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纳博科夫评《包法利夫人》

摘 要： 纳博科夫在其《文学讲稿》中对《包法利夫人》的评论，一反传统文学评论对作品思想内容的过分强调，从文本细读出发，重视文学作品的虚构性，具有比较研究的广阔视野。但另一方面，他的评论中也存在对意象的过度解读、艺术主张与评论实践的矛盾性等问题，揭示出其文学观念上的某些偏激之处。

关键词： 纳博科夫 文学讲稿人 《包法利夫人》

1940到1958年前后，纳博科夫曾在文学课堂上讲授《包法利夫人》。不同于此前的学者对这部作品思想内容的极度重视，他的观点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提倡从文本出发，格外关注细节，并且强调小说的虚构性，将思想性与伦理性置于无关紧要的位置。通过对这位独具个性的“才子”在《文学讲稿》中对福楼拜和《包法利夫人》的评价的梳理，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他在文学创作与阅读中所秉承的艺术观念和文学主张。

一、评论中的闪光点

1.立足文本，关注细节

对细节的高度聚焦是纳博科夫《文学讲稿》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不知是否与他对昆蟲学的痴迷有关，纳博科夫有一种从细节中挖掘出美的卓绝天赋。在他眼中，《包法利夫人》就是由无数精心设计、前后勾连、层层嵌套的细节所构成的一部风格独具的艺术作品。在这篇讲稿中，他对文本和细节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对原文的大量引用。纳博科夫是一位以文本为出发点进行文学研究的学者，因此他在对作品进行评论时，往往通过引证原文从而自然而然地概括出自己的观点，这也是对他所处的时代新批评派盛行，重视内部研究的一个反映。有些研究者认为这些引用是没有必要、应当删减的。如施江锋提出“讲稿中引用小说的原文数量庞大，显得大而无当。”[4]但鉴于这部《文学讲稿》成书的特殊性，我们从弗莱德森·鲍尔斯的编者前言中或许能找到如数收录原文的理由。弗莱德森在文中指出，这部由纳博科夫在大学课堂讲稿基础上整理而成的著作在他过世之后编辑出版，因此“这些文字绝大部分都不能代表他的语言和文法”。但“在纳博科夫的教学方法中，引文作为他用来传达文学技巧的辅助手段，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所以“在用讲稿来建构目前这部阅读版本的过程中，纳博科夫的方法始终得到遵循”[2] P8。考虑到这部作品具有“课堂讲义”的特殊性质，以及纳博科夫对细节极其细致、深入的剖析，对原文的引用可以帮助新读者与对作品的细节记忆不是特别清晰的老读者跟上纳博科夫的思路；又因为他经常在列举原文时不一一加以说明，很多情况下，我们也只有在他所精心摘选的片段中感受他所想要表达的风格特点。

（2）对作家本人声音的引用。在评述《包法利夫人》时，纳博科夫无疑阅读了大量福楼拜本人谈及这部作品的书信与史料。但与某些使用传记批评方法进行文本分析的学者不同，纳博科夫对福楼拜本人书信内容的引用与对原文的引用一样，都是出于立足文本的角度，通过福楼拜本人的创作构思来印证他对作品细节的把握和分析。如在谈到赖昂和爱玛的浅薄、庸俗、故作风雅时，他就引用了福楼拜写给情妇的信中所说的“在一般读者看来，这像是一段严肃的描写，但我的真实意图是要画一幅漫画”[2] P131，来说明二者所谈到的对艺术的追求其实是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虚假浪漫。

（3）给学生布置的考试题目中充满对细节的考察。如“描述爱玛的眼睛，头发，手及皮肤”、“爱玛读过什么书？最少举出四部作品及其作者”等等，此外还有很多问题要求学生重述一些重要场景。可以说这些题目是对纳博科夫从文本出发、关注细节的文学批评理念的最为直观的反映。从考试题目的设置中不难发现，纳博科夫提醒学生反复关注的正是文本中的细节，他的引导恰似一个放大镜、万花筒，指引学生从文本本身出发，深入细节构建的丛林之中，发现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与由此形成的艺术美。

2.强调文学作品的虚构性，重视作品在结构、风格等形式方面的艺术价值

在《文学讲稿》开篇，纳博科夫便直白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文学是创造。小说是虚构”[2] P4。在评价《包法利夫人》时，他同样坚持这一观点。他用“童话故事”这一措辞来向读者介绍这部作品，以此告诫人们“文学没有任何实用价值”[2] P113。在这一章中，他对作品虚构性的强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对包法利夫人这一形象，他告诫读者不要过于看重外部因素对她的影响——既然包法利夫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是作者所创造出来的，那么“说福楼拜式的社会影响了福楼拜式的人物，就是在作无意义的循环论证”[2] P114。也就是说，应当把目光聚焦于这一人物所反映的艺术特征上去，而非就她堕落的社会、伦理因素展开论证。其次，对于这部小说中一些值得怀疑的细节——如查理从未听到过妻子的情夫向窗上投掷石头的声响等等，纳博科夫认为“我列举的那些疑点与小说的结构并不矛盾”，因为所有作家笔下的作品都是想象中的世界，只是被作者松懈地置入了某些历史背景的框架。他通过这些例证，引出了第三个基于虚构性的艺术主张——不要给作家贴标签，主义并不重要，唯有艺术永存。纳博科夫认为，（相对他的时代而言）一百年前的读者或许认为福楼拜所描绘的正是当时社会的投影，因此这部作品无疑是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但“某一代人认为一位作家的作品属于自然主义，前一代人也许会认为那位作家过于夸张了冗赘的细节，而更年轻的一代人或许会认为那细节描写还应当更细一些”[2] P128。由此说明要为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留下的形象画素描，不应当遵循流派或主义的标签式特征，而应当关注和依靠“艺术风格的内在力量”。正是因为纳博科夫对文学作品“虚构性”的界定，使得他在评判一部作品时，格外重视作品的内部因素，也就是结构、文体、风格等偏重于形式的因素所体现的艺术价值。

在《文学讲稿》的扉页上有这样一句话：“我的课程是对神秘的文学结构的一种侦察”。在纳博科夫眼中，既然文学作品的真实性、伦理性不足为虑，那么作品在思想性上的特点自然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此他主张研究一个作家诗文和小说的风格、意象、体裁，认为这样就能深入接触到作品最有兴味的部分。所以，虽然纳博科夫认为《包法利夫人》在内容上所描绘的是一群“骗子、市侩、庸人、恶棍和喜怒无常的太太们”，却仍然把它视作一部伟大的作品，因为“他（福楼拜）靠的是艺术风格的内在力量，靠的是各种艺术形式和手法”[2] P128。

3.视域开阔，重视作家之间的联系与影响

冯圆芳在《试论纳博科夫评论〈包法利夫人〉的得与失》一文中指出，“纳博科夫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缺乏宏观视野，缺少对作品的整体把握，有一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1]笔者的观点有所不同。纳博科夫过于关注细节、对文学作品的虚构性和形式美、过分强调等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艺术观固然存在一定弊端，但并不等同于他在进行文学研究时闭门造车、思维狭隘。与此相反，在福楼拜这一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纳博科夫对《包法利夫人》的评述并不是孤立地就作品而言，而是具有比较研究的广阔视野。他的讲稿不仅涉及到空间上的平行研究，还涉及到时间上的影响研究。比如在介绍小说的创作时间时，纳博科夫指出，当福楼拜潜心写作《包法利夫人》时，在卢昂北边一百里处的布洛涅，狄更斯刚刚完成《荒凉山庄》的创作，此前一年，果戈里去世，托尔斯泰则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童年》。通过同一时间段不同国家代表作家创作轨迹的勾勒，纳博科夫向我们展示了这部作品出世时整个西方文坛的大体情况。此外，他还格外注重不同作家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在写到“多层帽子”这一主题时，他引导读者对照果戈里《死魂灵》中对乞乞科夫的旅行提箱和科罗皤契卡的马车的描述，指出这“也是千层饼主题”。对于朱斯丹，他认为这是一个狄更斯小说中的孩童形象。当谈到福楼拜在结构上所采用的开创性手法时，他更是指出“没有福楼拜就不会有法国的普鲁斯特，不会有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俄国的契诃夫也不会成为真正的契诃夫”[2] P8129。由此可见，纳博科夫在进行文学评论时往往将作品置于文学史的框架中去考察它与其他作家作品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也许这种比较并非刻意，而是出于他本人广博的阅读、丰富的海外生活经历与多种语言的习得，也就是说，出于他深厚的文学积累与所处的多元文化环境。但不可否认的是，抛去他本人的偏见，纳博科夫在文学品论上的视域还是相当开阔的。

二、几点不足

1.对某些意象的过度解读

纳博科夫的文学评论历来被看作是极富个性的。正如申慧辉所言，“观点鲜明、独到是这部《文学讲稿》的一个特点”[2] P2。而过于鲜明的个人立场有时会伴随矫枉过正的缺陷。在《包法利夫人》的评述中，对细节的过分敏感和关注或许会使读者感到纳博科夫对一些意象存在过度解读的倾向。比如他认为查理与爱玛婚礼蛋糕上用作装饰的果酱湖泊“是一种先兆，象征着富有浪漫情调的瑞士湖泊”[2] P116，这似乎就是出于作家自身善感的联想，而在文本中缺乏与之照应的细节。再比如当谈到查理第一次去爱玛家所看到的景象时，纳博科夫提到院子里的孔雀“似乎是一个隐约的预兆，以彩虹般的色彩暗示查理未来的生活”[2] P119；而展览会上讨论的农业问题则“预示着爱玛从情夫罗道尔弗住处步行回家后鞋上沾的泥土”[2] P143。诸如此类对某些细节或意向展开象征性联想的例子在讲稿中比比皆是，有些在文本中能形成比较清晰的联系或线索，但相当一部分仅仅出现在纳博科夫随性的言语之中，既缺乏文本的明确印证，又无学理性的考据分析。对于一部文学作品中所出现的象征型意象，我们当然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但如果把文中所有细节都看作是对主人公命运的预演和先兆，作品似乎便有流于作家作为“上帝”所抒写的宿命预言书的嫌疑。从这一点上来说，纳博科夫对某些意象的过度解读无疑是值得商榷的。

2.“风格结构至上”的艺术观与文学评论实践之间的矛盾性

“风格和结构是一部书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这是纳博科夫最为人所熟知的几句话之一。在谈到文学创作时，对作品真实性的否认和对思想性的轻视也正是他艺术观中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关于他对《包法利夫人》的评论，大部分研究者都指出了这一缺陷。如徐珊珊提出“纳博科夫对艺术痴狂的追求使他冷漠了思想”[5]，冯圆芳则批评“纳博科夫过分强调了文学的虚构性，而忽视了文学虚构和真实实乃一枚硬币的两面，两面配合才能形成文学”[1]。之前的研究者对于纳博科夫所漠视的文学作品在思想性上的重要性已经予以充分说明，本文不再赘述。但内容与形式作为文学的两面，本身便是无法完全割裂的。从纳博科夫“风格结构至上”的艺术观与文学评论的实践中所存在的矛盾性上，我们可以看出其观点的偏激之处。

尽管纳博科夫在讲稿中反复强调，文学作品产生于虚构，而不是“社会环境影响的加减乘除”，但当他概括小说情节时，却依然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作品诞生的时代背景，还详细推算了查理·包法利不同人生阶段的年龄和社会地位。此外，当他论述这部小说中人物的整体性特征“庸人”时，还引述了“布尔乔亚”一词在法文语境、政治语境与俄国语境下含义的微妙差异。对具体人物的评价更难绕开社会现实的影响。当纳博科夫论证爱玛为女儿取名的幻想主题时，提到“寄养孩子是当时流行的一种特殊的习俗”。的确，既然一部文学作品本身即放置在一定的社会时代背景中，那么只有与当时的普遍状况相较，我们才能衡量出作者笔下人物的行为是否存在特殊意义。纳博科夫极力主张淡化文学的真实性和思想性，在进行评论时却仍然难以避免地引入时代背景、社会风俗等现实要素的影响。这一矛盾本身就表明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不可分割的特点。

作为一位独具个性的作家和文学学者，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充满了他对细节的深入研究和对结构、文体、风格等形式特征的审美批判。对他关于《包法利夫人》评述的梳理，是一种以小见大、“窥一斑而见全豹”的尝试。尽管纳博科夫的评述存在一些偏颇之处，但他对文本与细节的敏锐观察、深入挖掘，以及在研究一位作家、一部作品时比较、联系的广阔视野，对我们的文学研究实践无疑都具有十分有益的影响和启示。

参考文献：

[1]冯圆芳.试论纳博科夫评论《包法利夫人》的得与失[J].文教资料，2015（36）.

[2]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申慧辉，等译.文学讲稿[M].上海：三联书店，2005.

[3]李健吾.福楼拜评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施江锋.从纳博科夫论《包法利夫人》探析其文学观[J].剑南文学，2014（09）.

[5]徐珊珊.試论纳博科夫评论《包法利夫人》的得与失[J].文教资料，20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