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左翼乡土小说的历史价值、局限及当下意义

摘要：左翼乡土小说自诞生之日起逐渐地将乡土小说引向革命化和政治化的创作道路，从而赋予乡土小说明确的政治内涵和强烈的斗争色彩，实现了继五四乡土小说之后的重大转折，在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贡献。左翼乡土小说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在人物塑造、创作手法和艺术审美等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作为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创作的重要一环，左翼乡土小说自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对于当下的乡土小说创作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左翼乡土小说；历史价值；局限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3-0106-07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科基金項目“左翼文学的本土化转向及文本形态研究”（HB17ZW015）；河北师范大学博士基金项目“1930年代左翼文学本土化转变研究”（S2016B01）。

作者简介：田丰（1981-），男，河南新乡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华东师范大学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左翼乡土小说自诞生之日起便开始将乡土小说引向革命化和政治化的创作道路，赋予乡土小说明确的政治内涵和强烈的斗争色彩，对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乡土小说创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也正因为左翼乡土小说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内涵和政治指向，对其所作的评价往往会受到政治环境和社会语境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不过毋庸置疑的是，作为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重要一环，左翼乡土小说也自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对于当下的乡土小说创作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左翼乡土小说的历史价值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左翼十年无疑是光辉的十年。这十年中左翼文艺创作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作家们努力反映农村生活，歌颂土地革命，描写武装斗争”[1]，甚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左翼文学创作“是以农村生活为基调的”[2]。左翼文学单就小说而言除了茅盾的《子夜》等少数作品取材于城市外，大多数都是乡土小说。左翼乡土小说家将乡土小说创作从五四乡土小说家所擅长的对乡村衰落和农民苦难的叙写转向对于农民阶级意识和斗争精神的揭示上来，实现了继五四乡土小说之后的第一次重大转折，在五四乡土小说和解放区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乡土小说之间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在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史上有着特殊的贡献和地位。正是在左翼乡土小说家和京派乡土小说家共同努力下方才促成中国现代小说“从二十年代早期以城市为背景的自传体裁转变到三十年代以后描写农村范围的乡土文学”[3]，但相较而言，由于中共意识形态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因而左翼乡土小说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京派乡土小说。然而，深究其实，左翼乡土小说并非单单因为“迎合”了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而获此殊荣，而是缘于其自身有着独特的价值和内涵。

其一，左翼乡土小说家以激进的政治态度和强烈的革命意识开拓了新的表现领域和取材范围，率先将乡土小说从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和个性解放引向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将阶级叙事与启蒙叙事融合在一起，开创了革命的乡土小说的创作潮流，将乡土小说与革命实践、政治活动紧密联结在一起，对于解放区和十七年乡土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左翼乡土小说家有着明确的政治倾向和鲜明的阶级意识，他们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和政治功用，自觉地将乡土小说纳入到革命文学的轨道，使其服务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事业，为宣传中共的革命宗旨和方针政策做出了突出贡献，有力地配合和促进了土地革命的展开。相较于同时期的其他乡土小说家而言，左翼乡土小说家承受着巨大的危险和压力，就连最基本的人身安全也毫无保障。国民党不仅查封了大批左翼乡土小说，而且还于1934年6月颁发了《图书杂志审查办法》以防患于未然，明文规定图书杂志在正式付印前必须先经过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后才能刊印，否则便要予以处分，由此使得许多宣扬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的小说作品即便侥幸过关也往往被改得面目全非。因而左翼乡土小说家能够冲破国民党设置的森严文网并在1930年代的乡土小说创作中占据一席之地实属不易。左翼乡土小说家继承并发扬了鲁迅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硬骨头精神，自觉地将文艺创作与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相结合，在白色恐怖和高压政策下用鲜血凝成了充满战斗性和火药味的文字，既有力地配合了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同时也为乡土小说注入了激情和活力。众所周知，夏志清对左翼文艺颇多垢评，但在评论张天翼的作品时他却说过，“正因为张天翼对于左翼的文艺观，趋附从不置疑，这种道德上的承担，使其成就更属卓越”[4]181，而同为1930年代高产作家的沈从文的小说与之相比则“缺乏了张咄咄逼人的力量，以及粗犷的风趣”[4]183。

左翼乡土小说家有着强烈的悲悯意识和同情精神，他们真切地关心和爱护底层大众，致力于创作出能为大众理解和接受的小说文本，此种对于底层民众的关怀意识是值得赞扬的。左翼乡土小说家在取材时从一己情感之狭小天地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因而在视野得以扩大的同时也提高了创作实践能力，开始从“离社会，向‘向社会’，从个人主义的虚无，向工农大众的革命的路”[5]，引领了乡土小说创作新的潮流。

其二，左翼乡土小说家以平视乃至仰视的态度看待农村和农民革命，既深刻地揭示出农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专制统治下所承受的深巨苦难和悲惨遭遇，同时也表现了农民所进行的英勇抗争和革命壮举。

中国虽然是传统的农业大国，但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文学作品中却一直以来都处于被忽视和边缘化的地位，自鲁迅为首的五四乡土小说家出现之后才开始将农民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但由于当时农民尚未被动员起来从事革命活动，加之受限于作家主体启蒙意识的影响，致使农民呈现出的往往是愚昧无知、麻木不堪的落后面目。自左翼乡土小说家始方才正面地描绘了农民革命意识的觉醒以及在中共领导下所进行的革命斗争，而在五四乡土小说家笔下农民即便敢于抗争也常常像阿Q那样处于冥顽不化的状态，并不属于真正的革命活动。五四乡土小说家虽然对于农民的苦难也感同身受，但由于当时正值五四落潮期，即便倔强如鲁迅者也在承受着荷戟独彷徨的苦闷和孤独，“面对一天天衰败的乡村，他们对自己的热血反抗，对自己理想翅膀的受挫，起了怀疑，有了负疚，增添颓唐”[6]。左翼乡土小说家虽然处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期，但他们却大都有着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必胜的革命信念，更加“注重从‘政治化’、‘阶级性’、‘政治革命’的角度来看问题”[7]，从而使得小说文本中的农民形象与五四时期相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有论者指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有一个阴暗悲惨的基调，从而让“乡土成了一个令人窒息的、麻木僵死的社会象征”[8]，但左翼乡土小说却是个例外，总体上显现出的是光明振奋的基调。自左翼乡土小说家起才真正开始有意识地想要走向民间，走向大众，在乡土小说文本中基本去除了对于乡村美化和诗化的文字，以锐利的笔触刺向地主豪绅和官僚军阀。五四乡土小说中虽然也不乏对农村衰落和农民凄苦命运的揭示，但五四乡土小说家往往有一种游子的心态，对于故乡风物和人事的讲述往往给人一种置身事外而淡漠静观的感觉。此外，五四乡土小说家集中地从思想文化方面揭露和批评了农民们的精神愚弱和灵魂脆弱，却没有深入剖析造成农民此种精神状态的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而左翼乡土小说家恰恰补上了这重要的一环，揭示出导致农民精神困苦和愚昧落后的根本原因，强调指出正是由于残酷的阶级压迫和物质剥夺才导致农民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被动地屈服在地主的脚下任其践踏和蹂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