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郎织女民间传说的起源、传播及七夕文化特质

中华民族有着历史悠久、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不仅有浩如烟海的文人创作，而且有群星璀璨的民间传说。最著名的是以爱情婚姻为主题的四大民间传说：“牛郎织女”、“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人们世代口耳相授、载之文献、付之管弦、演于舞台，以多种途径、方式传播，家喻户晓、流传千古。这些民间传说作为优秀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文化心理、审美理想。比较四大民间传说，牛郎织女有着更加厚重的文化内蕴和符合人类理想的文化特质，这是它成为中华民族七夕文化“内核”的根本原因。

“牛郎织女传说”起源于汉水流域，汉水是其丰饶的文化母体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对神话作了经典性论述，“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古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它们“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1]牛郎织女传说同古希腊神话一样， 是“通过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它产生于农耕社会早期、原始社会末期，中华民族发展得最完美的童年时代，是在“艺术不发达阶段”创造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成为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显示出永不复返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艺术杰作所具有的特质和永恒魅力。

牛郎织女传说最早见于《诗经·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诗歌描绘出一幅农耕社会男耕女织的生活图画：“牛郎”是驾驶牛车的男性劳动者，“织女”是织布的女性劳动者。与此相伴出现了一个特定的流域文化符号“汉”，以及由农业生产工具簸箕演变的“箕星”、状如舀酒之器的“斗星”。牛郎、织女作为艺术形象、文化符号一出现就与“汉”这个文化符号、农耕文明相生相伴、相互规定，三位一体不可分离。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唯物史观“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2]从词源学角度考溯，“汉”的本义是汉水名，“天汉”概念是先民对地上客观存在的汉水在天上的观念投影；牛郎织女传说作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艺术反映，源于汉水流域农耕社会早期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力主体牛郎和织女在实践中生成的爱情、婚姻，由此创造出了“天人合一”的牛郎织女艺术形象。

《淮南子·齐俗训》记载，炎帝神农氏在汉水流域的厉山（随州）开创了农耕文明，“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其导民也，不贵难得之货，不器无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强者无以养生，其织不强者无以掩形。有余不足，各为其身；衣食饶溢，奸邪不生；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3]这里描绘了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男女平等的理想社会，反映了原始氏族社会农耕生产方式与社会和谐的生活图景，它决定了牛郎织女传说的文化内涵及婚恋形式。

1978年，在汉水流域湖北随州发现了曾侯乙墓，出土了气势恢宏的青铜编钟。在一件编号为E.66的漆箱盖上，发现了一幅彩绘天文图，画面中央是篆书的“斗”字，表示星空枢纽北斗，四周依序写着二十八宿名称，北方七宿包括：斗、牛、女、虚、危、室、壁。与文献所载二十八宿之名基本相同，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二十八宿图。绘有牵牛星和织女星的二十八宿天文图在汉水流域的出现，与《诗经·小雅·大东》中与“汉”相伴的牛女艺术形象，有着惊人的内在联系，皆为汉水流域的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在观念形态的反映。

1975年11月，在汉水流域云梦睡虎地，出土了战国秦简，其中《日书》记载：“丁丑·己酉取（娶）妻，不吉。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不果，三弃。”（甲种一五五简正记）“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4]典籍不仅记载了汉水流域先民不宜嫁娶之日的禁忌，还记载了这对有情人聚散的经过。两段简捷的文字，不仅确证牛郎织女传说起源于汉水流域，改写了学界长期所持的牛郎织女传说形成于汉代的“定论”，而且弥补了《诗经·小雅·大东》由于诗歌文体和主题所限导致的牛郎织女之间感情的缺漏，在情节上作了重要的补充和连接。它为牛郎织女传说起源于汉水流域提供了又一铁证。

历来就有七夕节形成于汉代的定论，然而据明代罗颀所著《物原》一书记载：“楚怀王初置七夕”。[5]它证明七夕节及所蕴含的民间习俗源出于江汉平原的楚国，牛郎织女传说与七夕节的母体皆为汉水流域。据以上史料，我们还可作出与牛郎织女传说为一体的七夕文化在楚国已具雏形的论断。

我们依据唯物史观可以作出是汉水流域早期农耕社会的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和文化氛围，奠定了牛郎织女传说起源于汉水流域的社会基础和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必然得出牛郎织女传说是汉水人民创造的优秀文化遗产的科学结论。

牛郎织女民间传说的传播与七夕文化传承

由于《诗经·小雅·大东》采自于东方，便有人否定笔者关于牛郎织女传说起源于汉水的观点。《史记·三皇本纪》记载：“炎帝，以火名官，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用，以教万人，始教农耕，故号神农氏。……初都陈，后居曲阜。神农本起烈山，故左氏称烈山氏。……皇甫谧曰：厉山，今随之厉乡也（即湖北随州厉山）。”[6]生于汉水流域随州厉山的炎帝神农氏，不仅开创了农耕文明，而且把包括牛郎织女传说在内的农耕文明传播到东方。此后，再经知识分子加工、改编，由周代采诗者收于《诗经》。这就是《诗经·小雅·大东》中，牛郎、织女文化符号与标志汉水流域农耕文明的天汉、斗星、箕星等相伴生的内在逻辑联系。经由《诗经》为代表的文献的传播，中华民族形成了将天上银河称之为“天汉”、“河汉”、“银汉”、“云汉”的文化传统，从而使“汉”成为中华民族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本根性意义的文化符号。

历史辩证法认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一旦形成，不仅有相对独立性，而且会对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汉高祖刘邦对“天汉”文化的崇尚，使其成为汉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极大地推动了牛郎织女传说的传播和“七夕文化”传统的形成。《华阳国志》卷二《汉中志》载：

汉高帝既克秦，获（俘获）子婴，当王关中。项羽封高帝为汉王。王巴蜀四〔三〕十一县。帝不悦。丞相萧何谋曰：“虽王汉〔中〕之恶，不犹愈于死乎？且语曰‘天汉’，其称甚美。夫能屈于一人之下，则伸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愿大王王汉中，抚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帝从之，都南郑。[7]

刘邦攻克秦国都城，理应称王于关中。鸿门宴后，刘邦却被楚霸王项羽封为汉王，因而郁闷不乐。萧何认为刘邦封王汉中，应了《诗经》中的“天汉”之称，是终将成为“天子”的祥瑞之兆。刘邦接纳了萧何的劝谏和谋略，而后将“汉”升华为国号。于是形成了由汉水—→天汉—→汉中—→汉朝—→汉人—→汉字、汉语—→汉文化的历史演进逻辑，“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文化符号。与“汉”结缘的牛郎织女神话故事，也成为“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高祖刘邦的“天汉”文化情结，使与“天汉”相联的牛郎织女神话故事在西汉有了新的发展。汉元狩三年（前120年），汉武帝在长安西南开凿昆明池，在池的两侧各立牵牛、织女石像，使其以艺术的形式回归人间。晋人葛洪整理的《西京杂记》记载了汉代宫廷七夕习俗：“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褛，具以习之。”[8]纪念牛郎织女相会，女性七夕乞巧在汉代已成习俗，上层社会习以为常，民间效法蔚然成风。

东汉文人所作的《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表述的是牛郎织女河汉的阻隔和别离的伤怀。这既是作者对《诗经·小雅·大东》诗化的诠释，也是东汉牛郎织女神话故事和七夕习俗深入人心的历史写照。

汉魏六朝宗懔所著《荆楚岁时记》记载了汉水流域、荆楚大地七夕淳朴民俗：“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綵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9]源于汉水的牛郎织女传说和七夕节，从民间传播到汉代宫廷，再由宫廷反馈民间，在社会上层和民间互促互动下，形成了“七夕文化”传统并世代传承。唐宋以降七夕习俗倍受推崇，杜牧《七夕》诗：“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秦观的《鹊桥仙》更是把牛女七夕相会视为男女婚恋的理想范式：“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堪称千古绝唱，七夕佳作。以牛郎织女为核心的七夕文化远播海外，在奈良时期已传入日本。日本人民将中国的七夕文化与日本本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有日本特色的七夕习俗和“情人节”，每年举办七夕庆典游行纪念牛郎织女的唯美爱情，营造成世界性的文化旅游项目并得到丰厚的经济回报。

牛郎织女传说具有的人民性、通俗性使其极易落地生根，并赋予一定地域色彩，形成了我国关于牛郎织女起源说的多种版本。在其母体汉水流域，从古至今流传着版本大同小异的牛郎织女民间传说，大体相近的七夕民俗。近年来，在鄂西生态旅游文化圈建设中，处于汉水中游的十堰市郧西县建构的“天河·七夕文化”具有代表性，并逐渐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七夕文化旅游目的地。根据唯物史观我们可以把握到七夕文化这一形成、传播、发展的历史逻辑。

以牛郎织女民间传说为核心的七夕文化特质

在中华民族最著名的以爱情为主题的“牛郎织女”、“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四大民间传说中，除牛郎织女外，无不充满着悲剧色彩。牛郎织女传说以喜剧性的理想化结局及独有的文化特质，积淀成为中华民族涵大蕴深的七夕文化，并受到世界很多国家民众的青睐。

1.“牛郎织女”起源于农耕社会早期、原始社会末期，与同类民间传说相比具有原始性、人本性、永恒性文化特质。

牛郎织女传说描绘了汉水流域原始社会末期的生活图景；展现出汉水先民发展的最完美的童年时代，那种率真、淳朴、浪漫及丰富的艺术创造力；显示出那个永不复返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本质特征和艺术杰作具有的永恒魅力，正如马克思所说：“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牛郎织女传说所蕴含的自由平等、两情相依的爱情婚姻观，具有人本性。传说的主人公是极为普通的男性劳动者——牛郎，有着神奇纺织技艺的女性劳动者——织女。狭隘自私的嫂子逼牛郎分家，仅分给牛郎贫瘠的土地和一头老牛。牛郎有着勤劳、善良、忠诚的美德，他开荒种地、盖房，按老牛的妙计藏了从天界下凡洗澡的织女的衣裙，赢得织女的芳心而喜结良缘，过着男耕女织田园牧歌式的农家生活，充满着浪漫主义的理想色彩。

传说所展现的是自私观念虽初步萌芽，自然家庭逐步解体，但尚未进入私有制社会，男女之间是以情感为基础的自由恋爱与自主婚姻。它区别于后世欺凌奴役妇女的奴隶制和“三从四德”封建礼教的婚姻。它与秦汉时期因劳役繁重导致夫妻生离死别的《孟姜女》传说，反映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制度、纲常名教束缚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宋明时期崇“道学”、尊“道统”，存天理、灭人欲的《白蛇传》相比，牛郎织女传说产生的时代更为原始古老，显现出以人为本的价值与意义。老牛在弥留之际，慷慨奉献牛皮，助牛郎得以飞天追赶织女；王母娘娘将牛郎织女强行拆散隔离天汉两岸，但有喜鹊造桥七夕相会成全牛女姻缘；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因织女下凡，荒废织衽之功，责令其回归天汉东岸，却人性化地恩准牛女七夕相会；人间百姓每逢七夕为牛女祝福等。人间百姓、天界尊神、飞禽家畜皆以牛女情感、尊严为本位，以玉成其婚姻为价值取向，充分体现出人本性。

牛郎织女传说所体现的爱情婚姻观和审美价值，为后世阶级社会中的爱情婚姻传说不可企及，具有艺术魅力的永恒性。传说显现出处于人类童年时期的汉水儿女淳朴善良、天真浪漫之美，其蕴含的爱情婚姻观和绚丽多彩的艺术想象力具有永恒的价值。牛郎作为人具有神性，可以升天；织女作为神具有人性，可以下凡；地界劳动者与天界劳动者可以自由平等的相恋婚配。先民通过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将其定格在天汉之畔，无论在传说的内容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堪称为永恒。审视牛女传说，汉水流域早期的农耕文明是其源，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其本，中华民族最本色、最自然、最理想的婚恋观是其根，地界牛女、天界双星永恒相守的理想信念是其魂。它感天地泣鬼神的爱情婚姻和浪漫抒情的“诗意”化人生，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与审美价值，显现出原始性、人本性、永恒性的文化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