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经典叙事学走向后经典叙事学:继承、超越与共存

1.引言

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形成都有其社会背景原因，有其特定的发展方向，同时这一理论本身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相互交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叙事学理论不但历史源远流长，近年来更是异军突起、如火如荼。 “从叙事的角度来看一个文化产物、一个日常现象、一个社会活动等等，也许可以获得对文化、历史、人生等方面新的理解”。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理念和理论背景，笔者对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的概念和演化轨迹做一梳理，从中对两者之间继承、超越和共存的辩证关系做一阐释。

2.经典叙事学：理论基础与研究范式

叙事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叙事的科学。叙事学理论的产生有其思想渊源、社会文化背景、有其产生的历史使命和任务。

（1）深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的经典叙事学

在《叙事学辞典》中，普林斯(G. Prince)将 “narratology”的定义为：受结构主义影响而产生的有关叙事作品的理论。“Narratology”研究不同媒介的叙事作品的性质、形式和运作规律，以及叙事作品的生产者和接受者的叙事能力。探讨的层次包括“故事”与“叙述”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通常，叙事学理论界把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法国的经典叙事学（当时称之为叙事学narratology），称为结构主义叙事学。经典叙事学视结构主义语言学为自身发源地，结构主义语言学对经典叙事学的影响几乎渗透至其研究方法的各个层面，例如，在《〈十日谈〉语法》一书中，托多洛夫借用结构主义语法进行叙事分析，把小说的基本结构可以与陈述句的句法加以类比。小说中的人物相当于主语，人物的行动相当于谓语，行动的对象或者结果则相当于宾语。在《叙事话语》中，热奈特则直接使用“时态”、“语气”和“语态”来分析叙事事件、叙事过程以及叙事行为之间的关系。罗兰?巴特也借用结构主义语言学概念，把叙事作品划分为“功能层”、“行动层”和“叙事层”等。而且，结构主义语言学对经典叙事学产生的最大影响可能就是“二元对立”这一概念。 如热拉尔?热奈特提出的同叙述与异叙述、内叙述与外叙述、内聚焦与外聚焦等的二元对立概念；格雷马斯也认为二元对立是产生意义的最基本结构，把人物抽象为三组相互对立的行动者，接着提出了著名的“符号矩阵”模式；列维?斯特劳斯提出了神话故事中的二元对立模式。在《从柏拉图到巴特的文学理论》一书中，哈兰德指出:“对二元对立的追求是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特征所在。”

（2）聚焦于文学、文字的经典叙事学

在《叙事学辞典》中, 普林斯将narratology的第二个定义的界定借用了热奈特的说法，认为叙事学是“对通过文字表达，以时间为顺序来安排的事件和情景的叙事研究”。 作为法国经典叙事学家，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认为：叙事一词最广泛的意义乃是文学叙事。在他看来，只有叙事话语才是唯一可以直接进行文本分析的东西。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经典叙事学研究的是文学、文字叙事，聚焦于被叙述的故事，对叙事作品的构成成分、结构关系和运作规律等展开研究，着重对叙事文本作技术分析，旨在建构叙事语法或诗学。

热奈特具体研究的叙事话语仅限于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叙事话语；以色列叙事学家将里蒙?凯南也在《叙事虚构作品》中，将她的研究对象限定在文学叙事，特别是小说叙事的范围之内。里蒙?凯南一直特别强调叙事媒介的文字属性，极力主张经典叙事学对文学、文字叙事的关注：例如“故事”、“文本”、“人物”、“聚焦” 等词汇在他的作品中多次出现。 俄国的弗拉迪米尔?普洛普聚焦于俄罗斯的民间故事研究，提出民间故事共同具有的31个功能。荷兰经典叙事学家米克?巴尔在《叙事学:叙事理论导论》一书中，用“文本”、“故事”、“素材”作为三个主体性章节。普林斯的《故事的语法》中，用到了“故事的语法”、“最小故事”、“核心故事”、“简单故事”、“复杂故事” 等与“故事”密切相关的词汇。斯特劳斯主要在研究俄狄浦斯神话的基础上，提出所有神话故事共同具有“音素”“形素”的二元对立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贯穿所有神话故事的二元对立模式。 这些叙事理论和作品都是聚焦于文学、文字的研究范式。

随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盛行，经典叙事学在20世纪60～70年代盛极一时。然而，由于它聚焦于对叙事文本分析，脱离于当代新文学批评理论和语言学理论，尤其是受到来自解构主义阵营的批评，进入80年代后，经典叙事学面临危机。里蒙?凯南概括为“这些批评一方面是针对叙事学自身，另一方面是针对它的结构主义基础。”90年代以后，伴随着范围广泛的文化研究的盛行，人们对经典叙事学进行了重新思考和构建，摒弃了封闭研究叙事文本的模式，在广泛吸收了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等众多的理论之后，强调读者和语境重要作用的后经典叙事学（Narratologies）也就应运而生了。

3. 后经典叙事学：继承与超越

正如现代与后现代、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建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演化逻辑一样，由经典叙事学走向后经典叙事学既存在一种必然性，同时，后一种理论体系的形成并非要取代前者，而且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超越。后经典叙事学的创立亦然。相对于经典叙事学而言，它的超越或创新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研究方法与范式的多元化特点

阐释模式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美国学者苏珊?兰瑟 ( Susan Lanser) 在1986年在一篇题为《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文章中正式提出“女性主义叙事学”( Feminist Narratology) , 兰瑟为女性主义叙事学规定了两大任务：其一，用女性文本经验来改造现有的经典叙事学，创建一个“更加完善”（即考虑了性别因素的）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其二，将阐释语境纳入叙事学研究范围。这样在女性主义叙事学框架内，既要有具体文本阐释的任务，也有建立诗学体系的任务。这其实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考虑语境势必不能建立诗学，而建立诗学则不能真正考虑语境。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女性主义叙事学在文本阐释过程中，继承、补充或修正了经典叙事学范畴，是对经典叙事学一个“曲线拯救”的突破和超越。

阐释、诗学模式参半的修辞叙事学：修辞叙事学 (Rhetorical Narrative Theory)是当代美国叙事理论中最有活力的分支之一，它强调研究叙事对读者产生的效果，以及读者对叙事的反应。由里克特为代表提出的“修辞性叙事学”始于40年代美国，这批学者从纯形式批评转向研究文学对读者的影响，他们被称为新亚里士多德学派，或芝加哥学派 (Chicago School)。我们不妨借用里克特的措辞来界定我们所说的“修辞性叙事学”：它将研究“叙事是什么”的叙事学的研究成果用于修辞性地探讨“叙事如何运作”。修辞性叙事学具有以下特征：(1) 聚焦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2) 采用叙事学的概念和模式来探讨修辞交流关系，同时发展自己的结构分析模式。(3) 可能是受布斯的“隐含作者”的影响，修辞性叙事学家一般关心实际读者和作品接受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很少关注作者创作时的社会历史语境，这点与十分关注真实作者之意识形态创作动机的女性主义叙事学不同。

诗学模式的认知叙事学：认知叙事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目前发展势头最为旺盛的后经典叙事学分支之一。戴卫?赫尔曼 (David Herman)对它的定义是：认知叙事学综合（经典）叙事学和认知研究相关学科（如心理学、人工智能、心理哲学等）的概念及研究方法，旨在为叙事结构（包括叙事语法的规则系统）及叙事阐释等相关理论建构一个认知基础，以弄清叙事生成与理解中起作用的符号结构和认知资源之间的关系。 认知叙事学的任务既不像经典叙事学那样研究叙事结构和叙事语法，也不像女性主义叙事学那样阐释具体叙事，甚至也不像修辞叙事理论那样提出某种阐释模式，而是转换角度研究读者认知的诗学，因而是对经典叙事学研究范式的一种继承和超越。

（2）超越文学、文字叙事的多元化特点

与经典叙事学研究范畴单一不同的是，后经典叙事学极力凸显对文学叙事的超越，例如，在赫尔曼主编的《作为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叙事分析新视野》一书中指出：“‘叙事’概念涵盖了一个很大的范畴，包括符号现象、行为现象以及广义的文化现象。例如，我们现在所说的性别叙事、历史叙事、民族叙事，更引人注目的是，甚至出现了地球引力叙事” 申丹注意到：近20年来，西方出现了一种将各种活动、各种领域均视为叙事的“泛叙事观”。 所谓的泛叙事包括：文学叙事、心理分析叙事、历史叙事、法律叙事、电影叙事、歌剧叙事、音乐叙事、表演艺术叙事以及图画叙事等。这些在赫尔曼主编的《作为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叙事分析新视野 》多有体现：凯瑟琳?扬的心理分析叙事；卢波米尔 ?道勒齐尔则的历史叙事。著作中所收录的论文也基本上是按照由文学叙事到非文学叙事的顺序依次排列。如：彼得?布鲁克斯的《法律内外的叙事》；艾伦?纳德尔以电影《俄罗斯方舟》为例探讨了电影叙事；琳达?哈钦和迈克尔?哈钦夫妇的研究的歌剧叙事；弗雷德?埃弗雷特?莫斯研究的音乐叙事；佩吉?费伦研究的表演叙事。除了这本著作之外，美国知名期刊《叙事》在2003年第2期，盖瑞特?斯图尔特发表了《图象的读者，叙事的递归》，是对图像叙事做了全新的探索。总之，后经典叙事学在研究范畴上大大地超越了经典叙事学所关注的文学、文字叙事。

4．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共存与互补

就当前而言，任何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和成熟都会或多或少对其它学科理论有着一种依赖性。对于同一学科的同一理论体系而言，这种依赖性和互补性尤为明显。由经典叙事学走向后经典叙事学，就存在着这种内在演化逻辑的延续性，无论是在理论体系构建上还是研究范畴、研究范式等方面，两者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关联、互补与共存的关系，而非非此即彼的关系。

我们知道，科学研究，包括人文社科，当原有的研究范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变化时，新的研究范式就会冲破原有研究范式的藩篱，应运而生。后经典叙事学亦然。但是，新的研究范式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对原有研究范式的舍弃，两者之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会存在着交互作用的现象。正如库恩所说：“在这个转变期间，新旧范式所能解决的问题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交集，但并不完全重叠。” 这也就是说，不仅现时期，就较长一段时期来看，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之间共存、互补的关系并不会，不也可能因为后经典叙事学的崛起与兴盛，就断言经典叙事学的过时或消亡。实际上，无论是后经典叙事学研究范畴的扩大也好，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的调整也罢，或者无论是它研究体系的转变，还是研究方法的拓展，它的演化逻辑中无不存在着经典叙事学的轨迹。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在实践中随处可见。

比如，从研究术语的角度来看。近年来，很多经典叙事学的术语不同程度地受到后经典叙述学家的青睐，如“隐含作者”、“叙事时间”、“聚焦”、“不可靠叙述”、“故事与话语”等等。这种术语的重合性，背后隐藏着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述学概念、研究视角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认同性，体现了理论资源的延续与互补。在后经典叙事学的时代里，当人们在扩展其研究范围，拓展其研究对象，以及在进行实践分析时，在某种程度上依然以经典叙事学的理论资源作为基础，仍然沿用经典叙事学所描述的概念与术语。

另外，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认知叙事学并没有摒弃经典叙事学，两者的研究驱动都是寻找普遍规律，只不过经典叙事学将眼光投向文本内部，认为不同内容、不同媒介的文本均包含一些永恒不变的深层结构，而认知叙事学虽然强调从读者角度研究叙事，但一般并不关心读者的阐释，而是关心读者阐释产生的过程，将眼光投向读者的大脑深处，把重点放在研究这些叙事结构 (及语法 )和阐释理论背后的“普遍”认知规律。由此可见，认知叙事学并不否定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学是共存和互补的关系。

5. 结语

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之初深受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聚焦于叙事文本的研究，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叙事学理论从经典叙事学发展到后经典叙事学，经过建构主义洗礼，融合了跨学科的理念，后经典叙事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分支流派，凸显、超越了对文学、文字叙事的框架，在理论范式、研究范畴、研究方法、研究动态方面都发生了很多改变。后经典叙事学既继承了原有的相关的理论资源，又使叙事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之间的关联、继承、互补和共存将为叙事学将来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思路和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