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述论

摘要:面对国势衰落、民族危亡的形势,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梁启超,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倡导教育救国、教育兴国,主张废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主张建立近代学校教育制度,高度重视师范教育与女子教育。同时,梁启超突破了洋务教育人才观的思想局限,提出了培养具有近代政治意识和道德品质“新国民”的教育目标。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梁启超;教育思想;新民教育

中图分类号:K256.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6—0167—03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者。面对国势衰落、民族危亡的形势,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梁启超,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倡导教育救国、教育兴国,主张废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并且较早地设计出融合中西教育内容的近代学制,高度重视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同时,梁启超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在各个方面呈现出“趋变求新”与“新民教育”的特色。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一、教育救国、教育兴国

梁启超生活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他带着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强烈责任感去研究中外民族兴衰史,他发现国家兴亡与民众素质高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他提出了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主张。他多次指出:“夫教育为立国之根本”,“今日为中国前途计,莫亟于教育。”[1] 在《学校总论》中,他指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于教!” [2] 并且认为,“中国之强弱由于教之未善……亡之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2] 梁启超把“育人才”、“开学校”和“变科举”都看做是“开民智”即提高人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主要手段,认为它们是实行维新变法的根本所在。所以,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他就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2] 这实质就是把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培养大批具有维新变法思想的,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又必须依靠发展资本主义教育;要建立资本主义教育制度首先就必须反对和改革封建主义的、培养封建官僚后备军的科举制度。梁启超认为这是变法图强的必由之路。总之,在梁启超看来,只有变法,改科举,兴学校,育人才,才能开民智,使国家富强,摆脱民族危机。

二、废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兴学校、建立近代教育制度

梁启超是一名举人,本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但同时也遭受过科举制度的磨难,对科举制度的陋习和烦琐的程式有着深刻的感受,亦深刻认识到科举制度与社会发展的矛盾。他指出:“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蔽皆由此。”[2] 因此,他极力主张变革科举,说:“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2] 同时,他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他列举八股取士的危害,他说:“科举之试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 [3],因此选取的人,于“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 [3],甚至官至公卿高位,“多有不识汉唐为何朝,贞观为何號者?至于中国之舆地不知,外国之名形不识,更不足责也。”[3] 因此,他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向光绪帝建议“将下科乡会试及此后岁科试,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3] 梁启超不仅要求改革科举,还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即“合科举于学校”;“多设诸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4] 这些主张无一不反映了梁启超废除科举、改革封建教育体制的主张。在不久之后的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这虽不是梁启超个人的行为,但他改革科举制度中作出的贡献,是值得我们汲取的。

科举制的废除在很大程度上扫除了近代教育发展的障碍,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近代的教育制度是与近代的学校教育密切相关的,因此,许多近代学者都高度重视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的领袖人物,他也十分重视学校教育。他倡导在全国范围设立完整的各级各类学校,并提出一系列建立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设想。梁启超是较早设计出中国近代学制的教育家,他认为中国欲求富强,根本之途必须从实行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入手。因此,他在《教育政策私议》中,他模仿日本的学校教育制度,按照儿童身心发展的状况设计了一个国民教育制度体系。他拟定了《教育期区分表》,指出不同年龄阶段青少年的生理心理特点,诸如知、意、情、身体、自观力等方面,以此作为划分教育阶段的标准。他所制订的教育制度,可以认为是梁启超独立研究西方教育制度的结果,也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根据年龄特点制订的教育制度。

同时,在梁启超“开学校”的教育主张中,他特别重视“政治学院”、“师范学校”和“女子学堂”的开设,它显示了一个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教育改革家的真知灼见。他认为要变法改革,只培养懂得近代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有一支具有维新变法思想的、有才干的、懂得政治法律的、会管理国家行政的专门队伍,中国的变法图强才能成功。因此,他反对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说,主张“政学为主义,艺学为附庸”,建议中国应效法欧美和日本尽速设立“政治学院”借以培养变法人才。他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就指出: “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中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因此,他在《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中主张,中国应效法日本,“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言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2] 梁启超的上述设想和建议不仅在当时是切合时宜的、有见地的,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为了改革和发展教育事业,必须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师资。梁启超曾有 “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 [2] 的感慨,为此,梁启超极力提倡师范教育,并把它当作是“群学之基”即各类学校的基础,并且说:“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 [2] 在他设计的《教育制度表》里就包括有从“寻常师范学校”到 “高等师范学校”,直到“师范大学”的比较完整的师范教育系统。不仅如此,梁启超还专门撰写的《论师范》一文,专门论述师范教育问题。可见,他对师范教育的重视。梁启超视师范教育为学校教育的“母机”,这个教育观点不仅是宝贵的,而且表现了他对发展教育事业必须抓住关键环节,具有深远的眼光。

女子教育是近代教育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中国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的影响。女子教育的问题一直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大顽症。梁启超作为近代维新派的代表、改良主义的先躯,主张男女平等,提倡女子教育,也是梁启超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他认为“男女平权,美国所盛;女学布接,日本以强。” [5] 他批判了封建主义的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腐朽教育观点,并斥责这种观点乃“实祸天下之道”。 梁启超把女子能否接受教育的问题提高到关系国家兴亡盛衰的高度上,认为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指出“欲强国必由女学”“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6] 。中国兴女学,已是迫在眉睫的大事。同时他明确的指出:“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6],认为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因此,他要求中国的有志之士“复前代之遗规,采泰西之美制”[11] 大力兴办女学。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梁启超以其超凡的气力提出男女平权提倡女子教育思想,可谓是我国教育思想中绽开的一支奇葩,馨香四溢。当然他的关于妇女教育思想中也残存着封建主义的东西,但这不能否定梁启超关于女子教育思想的进步性。

三、“趋变求新”的教育理论与“新民教育”的教育实践

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他处在社会大变革时代,受新旧两代思想的影响,一生都在新旧之间摇摆、调和,表现出双重性格的复杂性。虽然思想有过反复,但在总体上是激进的,是“趋变求新”的。在“教育救国”方面,他始终认为国家富强的根基在于文化教育,并且进一步认为教育改革是政治改革的关键和根本。他认为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只有进行教育改革才能救中国,传统八股取士制度必须得到改变,同时还必须向西方学习建立一套国民教育制度体系,以为国家的救亡图存提供大量的各类型人才。

梁启超在教育理论方面是激进的,是“趋变求新”的,而在他具体教育实践中,主要就是他的“新民教育”。 他在《论新民》一文中对“新民”的解释是: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曰,淬历其所本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缺一,时乃无功。”[7] 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造就国民”培养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民”。 他认为中国之弱在“人才乏绝”,而“欲振中国,在人才”。但人才必须是“新民”,“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思想、新精神。

从梁启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新民”,不应墨守固有传统文化的成规,而应对固有文化加磨砺扬弃,从中出新;不应一味全盘照搬外國的东西,而以其补足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没有的内容,从中求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认为,提高中华民族的基本素质乃是实现中国近代化、使中华得以振兴的前提和基础。

梁启超的教育言论丰富而广泛,绝非短短数千言、寥寥几个条目所能包含的,本文以上述三个层面阐对其教育思想进行了阐述,意在说明梁启超在近代教育转型时期所起的筚路蓝缕的开创作用。从教育实践上看,梁启超或许无法与张謇、蔡元培、陶行知相比,但他在近代教育制度的开创和教育理论的建立方面,可谓先行一步,独领风骚。尤其是梁启超突破了洋务教育人才观的思想局限,提出了培养具有近代政治意识和道德品质新国民的教育目标,(下转184页)(上接168页)从而把晚清教育改革提高到普及国民教育的高度上,贡献极大,影响深远,亦非他人可比。正如现代学者所誉:“梁启超堪称是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奠基人” [8]。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2.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9:9-106.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9:27.

[4]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923.

[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9.

[7]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221.

[8]黄敏兰.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梁启超[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责任编辑/ 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