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生态文艺批评何为

作为一种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思路和方法，生态批评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也是较为晚近的事。正如王诺的《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所述，20世纪90年代国际性学术组织“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在美国成立(1995年召开首次学术研讨会)，表明生态文艺批评逐渐成为一股世界性文学批评之潮流。^①而生态文艺学作为一门具有独立与创新品格的新型交叉学科，它的建设更是世纪之交中国文艺理论界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生态文艺学正以其深邃的内涵和宽广的包容性吸引着越来越多研究者关注的目光。

一、对全球化浪潮的反思：生态文艺批评的出发点

“从生态文艺学与生态批评在国内外发展的态势看，我国当前新兴的生态文艺学批评有着自己的特点和独立的品格。”^②张虎生、朱建东在对中国生态文艺学学科建设状况进行扫描的基础上得出上述结论。结论尤其突出中国当代生态文艺学的创立与发展表现出不同于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论界对西方文艺思潮的一味追逐与摹仿，而与西方生态文艺批评大致同步进行，并展现出学科建设中鲜明的本土意识和中国特色。该结论实际隐含着中西生态文艺批评赖以推进的共同思想基础——对于全球化浪潮的深入反思。

1999年10月，“生态与文学”国际研讨会在海南省召开，来自中、美、法、韩等国的作家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与会者普遍认同这样一个观点：“环境一生态破坏后面隐藏着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原因，环境—生态问题决不仅仅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③就我们的理解，生态危机的深层动因乃是以毫无节制掠夺自然为前提，以增长至上、财富至上的发展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文化形态在全球范围内的席卷和覆盖。这场以一元价值形态对抗多元价值形态的全球化浪潮来势凶猛，挟裹着现代高科技这把双刃剑，锐不可当地将地球演变成一个生存状态高度模式化的“小村落”，恨不能令每一位“村民”都穿上富有魔力的红舞鞋，围绕着利益最大化这一永无止境的生活目标疯狂地奔跑，一路上丢弃真理哲思、道德伦理、诗性纯美，直至筋疲力尽万劫不复……由此，我们可以清醒地捕捉到生态文艺学批评方兴未艾的原因：文学是人学，文学批评通过透视文学创作对人类的生存状态的审美观照，始终积极参与着社会文化建设，它应该而且必然会在这场事关人类命运前程的对全球化浪潮的反思中有所作为，这也正是中西生态文艺学批评几乎同时崛起的历史社会背景。

如此背景无疑为生态文艺学发挥其社会功能提供了最佳契机。从已有的批评实践看，当代生态文艺批评走的首先是一条逆向思维的道路，也就是说它的文化建设功能的实现是以社会批判功能的实施为前提的。正如西方生态文艺批评学者乔纳森·贝特所谓借助批评“抵制大众媒体的献媚行为”，帮助文学“作用于人的意识”。他凭借自己对英国湖畔诗人华滋华斯作品的生态文艺批评实践证明其结果将是“惊人的、偶然的、间接的、长期的”^④。毋庸回避，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文精神滑坡已经成为文论界的普遍共识，以商品经济为表征的全球化浪潮席卷下的中国文坛出现了太多的媚俗现象。作为迎合，文论界也存在较为显著的批评功能退化迹象。在关注中国当代生态文艺批评现状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尽管国内已有学者尝试进行了生态文艺学的学科体系建构，《文艺研究》、《文艺报》等专业报刊也开辟专栏进行理论研讨，但生态文艺学的学科建设和批评实践还是遭遇了难以避让的尴尬情形——创作实践跟不上理论建树的步伐。批评家们遍览文坛，竟找不出多少真正“具有生态学视野”，同时在精神内涵、情绪张力、思想内涵、艺术魅力诸方面均可圈可点的作品。就连力创中国当代生态文艺学的鲁枢元也不禁慨叹，这样“全佳型”的生态文艺作品实在不多见。这也提示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究竟是创作实践落后于理论建树，理论建构缺乏丰富鲜活的创作实例支撑，还是当前的生态文艺批评的视域过于狭窄，对当代文学创作的生态审美内涵缺少发现?中国当代生态文艺批评到底应该如何作为?

二、激浊扬清，敢于担当：强化中国生态文艺学的社会批评功能

就目前中国社会发展阶段而言，具有真正生态意识的文学作品稀少并不奇怪。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民众已历经工业文明百余年沧桑风雨，在享受着科技高速发展所带来的舒适便利的同时，也较早地感受到以追逐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环境危机以及人性异化。以生态保护为内核的“绿色运动”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兴起。经过50多年的发展，“绿色运动”已由起初较为单纯地呼吁控制污染公害走向“深层的环境保护”，其内涵从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推进到维护人与环境、社会及自我的和谐。从这层意义说，“绿色运动”已形成一种“绿色文化”，“对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正产生着重大的影响。”^⑤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尚处在以经济建设为龙头推进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尽管我们已意识到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渊源关系，但在社会物质基础平均水平还比较薄弱的前提下，民众的生态意识也普遍比较淡薄。很多时候，一旦生态保护和经济建设成为紧紧缠绕在一起的矛盾体，构成社会发展中的两难处境时，经常出现的还是杀鸡取卵的短期行为。应该说，我国的生态保护的形势是相当严峻的，这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不过，由于生态素材本身颇具复杂性，主要表现为内容的驳杂(一个生态事件往往牵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形态的趋丑(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总是难以给人以美感)，目前生态题材还只是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兼具新闻写实性和文学艺术性的报告文学创作中，而在纯文学创作中表现较少。

针对我国生态题材文学创作的现状，生态文艺学批评所要做的是，一方面满腔热情关注相关题材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创作，给予及时准确的批评反应，扩大社会接受效应，呼唤民众的生态保护意识和行动实践意识；另一方面突破题材批评的狭窄视域，将生态文艺学批评置于宽广的文化视野中，在此基础上，激浊扬清，敢于担当——强化生态文艺学的社会批评功能，以引导和激发更广泛的创作实践。

事实上，进人生态文艺学研究视野的文学作品，并不一定非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态保护题材的作品。如前所述，生态文艺学崛起的契机是伴随着绿色生态运动的深入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对于以追逐利润的发展主义为灵魂的全球化浪潮的反省。这场反省，东西方的文化语境不尽相同，但都必然涉及人类的终极价值取向的抉择。而这样一个绕不开的形而上命题，又几乎衍生着人类社会发展中遭遇的一切精神问题。因此，生态文艺学与生俱来的深邃反思意识，使它的批评视域决不仅仅拘囿于环境保护题材的文学作品，而应当站在更深广的人文关怀的立场上，以对生命价值形态的审美观照为本，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生态和谐为标杆，深入发掘文学创作中相关的显在和潜在的艺术表现

因子。这种建筑于宽广的文化视野中的批评思路已为东西方批评家所实践，如从古典文学作品中发现原始天然状态的生态意识，并予以审美放大，用于比照批判现实，就是很好的印证。

从对全球化浪潮进行文化反思出发，中国生态文艺学批评更应展示锐利的思想锋芒。“中国因特殊国情注定要在现代改革和建设过程中承受环境一生态的超常压力，中国的知识界和批评界也因此有可能从这一视角开始思想和文化的创新。”^⑥创新来源于哲学意义上的否定。中国生态文艺学批评必须引导创作界建立清醒的认识：环境一生态这一沉重的命题首先意味着一种深刻的社会批判立场，因为环境一生态问题的实质乃是文化和价值取向问题，它从根本上对抗着流俗，它尤其需要作家宏阔的心胸和超凡的定力。本着这样的认识进入这个领域，沉潜下去回旋游刃，定然能够触摸到时代脉搏，并产生富于历史气魄和思想魅力的大作品。这或许也就是鲁枢元所说的“通过一位独具生态学视野的文学家、艺术家的创造，哪怕是一些司空见惯的素材，由于转换了观察的视角，聚焦的视点、切入的角度、评判的尺度，也都会闪现出夺目的异彩。”^⑦这里，我们不妨套用鲁枢元的话，通过独具生态学视角的评论家的批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文化反思因子一定会增添许多新的时代内涵，并焕发出更加犀利的思索之光。

三、以人为本，崇尚生命：推进中国生态文艺学的文化建设功能

如前所述，生态文艺批评与20世纪中叶以来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的生态保护运动密切相关。两者的渊源，首先得归功于西方生态保护运动的倡导者纷纷借助文学笔法形象而生动地传达其生态理念。“在一个静谧的夜晚……你就静静地坐在那里，去听狼的嗥叫，并且认真思考你所看见的每种事物，努力去了解它们。这时，你就可能听见这种音乐——无边无际的起伏波动的和声，它的乐谱就刻在千百座山上，它的音符就是植物和动物的生和死，它的韵律就是分秒和世纪间的距离。”^⑧科学家利奥波德就是用如此柔性的文字让他的“土地道德”渗入了我们的心灵，而当我们在这些文字的感染下，尝试着不再用一个主宰者的目光去打量周遭，我们重新发现了饱含生机的自然，那“人类诗意的栖居地”，重新憬悟了生命的内涵和价值。当然，《沙乡沉思》、《寂静的春天》等倡导生态保护意识的名著固然不是地道的文学作品，但科学思考与文学描写的联姻却为我们思考生态文艺批评的文化建设功能打开了通道。

在对全球化浪潮保持警醒和反思的前提下，我们认为可以围绕以人为本，崇尚生命的目标推进中国生态文艺批评的文化建设功能。目前，除了民众生态意识较为淡薄，难以形成良好的审美接受心理场这一原因之外，创作界鲜见质量上乘的生态文学作品的另一个原因恐怕来自更深层次的困惑：遏制以追逐利润为核心的发展主义，生态保护是否意味着就与现代化进程背道而驰?强调自然环境的利益是否意味着抑制人的利益，从而违背人道主义的基本精神?文学创作进入环境—生态这一沉重的命题是否就意味着陷入了沉湎于传统跟不上时代前进步伐的怪圈?驱除笼罩在生态文学头顶的这层迷障，正是生态文艺批评发挥其文化建设功能的突破口。生态文艺批评在引导创作界关注生态题材的同时，必须广泛借助生态科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美学等多门学科的研究成果，经过理性辨析，向作家和读者昭示——生态保护及其相关理念绝非反人类、反进步，而是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接处积极寻求更合乎人类根本利益的发展方向与道路。从这层意义上讲，它不啻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无形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尤其取决于人类思想深处的觉醒及其正确的价值选择。因而，面对如此重大的时代命题，面对这场全人类的灵魂之战，我们的当代文学怎能不做出强有力的回应?生态文学的精髓恰恰应该是以人为本，崇尚生命!

生态文艺批评的文化建设功能首先表现在对文学中自然美价值的重新发现。深层生态学研究中最深入人心的重要理论成果是摒弃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哲学将之表述为人对于自然主宰式的支配转化为人对于自然共存性的守护。在有机的生态系统中，“自然美是人与自然在互动的运作中，人以柔性、守护性的揭蔽方式使自然进入澄明之境的刹那瞬间。自然以其多样性、丰富性现出真身，人可以阅读自然献给他的这些伟大图像，并通过审美感知以揭示自然中所蕴含的意味。”^⑨自然历来就是滋养文学家精神情操的绿色家园。如果从生态学的视角打量当代文学中自然景观的艺术表现，我们便不难看出，人性的异化与自然的异化是同步进行的，我国传统文学中那种人与自然圆融一体的景观描写，在当代文学中依作家不同的叙写姿态悄然趋向两个极端：一是饱受物质文明蹂躏，变得支离破碎、异化变形直至全然缺席；一是从现实全面退隐到作家的心灵憩园，成为反思现代文明弊端的艺术载体而颇具理想色彩。生态文艺批评正可以从文学中自然生态与人的精神生态的胶着中开拓许多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引导当代文学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回归自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发现自然生命的至美。

生态文艺批评的文化建设功能还体现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为指导，协调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丰富人道主义内涵，发展审美主体意识。文学审美诉诸精神意识，它是人类心灵的泊岸，生态文艺批评的最终旨归仍然是审美主体性建设，以此为目标，生态文艺批评才能够较好地协调科学与人文精神，追寻建基于真、善之上的自足美。正是在这层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者佩珀明确指出：“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和人道主义。”“人并不是生来就是傲慢、贪婪、好斗、富有侵略性……假如人沾染了这些的话，那也并不是不可改变的遗传因素造成的，也不是原罪所致”，而是流行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使然。“坚持”人的尺度”，廓清“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主体性之间天然的有机联系，为文学审美主体意识添加新的时代内涵。这种诞生于生态危机中的人道主义，其在当代文学创作实际中的表现形态各式各样，面对物欲膨胀的世俗潮水冲刷下的环境损害、人性异化，它可能是温暖感人的悲悯情怀，可能是冷眼观世的清醒，也可能是挺身反抗的倔强……不论怎样，它都背负着理性检讨、自我矫正的决绝，秉持着宽广博爱的赤子胸襟，义无反顾地追求人与自然、社会及自我的和谐圆满，谋求实现人类“诗意的栖居”(海德格尔语)。从创作实践中发现它，昭示它，放大它，弘扬它，再借助批评的力量推动它，正是当代生态文艺批评不可推卸的职责!

注释：

①②张虎生、朱建东：《生态文艺学批评在当前的发展态势》，见《新华文摘》2002年第10期。

③⑥《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谈环境一生态?》，见《南方文坛》2000年第1期。

④[英]乔纳森·贝特：《文化与环境：从奥斯汀到哈代》，见王宁编<新文学史>第28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⑤王谨：《从西方绿色运动看“绿色文化、绿色美学”崛起的必然性》，见《安徽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⑦鲁枢元：《生态文艺学》第393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⑧[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沉思》第145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⑨范玉刚：《哲学转型中的自然美内涵阐释——兼及自然美对生态环境的意义》，见《人文杂志》2002年第4期。

⑩陈学明：《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立》，见《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责任编辑：陈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