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性教育：全球化进程中大学德育的新课题

摘要：大学德育以意识形态教育为内容，以回应培养什么人为宗旨。市场经济的物化、科学技术的弱化等因素。淡化了我国大学德育关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性教育，使全球化进程中大学德育面临新的课题。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性教育必须有新的认识视角，通过主体性教育、载体性教育、针对性教育等加强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性教育，提高大学德育的实效性。

关键词：意识形态的安全性；全球化；大学德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8)04－0077－05

意识形态的安全性，指的是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的安全性。从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功能看，意识形态的安全性表现在通过对社会成员的价值导向和行为导向，捍卫自己的经济基础；从论证与自己紧密相连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合法性的功能看，意识形态的安全性表现在通过从政治观、价值观、道德观、宗教观等维度对政治上层建筑合理性、合法性的论述，确保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在其主权范围内享有比较高度和一致的合法性认同。进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性教育是大学德育的重要内容，其主要目标是培养捍卫自己经济基础的接班人和建设者。大学德育的开展、大学德育社会价值的发挥，必须结合市场经济、全球化等背景因素。

一、全球化进程中大学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性教育问题的凸显

全球化进程中我国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它构成了当下我国大学德育的重要内容。但市场经济作为最基本的制度安排的事实化，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地位的凸显，客观上淡化了大学德育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性的内容。

(一)市场经济的物化影响。市场经济是目前我国社会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市场经济以市场作为资源的基础配置者。通过亚当·斯密意义上的“看不见的手”、新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较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的市场竞争推动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导致物化。即李嘉图意义上的“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马克思提出，在市场经济下，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邦雅曼·贡斯当将这种情况描述为：财富是一种在所有情况下更随处可见、更适用于所有利益，因而更真实、更被人服从的权力。大学教育作为社会服务的一个部门、一个产业，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市场机制的影响。在市场机制下，衡量大学办学水平和办学层次的，主要是它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水平和层次，而这种水平和层次被量化为向社会提供的产品的水平和层次，如毕业生的数量和毕业生就业职位的层次，承担的社会服务特别是科研课题和获取的发明专利的数量和层次。衡量教师层次和水平的，是其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层次和水平；衡量学生层次和水平的，是其入学考试时的考分、就业职位的层次以及毕业生为其职位所创造的经济效益。大学、大学教师、大学生的价值被形下化，被工具化、直观化为市场指标体系中的各种基数和指标。大学德育关于意识形态的教育、关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教育是国家政治观、价值观的教育，其价值是形上的，无法用市场指标体系进行考量和细化。

(二)科学技术的弱化影响。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构成要素中的附着性、非独立性部分，但它的发明和使用可以提升生产力的实体性、独立性要素如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者的层次和水平，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技术被理解为生产力独立性、实体性要素的灵魂和基础，被理解为“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向生产力、向经济效益转化的直观化，凸显了大学智育与智育教育的价值。通过智力教育追求受教育者智力素质、智力技能的提高，是大学、大学教师、大学生共同的价值追求。大学德育关于意识形态的教育、关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教育是决定国家前途和命运，决定国家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决定大学生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教育，其价值是宏观的，无法用市场的指标体系进行功利性的直观化和确证化。

二、全球化进程中大学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性教育的现状

为应对全球化进程中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争夺下一代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大学生面临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冲击的局势，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04年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为贯彻、实施这一意见，2005年，中宣部、教育部对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原1998年方案进行改革，对原课程进行了整合，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进行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性教育。高等学校积极落实2005年新方案，努力从学时、师资(含数量和质量要求)、经费等方面保证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性教育的开展。但以下因素制约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性教育实效性的发挥。

(一)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性教育的社会制约因素。与市场经济的物化、科学技术的淡化因素相对应，加之多元社会、宽容社会带来的多元文化的盛行，国家意识形态在中国当代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一种复杂性的存在状态：从形式上看，国家意识形态的法律地位是确定无疑的，全球化进程中党章、宪法通过不断修订和修正使党的意志、国家的意志不断得到统一和强化。但在一些非主流媒体以及在相当一些大学的人文学科专业课课堂上，国家意识形态不断受到批判和诋毁：马克思的思想失宠，非马克思和反马克思的思想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失宠，非中国化和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盛行；中国传统文化失宠，异域文化和外来文化盛行。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信仰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内核的社会主义传统价值观已经处于普遍失落的状态。就全球化对大学生日常生活的直观影响而言，现在对大学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性教育构成直观冲击的，既有器物的层面，也有意识形态的层面。就器物层面的冲击而言，大学生吃来自他国的食物。穿来自异域的服装，观赏日韩等国家的动漫，使用不是自己的民族、国家发明、制造的电脑、手机、MP3－MP4，就业以国外或至少国内的外资企业为去向已经是一种现实：就思想层面的冲击而言，尼采热、弗洛伊德热、萨特热、宗教热等构成了大学生业余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以上因素构成了大学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性教育的背景因素和现实平台，并由此决定了大学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性教育形势的复杂性和任务的艰巨性。

(二)个别教师否认国家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历经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性选择，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意识形态是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集中和浓缩，由此决定了它的科学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认识到道路、旗帜、国家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价值性，要求高校教师对道路、旗帜、国家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价值性进行不折不扣的宣传和教育。大学生对国家意识形态科学性和价值性的认识取决于高校教师对国家意识形态科学性和价值性的认识。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十一五”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途径与方法研究”课题组于2007年6－7月对中山大学、广东商学院等10所大学的教师的调查显示，1.36％的高校教师否认国家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价值性。高校教师对国家意识形态科学性和价值性认识上的偏差，必然会在他们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过程中流露和表现出看来，并直接导致大学生认识和信仰上的偏差。

(三)部分大学生对国家意识形态学习和信仰的不一致性。国家意识形态的教育，在于通过“史”、“实”、“理”的学习帮助大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就大学生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识而言，部分大学生多从政治的层面对待国家意识形态，忽略它的科学性和学理性。就大学生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学习而言，由于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课程属于必修课，不得不到课堂，但部分大学生“身在曹营心在汉”，利用国家意识形态的课程时间、课堂时间学习其他课程，课余时间主要用于考级、考证和社会兼职，很少身心投入地进行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学习。大学关于国家意识形态、关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性的教育面临的尴尬局面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性的教育，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性的内容已经进课本、进课堂，但难以进大学生的头脑。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性的教与学、学与信、信与行的“两张皮”问题比较尖锐。2007年3月作者所在单位一二年级的大学生自发组织的调查问卷表明，大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动机中，有51.2％的大学生认为有利于就业和个人前途；仅有47.3％的大学生认为“八荣八耻”是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统一。提高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性教育的实效性，保证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性进大学生的头脑，任务是艰巨的。

三、全球化进程中大学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性教育的新视角

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是党对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性的深刻认识和自觉把握，也是对大学德育目标的新定位。但目前我国大学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性的教育难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难以从意识形态领域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性的教育必须有新的认识视角和应对策略。

(一)全球化以国家为基本单元。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承担着配置资源的任务。但全球化背景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全球化是以国家作为基本单元的，国家是全球化背景中个人、跨国公司的存在单元、依靠对象和保护屏障。2006年5月，东帝汶发生内部骚乱，严重危害华人华侨的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政府派专机将东帝汶的243名中国侨胞、中资机构人员和3名中国驻东帝汶使馆工作人员家属安全接回国内：2006年7月，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军事冲突不断升级，导致当地安全局势日益恶化，出于安全考虑，各国纷纷撤离在黎巴嫩的侨民。全球化过程中的纷争和纠纷以及纷争和纠纷的解决彰显了国家的力量。全球化过程中国家利益的彰显，要求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树立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

(二)全球化表现为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全球化。全球化不单单是经济领域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世界范围的一体化，它更伴随着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体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在世界范围内强行推广其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弗朗西斯·福山将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称为“福音”，将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强行推广这种自由民主制度称为政治思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文化中的传播：“从拉丁美洲到东欧，从苏联到中东和亚洲，强权政府在20年间大面积塌方。”自由民主制度“始终作为唯一一个被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文化中得到广泛传播”。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必然要通过意识形态获得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支撑：救世意识。“美国长期以来具有‘天赋使命’的强烈情感，认为自己是寻求自由者的‘希望之乡’，照亮世界的‘山颠之城’，不遗余力地向世界推广其‘民主自由’的价值观”。美国人意识形态深处的“救世意识”和“天赋使命意识”，使美国人把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行动看成是在普撒阳光的爱。

(三)全球化进程中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全球化进程中不同国家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全球化对不同国家造成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对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对全球化影响的应对。各个国家必须达成国家层面的合法性的共识。全球化进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就是建立一个“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即“世界公民社会”“这样一个世界结构，一个行政机关或政府”。“这两个目标——避免全球无政府状态和阻止另一个大国对手的出现——与美国全球参与的更长远目标是不可分的”，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中的观点为美国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提供了合法性的论证。相对于商品、资本、技术等硬国力。意识形态的功能表现在统一意志、凝聚力量，使综合国力在合力的层面上得到彰显和表达，获得民族的向心力。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被称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全球化表现为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但在全球市场上，商品、资本、技术等都成为可跨国家范围流动的因素：民族的政治观、价值观等意识形态的力量是保持民族向心力的重要基数，是维系国家独立和民族团结的决定因素。全球化进程中，一个国家要保持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团结，保持民族个性和国家特色，防止全球化的同质化和西方社会的分化、西化，必须通过加强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性、加强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性教育而获得民族的向心力。21世纪初，国际政治格局最大的变数就是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3个国家颜色革命的发生。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人没费一枪一炮，通过政治观、价值观等意识形态的灌输，成功地实施了政权的颠覆。苏联剧变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但戈尔巴乔夫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忽略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性教育而加剧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