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文学世家走出的女作家

在当今中国的女作家群中，王安忆的名字读者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她在文坛上也是最具魅力、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被视为盛行于中国文坛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创作类型的代表性作家。

知青岁月里的生活体验

王安忆祖籍福建，1954年生于南京，成长于上海。她的母亲茹志鹃是著名女作家，17岁参加新四军，后来专事文学创作，代表作有《百合花》《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等。父亲王啸平是剧作家、导演，新中国成立前就发表进步文艺作品，名震一时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就是由他执导的。王安忆走上文学创作之旅，深受家庭影响。

童年生活对王安忆而言是很美好的，家里有大量的书籍可以阅读。在父母亲的熏陶下，她喜欢文学、也懂音乐，各门功课都还不错。每次写完作文，母亲都耐心地辅导，旁边的父亲则进行幽默的点评。浓郁的书香氛围，给王安忆幼小的心灵播下了文学的种子。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母到“五七”干校劳改，课外阅读成为慰藉王安忆内心之痛的良药。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普希金、大仲马等作家的经典之作，她读起来如痴如醉。

1970年，16岁的王安忆中学未毕业，离开大上海，到安徽宿县农村插队。她从小在优越的生活环境里长大，来到贫穷而陌生的乡村，她备感迷茫。住在老乡家里，她老老实实地当农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夜深人静的夜晚，她在煤油灯下写日记、写信，以此表达对父母的思念之情。写日记在很多人看来可以随随便便，而她却写得认真，村庄里的男女老小，在她的笔端鲜活、真实、有趣。

知青岁月里，王安忆培养了和劳动人民的感情，加深了对生活与苦难的认识。对一名作家而言，这样的生活经历，也许正是创作的灵感源泉。1972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王安忆结束知青生活，考入徐州文工团，从事大提琴演奏工作。然而，她的兴趣是文学，工作之余笔耕不止。

“文革”结束后，王安忆终于有机会重返上海，在《儿童文学》杂志社担任编辑。创作初期， 她发表了报告文学《我的脸火辣辣的》《一支舰队的故事》《“司令”退职记》。很快，她迷恋起小说，并尝试写小说。1978年，她在《河北文艺》发表短篇小说《平原上》。见到样刊时，她兴奋得像一只小燕子，因为这是她的小说处女作。24岁的王安忆，还受到河北作家贾大山的赞赏，称她将来一定能写出名堂来。

渐入佳境的“井喷期”

为了进一步提升创作能力，1980年，王安忆来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前身）的学习。来到文学才俊扎堆的地方，她发现自己的写作还稚气未脱。学习期间，她除了向老师同学讨教，还写信和母亲交流写作心得。她曾把习作《幻影》寄给母亲，母亲提出了种种修改意见。而父亲王啸平则认为：人和人的创作思路不一样，让女儿大胆写就好。茹志鹃仔细一想，也连连赞许。王安忆在父母的鼓励下，创作中更是放开了手脚。

学习期满，王安忆依然回到杂志社，过着朝九晚五的日子，可这不是她想要的生活。当时，知青文学、伤痕文学引发社会关注，她也跃跃欲试。1981年，她按捺不住创作的冲动，“逃离”单位，跑到徐州创作小说《本次列车终点》。在这篇小说中她写道：“命运把你安排在哪里，你就把哪里的欢乐发掘出来，尽情享受。也许，这就是人生的乐趣吧。”当时，知青文学中充满痛苦、控诉、伤感，而这篇小说重点关注知青未来的命运，思想中充满乐观、奋进的正能量。

王安忆万万没料到该小说当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当时整个社会崇尚文学，初出茅庐的王安忆一举成名。1983年，她同母亲茹志鹃一起来到美国，参加爱荷华大学为期120天的“国际写作计划”文学活动。第一次走出国门，她的文学视野顿时开阔起来，可各种文学流派也令她眼花缭乱。她吸收西方小说创作的营养，同时明确了自己的文学立场：立足于现实的、本土的、审美的小说表达。

1987年，王安忆调入上海作家协会专事创作，这正是她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上世纪80年代的十年，是她小说创作的“井喷期”，《冷土》《人人之间》《小鲍庄》《我的来历》《前面有事故》《海上繁华梦》《大地苍茫》《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等作品纷纷问世。尤其是中篇小说《小鲍庄》，通过对一个村落和十多个人物的生存、命运与心理状态的立体描绘，表现了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善良、厚德，同时也批判了传统社会中愚昧迷信、知天顺命的劣根性。小说发表后，震惊了文坛，并获得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同时也被誉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

书写上海的世俗与诗意

上世纪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风起云涌，很多作家坐不住冷板凳，下海经商，离文学渐行渐远。王安忆却坚守小说阵地，精心打磨文字，把主要精力放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有人问：写长篇小说是不是需要极高的天赋？而她的回答是：长篇小说拼的是勤奋和定力。

1993年，她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这部具有先锋实验性质的小说，运用现实和历史、纪实和虚构交叉的形式，力求真实地叙述了“她”在生存空间中的方位和日常生活状态。而这部小说的内核，依然是写实手法，关注的重点是上海普通市民。

两年后，王安忆创作第二部长篇小说《长恨歌》，她把小说的故事现场追溯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小说以委婉有致、从容细腻的笔调，从一段被人遗忘的历史出发，刻画女主角王琦瑶在历史变迁中的曲折人生。此外，作品中对上海弄堂文化的呈现也十分精彩，浸润出无言的艺术张力。2000年，《长恨歌》被评为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然而，在创作中，王安忆从不固步自封，总是求新求变，以至于评论家很难把她归纳到哪一种风格中。进入本世纪后，王安忆相继创作了长篇小说《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夭夭》《遍地枭雄》《启蒙时代》《天香》等。由于这些小说的故事发生地无一例外是上海，以至于很多人认为她是上海文化传播的“代言人”。

近年来，王安忆注重在历史文化传统中吸取创作养分。2011年发表的《天香》就是一例。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地是1559年—1667年的上海，横跨明清两代。表面上看，小说全景式地勾画上海士绅家族申家的兴衰命运，而王安忆的真正的用意是，关注申家后宅女眷之手的“天香园绣”的工艺流变。为了创作，她拜访民间工匠、查阅过往报刊、考察作坊遗迹，她甚至还学习刺绣……小说发表后，有人把《天香》视为当代的《红楼梦》，可她认为，《红楼梦》的结局悲戚苍凉，而《天香》的结尾没有大痛苦、大悲悯，有的是大家闺秀洗尽铅华的安稳与平实。

王安忆曾经用“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原始部落”形容自己以及同道者缓慢的写作。恰如《天香》绵长遥远的由来，自有一种秩序隐藏在时间深处，想快也快不了。早在80年代初，王安忆心生好奇，毫无来由地想要去了解自己所居住的这座城市。她跑到上海图书馆和徐家汇藏书楼查阅书刊，到故纸堆中翻检。她何尝不知道网络搜索只是轻点鼠标的一瞬，但是，她更愿意在缓慢的翻检过程中体验一种经历，这经历便是生活，是写作者的人生。很多知名且成熟的作家，愿意将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划清界线。若以此区分，毫无疑问王安忆要归到前者。可是她向来不排斥对于一切优秀元素的吸纳，且尤其喜欢推理小说。英国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意大利作家马里奥·普佐、加拿大阿瑟·黑利……她觉得，西方小说之所以多伟大的鸿篇巨制，是因为西方小说家发展了坚固、严密而庞大的逻辑推动力，它与宏伟的思想互为表里。她认为情节本身会向作家讨要理由：“生活的逻辑强大严密，你必须掌握了逻辑才可能表现生活的演进。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你要不断问自己为什么，小说的想象力必须遵守生活的纪律推进，推到多远就看你的想象力的能量。”

她诚实地表示自己是“比较笨的写作者”，如果完全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没有经验过的事情，她很难去想象。即使是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长恨歌》，她最不满意的也是没有过任何经验的第一卷。可是到了纯粹依赖想象的《天香》里，她已经渐入佳境，在故事中左右逢源。

2014年11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推出了《王安忆经典小说集》（共八册）。王安忆的作品还引起国际文坛的关注，多部小说被译成外文。2013年她获得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除了创作，她还参与到各种文学活动中，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作协主席，兼职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指导学生从事文学创作。与青年学子在一起探讨写作，她觉得很有意义。

历程评述：

王安忆的早期小说主要是对个人自我经验的倾诉，上世纪90年代以后则着力于对人性和人的生命本相的探索，她善于以小事写大时代，对上海的把握与描绘极尽其详，又直入骨髓，把上海融化在人物命运里。她的写作从容不迫，谨严、细密而内敛。她的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变迁和革命年代个人生活史的双重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