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燕赵文化探微

摘　要：燕赵文化是华夏地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地处平原地之农耕文化又与北方民族的游牧文化有广泛的交往，在秦汉时期燕赵地区的文化激荡着一种慷慨悲歌、任侠尚义的情怀。与此同时，燕赵大地产生了许多文学大儒，他们的文学成就给这里的文化增添了别样的色彩。

关键词：燕赵文化；慷慨悲歌；儒士风范

文章编号：978-7-80712，-402-3(2010)05-082-02

燕赵文化属于区域文化的一种，燕赵区域的主体是南以黄河为界、东以大海为界、西以太行山为界、北以燕山山脉为界这样一个四至范围一燕赵区域不仅仅包括战国时期燕、赵两国的疆域，还包括在燕、赵两国中间的另外一个大国中山国，虽然燕赵区域以战国时期燕、赵两国的疆域为主体，但是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政体的建立，各地区间的文化进一步融汇，燕、赵、中山的诸侯文化逐步向整合的地域文化发展，整体性特征不断加强。

一、她理文化

文化是人类的精神和物质共同创造的，是人类在与自然的斗争中自觉创造的第二环境，也是特定范围内人们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内容极其丰富包括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等等。燕赵文化作为一种特定的区域文化，一方面从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上来看，这里是一片平原，属华北大平原的北部。燕赵文化是一种平原文化和农耕文化。在民族上则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燕赵文化作为一种典型的区域文化，它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其地位相比中原、齐鲁各区更具重要性。平原地区汉民族农业耕作方式是古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基础，同时也占据了古代文明的主体，而它的兴盛与衰落就直接关系到中国古代文明的延续和现代化转变的现实。在此过程中，燕赵区域在其兴盛时期担任着整个北方基本农业经济的重任，在其衰落时期又是北方各民族融合与冲突的地区。另一方面从文化特征来看，燕赵区域也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这便是慷慨悲歌、尚义任侠。“慷慨悲歌”一语可以用来形容这个地区的人物和现象，但历史上，它是在燕赵区域，慷慨悲歌却已是特殊的标志。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谈到燕赵地区时以“民俗狷急”、“悲歌慷慨”目之。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中除引述司马迁分析外，还记载：“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踮足，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所以，燕赵区域的文化特征就是慷慨悲歌，也只有慷慨悲歌才是燕赵区域的文化特色。

二、人文环境

燕赵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慷慨悲歌。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战争不断，燕赵北边因与草原游牧民族交接，由此造成了尚武、骠悍的民风。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引朱赣的《风俗》论述各地民风的不同是“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燕赵人传承一种“任侠尚义、不事农商”的尚武遗风，使燕赵大地出现了很多慷慨悲歌的壮士、义士，行诸于诗文便形成了慷慨悲歌这一鲜明特色。燕赵地区对于整个中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守之可以抵御外敌的入侵，失之则中原之地不保，自古便是群雄逐鹿之地。

班固在论及这一地区时还特别强调了历史传统对文化的影响：“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取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稍颇止，然终未改。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秦将王翦功破赵国，俘虏赵王，正向燕国边境压进之时，燕国危在旦夕，太子丹访得荆轲，即尊为上卿，派他到秦国行刺，目的是要荆轲劫持秦王逼迫他返还其他诸侯的失地，如果不成功便把秦王刺死。荆轲冒死毅然前往在事情败露之时，被重创八处壮烈而死。“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与燕太子丹立下的誓言还飘荡在燕赵大地上，他言出必行，为救燕国于水火之中而舍生取义，奏出了一曲慷慨悲歌。燕赵地区之人与胡人有密切的交往，其中最具典范意义的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向北进攻中山国，进军途中由于兵服厚重而使整个军队行动不便。最终赵武灵王把目光投向了赵国北面得胡人部落，准备着胡服上战场，期间也遭到众大臣的非议，但赵武灵王并不气馁，晓之以利害并发布了“胡服令”。全国上下改易胡服，教授骑射功夫，推行尚武之风，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三、文学氛围

燕赵地区的位置使得齐鲁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有了相互交融的机会，同时也使燕赵文化可以吸收百家之长，形成独具魅力的文化形式。既有尚武遗风，又多大儒文豪，如燕人韩婴传授《韩诗》。汉文帝时，韩婴进朝廷做《诗经》博士，一时间，学者竞相追随，形成了红极一时的韩家诗派。汉景帝时，韩婴任常山宪王刘舜太博，在常山传授《诗经》，燕赵之地许多学子学习了韩家诗。据《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所载，韩婴的作品有《韩氏易传》两篇，有关《诗经》的有《韩故》三十六卷，《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

西汉时期河间献王树立了“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风范，对当时经学的发展和传承做出了贡献。作为诸侯王的刘德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之举而不平，于是他广纳贤士，对先秦典籍进行收集校正。刘德经过长期的搜集整理，他的藏书可谓丰厚，所得皆先秦古籍，又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仪，山东的儒士多随其游学。刘德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在他的领导之下燕赵的经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具有重大文学价值的《毛诗》。赵人毛苌流离失所到河间国去传授师承的《毛诗训诂传》，备受刘德重用并立其为《毛氏诗》博士。只是汉武帝已经立了《诗》博士，分别是齐、鲁、韩三家，使用当时文字著成，即后世所谓的今文诗。毛苌只能在河间国传授《毛诗》，后来出任河间太博，越来越受到各地学子的承认，随即得到广泛的流传。汉平帝五年，《毛诗》与《左氏春秋》等被立为朝廷的官学，从此《毛诗》作为古文经学的地位凸现出来，并显示出文化与政治的魅力。而曾经流传最广的齐诗到建安以后因无人教授亡佚了鲁诗到西晋时也逐步退出文坛；韩诗也渐渐衰微，只有《毛诗》最终成为了《诗经》的代表，经过后代学者的整理使之融会贯通，流芳百世。

东汉涿郡安平崔氏是燕赵地区著名的文学世家。东汉初期的崔篆被幽州刺史举荐，而他自己自觉愧对汉室，终辞官不做，著《周易林》十六卷，六十四篇，以一卦演变为六十四卦，每卦之下都有韵文爻辞。临终时做《慰志》，思想深邃，文辞整饬，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同时也为其家学奠定了基础。崔篆之孙崔驷博学伟才，贯通古今，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齐名。崔驷曾模仿杨雄的《解嘲》作《达旨》以表达其对治学和做官的认识，引经据典，通古今之言，思想深刻，抒写了文士的高洁品质。汉章帝巡狩五岳之时，崔驷献上《四巡颂》在赞扬天下太平的同时揭示了治国安邦的道理，并因此受到皇帝的赏识。其一生著述丰厚，名扬文坛，还增补了杨雄的《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后世崔蹇、崔烈、崔琦等均博学多能，著述颇丰，可见崔氏家族世代文宗的地位。正是由于崔氏深厚的家族渊源才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学大儒，终成为燕赵文学的代表群体之一。

秦汉时期燕赵大地独特地理和人文环境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慷慨悲歌、好侠任游的燕赵人，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互交融的阵地。燕赵之地儒风布流，产生了许多鸿儒文豪，沉积了独具魅力的文化底蕴。燕赵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班　固.汉书[M].中华书局，1962.

[2]张京华.燕赵文化[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3]周桂钿.秦汉思想史[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4]王会昌.中国文化地理[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