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学关照下的文化超越

摘要：雷祖威、任璧莲与谭恩美是当代华裔作家阵营中试图突破美国主流文学对华裔作家文化隔离的一批主力军。论文分别选取三人的代表作品《触礁的爱情》、《谁是爱尔兰人》、《沉没之鱼》为分析对象，通过对小说中叙事视角转换、反讽手法和不可靠叙述的分析，试图修往国内在华裔美国文学批评研究中存在的重文化轻文学的缺陷，凸显文本文学性与文化性的互涉性，阐明作者借助不同叙事策略以增加文本张力及其如何与小说主题表达相得益彰，从而完成对当代美国社会文化现实问题的关注。

关键词：文化超越；叙述视角转换；反讽；不可靠叙述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63（2012）2－0009－06

长久以来在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记忆和想象里的中国题材和中美文化认同的二元对立总是占据着文本的核心位置，“中国执念”（Obsession with China）成为小说的标签，非华美题材成为华美文学的禁区。伴随着美国文化多元化浪潮的洗礼，这种奠基式的文学关注和与之相应的叙事策略，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绽放异彩的雷祖威、任璧莲与谭恩美笔下可以说基本已经无处寻觅。这几位将自己的写作根植于个人体验的物质性土壤中，试图超越非此即彼的文化身份，创作出具有“人类学”意义的作品。在文本中他们将文学再现进行最大程度的修辞化和中介化(mediation)放大，让读者在文本文学性和文化性的互涉纠缠中去体悟作者文学叙事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对于这一文学动向国内评论界进行了多方面的解读，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该转向的认识和理解。宏观的视角，赵文书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在华美文坛上的X代小说家的作品；蒲若茜从“越界”的角度探讨20世纪末华裔美国文学的主题演变，以期展示华裔作家的创作动机、文化态度和立场以及作品丰富的思想内涵。微观的视角，马岩以文化身份问题为切入点探讨了任璧莲的两部代表小说，探讨其作品为华美文学的整体发展所带来的启示［1］。这些研究，大部分文本评论都集中在文化、身份和族裔话题上，鲜有对华裔作家作品的文学性和文化性的互涉性做出详尽系统的分析。而借助叙事学理论，对新一代华美作家的代表作，即雷祖威的短篇故事《触礁的爱情》（1987）、任璧莲的小说《谁是爱尔兰人》（1999）和谭恩美的小说《沉没之鱼》（2005），进行文本的横向联合审视，从“视角转换”、“反讽”和“不可靠叙述”角度来探讨叙事策略如何与小说主题表达相得益彰，阐释作品是如何达成主题思想和艺术手法的完美融合，能够一定程度上勾勒出当代华美小说创作的基本轮廓、关注点和大概走向。

雷祖威：视角转换下的潜文本

雷祖威从一出道便被看作是一位“出于华裔而超越华裔题材”［2］的优秀作家。早期，由于关切作品的出版，他被动淡化自己小说中的族裔性，直到第四篇小说《触礁的爱情》才开始出现第三人称的中国人名。与1980年代的大多数华美小说相比，该作品令人眼前一亮。它以华人男子和白人女性的情感纠纷为题材，一改赵健秀为代表的单刀直入的战斗文风及汤亭亭为代表的如梦如幻的中国故事叙述，深入刻画亚裔长期以来因为族裔歧视所承受的内心创伤，将“愤怒和怨艾通过咄咄逼人的文字投射成为一张情节和人物交织的网”［2］。1990年代以前的华美作家往往采用族裔真实性（ethnic authentication）策略来进行文化抗争，通过在文学作品中强调文化遗产来对抗文学宰制从而获得话语权，其作品往往携带明显的矛盾情结和艺术模糊性。雷氏的创作则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线，其作品中族裔身份历史不再位于前景，小说本身的文学性得以凸显。在《触礁的爱情》中，他通过叙事视角的不断转换凸显了小说的不确定性与超现实特点，深度描绘了后现代社会中普通人的焦虑和绝望情绪。

《触礁的爱情》采用了多角度视角转换手法描写了一个华人男性与白人女性之间的爱情悲剧。一万多字的短篇被分为十个小节，每个小节都变换一次叙事视角。小说的2、5、7、10节采用了第三人称有限视角来展示故事的主要结构：失业后的巴迪和情人在汽车里偷偷约会；巴迪杀死了妻子，将其冰冻在浴缸之中；巴迪得知情人已弃他而去，立刻开车向情人家驶去，试图劝说情人和他回家向死去的妻子摊牌；朋友发现巴迪的妻子已死，巴迪冲出家门……主要情节穿插于其它叙事之中推动故事情节的展开，有助于读者更好地解读小说。其它六节，分别是由巴迪的同事、情人的好朋友、妻子的父亲、情人、情人丈夫和妻子的朋友充当第一人称叙事者，从多个角度补充说明巴迪和妻子情人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感关系在他们意识层面的投影。

从解读程序上来看，读者在此往往会提出这样一个疑问：既然巴迪的妻子已经死亡，为什么巴迪还非要那么执著地要求他的情人来到他的家里向妻子示威呢？然而，若仔细考察作品中的视角转换，就能看到《触礁的爱情》不是一个简单的由嫉妒引发的个人行为反常的悲剧，而是具有深层社会悲剧性。作品间隔地换用巴迪及其亲朋的有限视角，让读者直接通过他们的意识来感知巴迪的世界。读者随着叙事者对巴迪进行内省和外察。焦虑是巴迪自身的情感，而叙事者却有意将其外在化，在巴迪的第三人称和其他人物第一人称有限视角的交替呼应下巧妙地完成“个人焦虑——数百双看不见的眼睛——社会歧视”的置换。将焦虑比喻为“数百双看不见的眼睛”、“团团围住犯人牢房的铁栅栏”。雷氏通过视角转换下的置换（焦虑——失业和妻子的出轨）和因果关系的作用（无法在社会上立足——社会歧视）等一系列手法，将人物的内在情感（焦虑）微妙地置换成为社会迫害力量，人物成了社会歧视的受害者。同时他的朋友、妻子和岳父都在有意无意中成为实施歧视的工具。他的妻子背着他出轨，当她最终坦白时，她说话的口吻平静得就像在背一个熟悉的菜谱；朋友在辞退员工名单上打上了本可以跳过的巴迪的名字，使他失去了工作；岳父认为巴迪是粗野的外国人，在发现女儿的外遇之后和她说别有罪恶感，她只不是回归本性而已；情人并不爱他，喜欢的只是他的钱。通过多重视角的交互作用，故事叙述将巴迪朋友、情人、岳父对巴迪的外察与巴迪的焦虑意识融为一体，齐声奏出巴迪这一社会受害者的哀歌。

倘若读者将视线局限于巴迪本人，局限于其自身的行为思想，那么就难以感知显文本之下的离散族群生存悲剧的呐喊。但如果读者能够透过纷繁的叙述视角意识到作品意欲表达的是美国主流社会对离散弱势群体的迫害，就不难同作品中巴迪的“焦虑感”产生共鸣。巴迪心中这种无时不在的“焦虑感”实际上就是离散族群被异化的恶果在个人心中留下的挥之不去的阴影，同时也是小说中所有人物普遍生存状态的写照。雷氏这种对当代美国社会文化的深刻反思及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使他“超越了族裔文学的藩篱，扩大了华裔文学的叙事空间与内涵”［4］，引发人们对当代美国社会普通人生存状态的严肃思索。

任璧莲：反讽艺术中的文化协商

如果说雷祖威的艺术感染力源于无处不在的焦虑及绝望情绪的话，那么任璧莲的小说叙事则是“以幽默代替控诉，以欢乐代替优势，充分反映新移民生活中比较轻松的一面”［5］。任氏突破以往中美文化认同的二元对立模式，将其探讨的对象扩展到美国社会的犹太裔美国人、非裔美国人、爱尔兰裔美国人，引导读者从普通人的角度来重新思考族裔冲突和融合，追求在文化多元的环境中达成多元和谐共处。任氏从其离散经验的物质性土壤中汲取养分，同时又将文学再现进行最大程度的修辞化和中介化放大，使其擅长展示的离散身份的不断建构性和金色幽默成为中外研究者的研究热点。因此，任氏的读者必须揣摩其离散身份概念和艺术原则的关系，进而体会其文学叙事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谁是爱尔兰人》通过反讽叙事手法的运用凸显了小说的金色幽默，再现了她对离散族裔身份超越问题的深度思考。

不难看出，小说的题名具有明显的反讽意味。一位思想传统的中国老太太最后竟然成为了她自己经常讥讽的爱尔兰人。故事开篇，祖母便告知读者自己的外孙女是一个很粗野的混血儿，一点都不像她的女儿，也不像她。紧接着她又说到自己和女儿都很厉害。与之相对照，读者在小说的通篇叙事中无法找寻到希家人粗野的痕迹。但出人意料的是，祖母得出的结论却是孩子身上所有优秀的中国成分都已经被希家人野性的爱尔兰成分吞没了。叙述者独白的话语声音和其中无所不在的反讽拉开了读者与叙事者的距离，因此读者一直感受到一种反讽性张力，更加强烈地感受到祖母对爱尔兰人的偏见。

全文通篇采用祖母的有限视角，叙事随着祖母的意识向读者逐次展开。读者首先观察到小说中女性较高的社会职业地位与男性靠救济度日之间的强烈反差。从表面上看，祖母在搬来与女儿居住之前曾经开过一家餐厅，女儿是一家银行的副总裁，拥有一幢漂亮的大房子。祖母的亲家母在生病之前是一家大公司的执行秘书，工作非常的复杂，但她的儿子们却靠着福利、解雇费或残疾费生存。这种男女在事业上的反差对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祖母来说是无法理解的。在祖母的心中乡村牧歌式的男耕女织、勤劳致富才是人生的真谛，她不明白为什么女儿要疲于奔命，而女婿却找不到工作。为了加强对比效果，祖母说到就连黑人现在都工作得很好呢。但若仔细阅读，则会发现祖母的困惑其实反映了典型中国移民家庭的两代冲突和中国移民的生活境况的提升。出生在美国的女儿，从小受到美国文化的浸淫，在骨子里是极度认同美国文化价值观念，崇尚个人的追求和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才会不断地为事业而奋斗，实现自我价值的超越。另一方面，通过将社会双重弱者代表华裔女性的成功和双重强者白人男性的无能相对比，真实地反映出华人社会地位的提高。随着多元文化浪潮的洗礼，华裔在美国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他们走出华人街，接受良好教育，与白人通婚，颠覆了刻板的美国华裔形象，与此同时他们愈加小心翼翼地来保有自己的“模范少数民族”形象，博得白人的“种族主义之爱”，从而模糊了白人社会的中心和边缘界限。

任氏通过遣词造句，刻意制造出希家兄弟与他们的母亲对待祖母挖苦外孙女肤色截然不同的态度。索菲亚长得很漂亮，漂亮的黑头发和黑眼睛，一切都很好，就是肤色有点褐色，这让约翰一家很惊讶。他们开玩笑说小姑娘的名字应该叫索菲亚·褐色（brown）。任氏通过“转喻”（metonymy）和“反复”（repetition）强化了希家兄弟对小姑娘褐色皮肤的反应。文中他们“惊讶”的反应被重复了三次。任氏通过“反复”让读者身临其境，仿佛面对着充满疑惑的希家兄弟，同时还将他们的议论比喻成颠来倒去的圣诞树火车，没完没了，意在突出希家人的过度反常。叙事者显然希望通过这种反常，来反讽性地暗示希家人对索菲亚外表上更靠近中国人的懊恼。其实索菲亚作为一个混血儿，皮肤呈褐色是非常正常的，但祖母非常气愤这种议论，不理睬希家人的美国式词语幽默。于是有一天她运用“反语”说也许约翰不是索菲亚的父亲，让那辆火车刹了车，失事了。从此那帮兄弟再也没提褐色这个词，由此反讽张力达到高潮，而族裔文化背景不同的两代人之间的关系也面临着破裂的危险。接下来，任氏将亲家母的反应与希家兄弟进行了对比。贝斯没有将祖母的话放在心上，相反她劝慰祖母不要生气。两位老人互相敞开心扉，用一颗宽容的心去体谅对方。双方都认同儿女的跨族裔婚姻，而其可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两位老人家早都预料到了。在贝斯看来她的华裔儿媳跟白人一样出色，而重男轻女的祖母也认识到了女儿的可贵，同时她们对这桩跨族裔婚姻的果实即一个有点黑的孙女都很珍爱。所以当祖母说她也不知道孙女怎么会这么黑时，两位老太太都大笑起来。笑声包容了一切分歧，淡化了同为离散族群之间的对峙，这也与希家兄弟对褐色采取的惊讶态度形成了强烈对照。

小说的结局也颇具反讽意味。在祖父去世时祖母向他保证不让这个家分开，但由于对待孩子教育的分歧，她却不得不与女儿分开居住。像许多短篇故事一样，任氏也赋予了故事出人意料的结局。可以说，《谁是爱尔兰人》中的结局具有多重反讽意义。在祖母被迫从女儿家搬走以后，女儿感到很难过，有时候会哭，倒是祖母在说一切都会好的。而最出乎读者意料的是祖母居然和她的亲家母即一个爱尔兰人住在了一起，由此产生了戏剧性反讽，凸显了文化的冲突与文化融合之间的错位。对于读者预期而言，最不可能的事竟然发生了。贯穿全文的是，祖母对她的爱尔兰亲家一家总是极尽揶揄。孩子的粗野、希家兄弟的生活状态、女婿的名字都是她数落的对象，嘴上总是爱尔兰人这爱尔兰人那的。而最后祖母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逆转。当希家的儿子问祖母何时回家，亲家母说祖母是常住居民，哪儿也不去。祖母自己也成为了一个荣誉爱尔兰人。值得注意的是，任氏在文末又重复了一次祖母永久居民的身份：“哪儿也不去，我听到这话重复了一遍又一遍，那是贝斯的声音。”［6］为了突出其在读者阅读心理中的地位，该句还特别使用加粗格式。爱尔兰亲家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了祖母，而祖母也改变了自己对爱尔兰人的偏见，融入了他们的生活，其乐融融。在《谁是爱尔兰人》里，任氏“发出不以抗争为目的的声音”［7］，用她独特的反讽幽默来缓和离散族群之间的矛盾冲突，以乐观的态度来审视离散文化之间的交融，为华美文学写作开辟了一个新的探索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