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福会》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摘 要：本文通过整理回顾国内外学者对华裔美国女作家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的研究，分析中西方学者不同的研究视角和主要观点。以期获得新的突破点，进一步深入研究《喜福会》。

关键词：《喜福会》；谭恩美；研究现状；视角

作者简介：李琳（1990-），女，湖北黄冈人，华北理工大学1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张祥（1990-），男，安徽舒城人，江西科技师范大学1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德育实践与教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5-0-03

小说《喜福会》是由华裔美国女作家谭恩美（Amy Tan）所著的。小说主要讲述四个家庭中四对母女之间的故事。母亲一代饱受旧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摧残，在夹缝中寻求自由，移居美国。不料却遭受美国文化的歧视，处于“失语”状态。而在美国出生的女儿一代，接受开放式的美国教育，深受美国文化与价值观的影响，希望能够真正融入美国社会而不是处于边缘社会。然而母亲为了捍卫女儿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执着向女儿宣扬中华文化，这种特殊的爱得到的却是女儿的误解。随着女儿们认知水平的提高及在生活着遭受各种挫折，她们逐渐理解母亲，最终母女达成和解。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研究：西方学者大多数集中在分析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性别以及族裔身份的特点；而国内更为注重探讨小说中文化冲突母女关系等问题，及华裔女性身份建构和叙事策略。

一、《喜福会》之国外研究

《喜福会》的大获成功不仅确立了谭恩美在美国文坛的地位，也引发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来研究这部著名的小说，他们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一）东方主义视角

在美国，不同评论家对《喜福会》评价褒贬不一。谭恩美作为华裔美国人，是一个中西文化的混合体，对中国文化并非深入了解，而《喜福会》中从始至终都贯穿着中国文化内涵，谭恩美在小说中描述的中国文化引起了文学界的论战。由于历史原因，东西方跨文化交际缺乏，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是神秘的，愚昧落后的。恰恰《喜福会》中描写的中国文化符合西方人的想象，所以一些评论认为小说充满东方主义色彩。有些评论家认为小说中展现的就是中国人眼中的美国和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在这种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小说中对中国文化的主观描写正好印证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与冲突。美国著名的评论家赵健秀批判谭恩美对中国文化的曲解，他认为，在《喜福会》中谭恩美展现了迷信落后、愚昧无知的中国腐朽文化，她的这种曲解只不过是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赵健秀在文集《大唉咦》中指出“谭恩美小说中所描绘的中国和美国华裔都是白人种族主义想象的产物，既不是事实，也不是中国文化，更不是中国或美国华裔文学。”[1]

（二）多元文化主义视角

在美国这样一个文化“大熔炉”中，充斥着以白人文化为主的各种其他文化。随着美国民权运动的高涨，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多元文化思想。多元文化主义崇尚各种文化共存，反对文化歧视，而文化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小说《喜福会》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由冲突到融合的过程。Harold Bloom 认为美国的多元文化的形成主要是推翻旧的文化思维，通过建立多元文化这个框架来消除文化歧视，而在《喜福会》中，出生于美国的女儿一代起初歧视中国文化，最后在喜福会这样一个机制中，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走向融合，实现了多元文化氛围。[2]

（三）族裔身份视角

谭恩美作为第二代华裔移民，她的小说不可避免蕴含着族裔身份主题。在《喜福会》中，母女成为被边缘化社会中的“他者”，并且伴随着无数歧视与压迫。在男性主导社会中，女性由于性别与种族的落后处于弱势地位，她们必须通过反抗霸权主义，勇敢地与父权制作斗争，才能获得平等对待，才能建立属于女性的地位。林瑛敏（Amy Ling）1990年在她的专著《世界之间：华裔美国女作家》（Between Worlds： 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1990）中揭示了《喜福会》中母亲摆脱在中国遭受的蹂躏，移民美国希望女儿一代能过上幸福生活，成为中西文化最完美的结合体，但她们的“美国梦”并没有如愿以偿，由于性别、种族劣势，她们仍然不得不在各种压迫中寻找自我身份。[3]Li Zeng主要研究《喜福会》中种族和族裔身份问题。在他的文章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美国文化对华裔家庭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后殖民文化中的矛盾和冲突使代表两种文化身份的母女不断地碰撞，最终觉醒。异化的自我被文化融合所包围，自己重新定位的新文化身份被确立。[4]

二、《喜福会》之国内研究

国内对华裔美国文学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整体要晚于西方。自1990 年，王立礼教授在《外国文学》（第 6 期）上刊发了国内第一篇评价谭恩美的文章《谭爱梅的<喜幸俱乐部>》，节译了谭爱梅（即谭恩美）的《喜幸俱乐部》 （即《喜福会》），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喜福会》的研究萌生了兴趣，他们从多角度多方式解读《喜福会》。以“喜福会”为关键字在中国知网上搜索的论文资料来看，从1990年到2000年，可以看出有关《喜福会》的期刊论文呈上升趋势，2003年关于《喜福会》的研究期刊论文多达37篇，从2001年到2014年，学者对《喜福会》的研究越来越热，出现了大量博硕士论文，其数量高达290篇。可见，学者对《喜福会》的研究逐步加深，并且探索不同的视角。通过收集资料，总结了目前国内对《喜福会》的研究几个主要特点：

（一）文化研究

大部分研究分析母女矛盾与和解如何上升到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探索母女关系中曲解与代沟，不同身份地位和价值观，以及小说中华裔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新文化身份的构建。如程爱民的文章《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喜福会〉的文化解读》，他认为“母女之间的冲突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表征和小说结构框架，它所代表的实际上就是中美文化之间的冲突，一种东西方二元文化的对立”。[5]通过母女之间产生的冲突、矛盾来表现代表“自我”的东方文化与代表“他者”的西方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母女之间的关系式一种互为主体也是互为客体的关系”，母女关系象征着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5]他在文章《论谭恩美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及母女关系的文化内涵》，指出“母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是历史与记忆的中介，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6]母女之间由于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在美国这种陌生的环境中不断地发生矛盾和冲突。经历各种各样的挫折后，女儿终于醒悟，认识到自己身上的中国文化属性。张子清在论文“中美文化的撞击与融汇——在华裔美国文学中的体现”中指出《喜福会》中母亲“以自己的审美标准塑造女儿的形象，用自己的理想规划女儿的前途。 他们的理想都构筑在个人在旧中国的痛苦经历以及由此吸取的教训之上，缺乏美国社会现实基础，这是语言和文化的隔阂造成的误会”。[7]

（二）后殖民主义视角

后殖民主义主要研究霸权主义殖民带来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影响，并试图反殖民化改变人类的命运和价值观。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来看，女性属于第三世界被统治的对象，在霸权文化下，处于被边缘化和异化的她们艰难地寻找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喜福会》中，谭恩美站在美国文化的高度来讲述中国故事，对于美国文化来说，母亲一代所携带的中国文化是被边缘化的“他者”。由于母亲与女儿所处的立场不同，她们彼此互为“他者”，在这种“异化空间”里，她们迷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孙莹运用后殖民文学批评理论，解读《喜福会》中身份定位这一主题。论文中用“他者”和“第三空间”（也就是几种文化杂糅在一起的空间）理论，在这样的空间里女性失去自我意识，没有决定权和发言权。从种族、性别、文化语言的视角来分析华裔女性在处于边缘地位的美国所遭受的各种摧残，以及她们通过积极地斗争与挑战，寻求自己的身份地位，并最终建构自我身份。张潇匀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基础来解读《喜福会》中的创伤主题。论文通过研究华裔女性创伤的根源，指出只有打破“失语”，重建自己的文化身份，才能摆脱创伤。

（三）女性主义视角

女性主义者企图改变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传统教育以及社会实践对女性的偏见，揭露男权社会中父权思想对女性的种种压迫。在文学中，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文学作品中女性经历，可以发现她们生活在毫无权利可言的男权社会，她们只有逆来顺受。只有通过分析呼吁女性觉醒，才能反抗各种不平等和压迫。作为女性作家，谭恩美的小说更多关注女性的生活状况及其地位，在《喜福会》中她描述女性生活经历来反映女性形象所遭受的歧视与压迫，在男权社会和白人社会的双重异化下，小说中的女性通过中国式书写来寻找自己的文化身份。赵文书在论文“华美文学与女性主义东方主义”指出《喜福会》中把华人母亲在中国的过去和华裔女儿在美国的现在并置， 通过今昔对比展示中国社会对女性的迫害和美国社会对女性的解放。[8]黄平用波伏娃的 “他者”理论来探索《喜福会》中女性如何在美国这样的“文化大熔炉”中沦为“他者”。他指出，在男权社会中，特别是华裔女性承受了无数痛苦，她们拼命地反抗来寻求自己的价值与文化身份。[9] 陆薇曾运用福柯的话语理论来分析《喜福会》中的沉默主题，女性要想反抗男性的压迫，必须争取自己的话语权，指出沉默也是话语的一部分，隐藏着两种性别和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实质上也是一种再现自我的方式，话语权对于女性来说是解放自我的利器。[10]

（四）叙事学研究

特殊的叙事策略是《喜福会》获得成功的关键，国内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解析《喜福会》中的叙事特点。张瑞华分析《喜福会》中麻将式的叙事结构，小说的叙述结构是以四个家庭的四对母女轮流来讲故事，就像麻将里的东西南北四方轮流坐庄，提出“作者将自己对东方传统文化麻将的独特理解和阐释的创造性贯穿在作品的肌理和构架中，使作品在麻将这一陌生化的表现手法中取得了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11]庞黎以空间叙事学的视角解读《喜福会》所体现的文学的空间对立，转化和融合。文章中指出，小说的叙述打破时间的限制将主题一致的不同文化空间并置在一起，揭示了文化认同的主题。时间和空间的双重错位的叙事策略恰好体现了母女的扭曲。在美国出生的女儿并不能感知母亲的生活环境，形成了空间的对立；母亲一代初到美国，对美国文化的排斥，到后来接纳美国文化，实现空间的转化；母女最终和解则体现了文化空间的融合。[12]谭岸青在她的论文中指出《喜福会》运用“讲古”的叙事策略，反抗华裔女性长期遭受的失语与沉默，并且反映了华裔女性寻找并构建族裔文化身份的过程。“集体”与“个体”叙事模式使得叙事更具权威，母女之间的关系也得到很好地巩固。[13]

三、总结

从以上国内外研究结果看，国外学者的研究视角都与政治相关，主要强调政治身份问题，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政治需求，对于其他方面鲜有涉及。对于国内学者研究而言，视角相对较多，但缺乏新意。如从文化角度研究《喜福会》，大多数都是关于中西文化的冲突到融合，众多相关研究观点大同小异，没有独到的见解；从叙事方面研究主要停留在《喜福会》明显的故事环的叙事特点上，运用的叙事理论也较为普遍，忽略了一些不常用的叙事理论，如碎片化叙事和复调叙事；而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的学者，主要运用常见的女性主义理论分析小说中女性从压迫到解放的过程，总体模式相似，笔者认为可以从成长小说的角度，用詹姆斯·乔伊斯的精神顿悟来分析女性如何觉醒。

参考文献：

[1]徐颖果.跨文化视野下的美国华裔文学——赵建秀作品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9：135-136.

[2]Harold Bloom. Amy Tan’s The Joy Luck Club （Bloom"s Guides）. [M]. Chelsea House Pub： 2009.9.

[3]Kim， Alaine.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 [M]. Philadelphia： Temple Up， 1982.

[4]Li Zeng. Diasporic Self， Cultural Other： Negotiating Ethnicity through Transformation in the Fiction of Tan and Kingston [J].Language and Literature： ⅩⅩⅧ，2003.

[5]程爱民.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喜福会》的文化解读[J].国外文学， 2001（3）：86- 92.

[6]程爱民，论谭恩美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及母女关系的文化内涵[J].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01.

[7]张子清. 中美文化的撞击与融汇——在华裔美国文学中的体现[J].外国文学评论，1996，NO.3

[8]赵文书. 华美文学与女性主义东方主义[J].国外文学.

[9]黄平. 逃离他者——《喜福会》中女性主义觉醒[D].武汉理工大学，2013.

[10]陆薇.从话语的消失看 《喜福会》 中的主体重建[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0（4）：18- 22.

[11]张瑞华.谭恩美《喜福会》中的中国麻将[J].外国文学评论，2001.（1）：96-101..

[12]庞黎.空间、文化与主题—《喜福会》的空间叙事探究[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4.3.12.

[13]谭岸青.女性“讲古”的新体式——论谭恩美四部小说的叙事策略[J].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2004.（1）：94-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