动寻根、探亲、联谊、接待来访等活动的基础上，率大陆高校校长团队等前去祖国宝岛台湾、美国开展学术交流，广泛接触这些地方的山西同胞，多方位多层次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同时将参政议政的内容与科研成果和国情省情紧密结合，代表民革山西省委向山西省提交了《从21世纪我国能源供求形势谈山西省煤炭转化发展对策》（1999）（72号）提案，被遴选为省优秀提案，引起省政府高度重视和采纳。

2010年，谢克昌离并赴京出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2011年当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历年中还有多种兼职，此不赘述。作为我国煤化工科技领域开拓者之一，现今他在所任首席科学家主持的《煤炭清洁高效可持续开发利用战略研究》项目已出成果的基础上，依然在国家能源革命大数据平台建设中探索创新，不断为国家提供战略性、前瞻性、持续性的科技咨询，为促进国家重点领域重大问题科学决策做着努力。

回想中美建交距今640年，当年，国门敞开后，杨爱源在美国的二夫人以及四女儿和儿子回到阔别了30多年的太原与家人团聚。亲人们述说着相互的思念之情，同时感叹着时间的无情，今日南华门小院还在，却再无离时儿女的年少，少了大夫人慈爱的身影，更少了再也回不来的南华门13号院的主人杨爱源……杨爱源之墓离世时立于台湾，后台湾因用地性质改变，众墓迁移，于是儿子杨日生在美国加州为父亲重新选了墓地，将其遗骨由台湾迁入了美国。杨日生离世后，其墓地也立于美国加州，就此永远地与父亲相守相望在了大洋彼岸。杨爱源的两位夫人，相继离世后，却将骨灰葬到了五台县门限石村，双双默默守候在了杨爱源的老家。时间仍然在缓缓地流动，无情地冲刷着人间历史的变迁，杨爱源如今在美国的四女儿杨敏生，以及散居世界各地的杨家后人们，每逢佳节仍然都会思念着亲人故土，依然都怀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盼望着海峡两岸早日统一，国泰民安。

今忆史纪实，成就此文。在此向杨爱源后人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