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深入理解

摘 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经历了几个明显的变化过程：党和国家根据不同时期、不同进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分别在党的八大、社会主义曲折探索期、十一届六中全会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过论述，这是党和国家理论、路线、纲领政策设置的根本依据。新时期，党的十九大对于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科学论断，有其科学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在新论断下，有“变”与“不变”两方面的体现，相对于党的十九大以前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一历程中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矛盾的体现，可喻为文章的“上下篇”关系，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 主要矛盾 转化 依据 “变”与“不变”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过程

（一）党的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定

1956年9月，在国民经济恢复之后进行“三大改造”即将完成之际，我党正确分析了当时国内主要形势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变化，指出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八大提出了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把国家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还提出对于经济建设的总方针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党的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其能够对国内形势作出正确的分析，恰当地提出将党的工作重心从革命转移到建设上来，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提出调动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虽然由于建国初期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经验不足，致使党的八大的一些正确的思想未能坚持下去，但其重要文献的指导意义对后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有重大的思想启迪作用。

（二）社会主义曲折探索期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定

毛泽东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發生改变开始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随后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继续坚持毛泽东的判断：“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2]由此，我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主要矛盾的判断就偏离了党的八大的正确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偏移。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将阶级斗争又重新提到党和国家的主要工作计划中，把作为过渡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定位为整个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界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并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于“文革”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不再提起，1979年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回答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3]

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明确阐释是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全会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4]十一届六中全会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进行了适当的创新，把原“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表述改为“落后的社会生产”，这就在更广的范畴内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合起来，对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行科学界定。随后，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继续坚持十一届六中全会的科学界定，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基本上沿用上述关于我国社会发展阶段、主要矛盾、中心任务的提法。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五中、六中全会基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认识，提出“三个没有变”，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5]

二、党的十九大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界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6]这是自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后第一次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新的重大判断。

（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重大判断，是我们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综合统筹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等方面，从党和国家发展全局出发进行思考而得出的正确结论，具有深厚的理论依据和坚实的现实基础。

1.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依据。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人类社会运行发展也是由众多矛盾运动变化发展而取得进步的。同一社会形态不同发展阶段，基于社会发展程度和重点不同，其社会阶段性的主要矛盾不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物质资料生存方式的改变，社会主要矛盾也会不断变化发展。我们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和方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得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阶段性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论断，是我们党坚持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思想路线的科学判断，具有与时俱进、发展创新的重要特征。

2.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实践依据。第一，原有的“落后的社会生产”的提法已经不能真实呈现新时代下的中国现状。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总体发展大局，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确定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将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最终使我国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社会发展取得全面进步，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可以客观地论定，我国现阶段已经基本摆脱了原来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状况，总体生产力水平稳居世界前列。第二，原有的“物质文化需要”已经不能完全表达人民群众对于现实生活的基本诉求。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7]在基本的物质文化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多层次的和多方面的，除了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外，在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高效、和谐永续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第三，“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恰当地反映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规律。当下对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影响因素很多，但主要制约因素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如不同领域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不同群体之间都存在发展不平衡、差距过大的问题。而发展不充分则体现在整个社会的发展总量尚不丰富、发展程度尚不够高、发展态势尚不够稳固等方面。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下的“变”与“不变”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论述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时明确提出“两个没有变”，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6]我们在研究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论断时，必须把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问题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没有变的问题统一起来进行思考和研究，才能对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方位下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重大政治论断进行科学的把握。

1.对所谓“不变”的科学把握。“不变”是指我国基本国情未变，我们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党的十三大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科学论断。党的十三大指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我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社会的背景下，没有经过系统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的过程，必须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完成许多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成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生产能力显著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但是我国依然没有實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我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2.对所谓“变”的科学把握。“变”指的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不同阶段的阶段性变化。邓小平同志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设定时间很长，指出初级阶段至少持续上百年的时间。社会主义建设之初的中国处于“一穷二白”的境况，国民经济总体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相差悬殊，在亚洲也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而周边却出现了“亚洲四小龙”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真实对照。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逐渐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逐渐建设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此时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世纪之交，我们达到总体小康水平，新世纪我们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前进。而“总体小康”和“全面小康”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特征的表现。党的十九大深入分析新时期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作出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重大政治论断，有利于更好地解决深层次的矛盾问题，更好地指引各项工作全面展开，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上篇”和“下篇”

如果把十一届六中全会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论述看作文章的“上篇”，那么党的十九大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论断就是文章的“下篇”，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对于社会革命同一革命两个阶段的论述类似，只有上篇写好了，下篇才能很好地继续，只有先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才能解决好“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两种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阐述，都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程中不同阶段的不同阶段性特征的反映。既然新时代对于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阐述，没有超越初级阶段国情的范畴，因此解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的根本出发点依然是发展生产力的内容，从最基本的国情出发，科学规划、合理设计，走循序渐进而又快速发展的正确发展之路。

（作者单位为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作者简介：于广霞（1982—），女，辽宁建平人，硕士研究生，副教授，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6卷）[M].人民出版社，1999：223-224.

[2]段治文，帅瑞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概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156.

[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版）[M].人民出版社，1994：182.

[4]姚润皋，林源.邓小平实事求是哲学论[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180.

[5]王东红.三个“没有变”的提出、内涵与意义——兼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J].江汉学术，2013（06）.

[6]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DB/OL].人民网-人民日报，2017-10-28.

[7]刘花茹，徐嘉祥.论马克思主义在农村的大众化[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