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梁启超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几次论争

摘要：梁启超围绕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问题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和早期共产党人曾展开了多次论战。借助对相关论战话题的回顾，可以窥探梁启超有关社会主义的思想认识和实践态度，有助于深化对其社会主义思想特点和局限的认识。

关键词：梁启超；改良；社会主义；革命

在梁启超宣传其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一些国民党人和早期共产党人也开始接触和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他们以自己的阶级为基础，研究当时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并对社会主义是什么作出了他们自己的回答。但是他们的观点与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很多方面都有明显差异。回顾他们之间围绕某些问题的争论，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的特点及局限的认识。

一、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论争

梁启超与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论争实质上是君主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的论争，但是从其论争的内容上依稀能够看到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实践主张。

1905年至1907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展开了一次是革命还是改良的论战，其中关于“要不要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坚持在推翻清政府的同时要进行“社会革命”，倡导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1]孙中山等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与社会革命相等同的，也就是孙中山所提出的“土地国有”、“平均地权”等观点。这些观点汇总起来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也就是通过平均分配土地的方式，让全体国民都能获得土地，这样就达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孙中山这种把社会主义简单地等同“平均地权”的看法实际上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肤浅。

对此也不应感到特别奇怪，因为当时除了梁启超等几个人较早接触到了社会主义外，孙中山等人则认识社会主义比较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偏差也是必然的。但是孙中山等人对社会主义革命必将爆发的论断是正确的，他曾经说过“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的世界”。“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将其不远”。[2]从这一段话当中可以看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革命斗争中已经看到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上存在的弊端，在此基础上逐渐认识了批判資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思想，并对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思考，也就是如何利用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一些主张，在将来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过程中，避免欧美国家类似的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情况出现。

梁启超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论争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也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要不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方面。第一，梁启超认为孙中山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不全面的，在中国仅仅实行“土地国有”、“平均地权”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些内容仅仅是社会内容的一部分；社会主义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重新确认“均平”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结果。除此之外，梁启超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土地只是其中的条件之一，经济发展、人民权利意识的增强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孙中山把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单一化，显然是肤浅的。梁启超认为要想实现社会主义单单依靠“平均地权”等民生主义主张是很难达到的，而是应该将所有的生产机关收归国有，因此梁启超认为“当以解决资本问题为第一义，以解决土地问题为第二义。质而言之，则必举一切之生产机关而悉为国有”。认为革命派“以土地国有为唯一之揭集”，“是由未识社会主义之为何物也”[3]。

第二，梁启超认为孙中山等人关于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必然的推断是不正确的，中国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梁启超认为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巨大飞跃，从而使欧洲的一些大地主、大贵族转变为大资产阶级，进一步加剧了整个欧洲社会贫富差距，从而导致“此富族专制之祸，所以烈于洪水猛兽，而社会革命论所以不能不冒也。而推其根原，则实由前次工业组织之变迁，不以进化的而以革命的，如暴风疾雨之骤至”。[4]而当时的中国却没有出现与西方社会那样巨大的贫富差距，因为中国社会没有明显的贵族制度，赋税也相对较轻，贫富差距不大，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贫富差距悬殊的基础。此外，梁启超还指出社会主义的产生是为了抑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各种弊端，而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各种弊端并没有暴露出来，在这个时候就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

二、与早期共产党人的论争

梁启超与早期共产党人的论争主要是实践道路选择问题，即当时的中国到底是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还是先通过改良，发展实业走上改良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前者主要是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为首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后者主要是以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代表。这次论争发生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当时在这两次巨大历史事件的影响下，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已经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潮，在陈独秀等人的大力宣传和推动之下，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

以陈独秀为主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当时的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开始走上历史舞台，“五四”运动的实践表明，工人阶级完全可以通过革命斗争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当时的资产阶级本身已经开始大力剥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况且历史已经证明资产阶级不能带领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针对梁启超反对在中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观点，早期共产党人李达曾经说梁启超“误解了社会主义”、“提倡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提倡温情主义，主张社会政策”、“误解了社会主义运动”。李达说：“梁任公是多方面的人才，又是一个谈思想的思想家，虽然明明主张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而立论似多近理，评议又复周到，凡是对社会主义无甚研究的人，看了这篇文字，就不免被其感动，望洋兴叹，裹足不前。”“我为忠实主义起见，认定梁任公这篇文字是最有力的论敌，所以借着这篇文字作一个X光线，窥察梁任公自身和梁任公所代表的智识阶级中一部分人总括的心理状态。”[5]在这里李达尖锐的指出了梁启超的思想的本质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主张实行资本主义，他对社会主义的赞同实际上是为发展资本主义所作的一种辩护，并不是真正要发展社会主义，因此梁启超的思想是一种停滞不前，不能接受新兴思想的落后表现。

梁启超对自己观点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他说“吾以为社会主义不能實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6]在这里梁启超所指的劳动阶级是狭义的无产阶级，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企业当中的劳动者，并认为这些劳动阶级才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主体。当时中国的国情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尽管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但是与欧洲国家劳动阶级无论在人数还是思想上都还有较大的差距，其组织纪律、革命能力、知识水平等多方面的素质不能适应当前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可见梁启超是深悉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他的主张站在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对立面，但是不能就此抹杀其观点中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的真实性。

梁启超已经鲜明的表明了自己并不是反对社会主义，而是反对在当时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这对李达认为他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是一种直接的反驳。就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来说，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社会主义不可能跳过发展实业和遏制资本主义弊病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且从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态度来看，梁启超也并非是资本主义忠实的追随者。

三、梁启超上述立场的实践原因分析

无论是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还是早期共产党人的论争，梁启超不认同他们立场的主要理由和依据都与现实的实践活动有关。面对当时社会中正在某些方面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活动，梁启超的心理反应主要表现在驳斥社会主义革命倡导者的意图，抗拒革命输出和惧怕共产党人的革命目标三个方面上。

第一，担心社会主义革命倡导者带来新的失败。不管是在与孙中山等人的社会主义论争中，还是在与早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社会主义论争当中，梁启超的观点异常的坚定，那就是反对在当时的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在与孙中山等人的论战之中梁启超反对在当时的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其理由是孙中山等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不足，不能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标准；中国贫富差距不大，尚不足以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而在与陈独秀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论争当中，梁启超的理由不在是以上的两点，而是从劳动阶级的发展上强调中国的劳动阶级还很弱小，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的资产阶级相对比较强大，发展资本主义比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能更早的让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可见不管对手怎么发生变化，梁启超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驳斥社会主义革命的论点始终没有改变，这是他明显的一个思想心理特征。

第二，抗拒革命输入所导致的比附现象。抗拒革命输入，也就是不愿让别的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影响到中国社会变迁的历程。这一点梁启超的表现非常突出。从维新变法开始梁启超虽然主张要建立与日本类似的君主立宪制，但是他对君主立宪制的理解和实现方式上与日本明治维新有较大的差距。例如在实现方式上，明治维新是明治天皇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天皇主动求变的结果，天皇在改革中不仅将日本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带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而且通过政治改革进一步确立了天皇的权威。但是梁启超主张的维新变法与明治维新既然不同，维新变法是在先进知识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推动下，策动的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光绪皇帝在这场政治运动中所起到的作用仅仅是维新措施的实施者，他不是变法的直接推动者。并且在梁启超等人的设计当中，是通过立宪限制君主的权力，而不是像明治维新中巩固君主的权力。而在发展社会主义上梁启超也主张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而不应该从别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出发去推动本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

当十月革命发生的时候梁启超说“定万一推翻，他那精神毕竟不能磨灭。从前多数人嘲笑的空想，却已结结实实成为一种制度，将来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影响自然是及于别国。”[7]可见梁启超虽然对社会主义在俄国由一种社会理论变成实践的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在言谈之后还是对这种制度有一丝忧虑，梁启超担心社会主义制度在俄国最终会被推翻。而且在梁启超看来，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仅仅是一个特例，它的胜利不代表采用同样的方式在中国就能取得胜利，对待俄国的革命输出也慎之又慎。这种心理反应了梁启超在社会主义发展上的谨慎心理，但是过度的谨慎就让梁启超陷入了抗拒“革命输出”的境地，受到当时很多共产主义学者的批判。

第三，对共产党人彻底革命目标的恐惧。梁启超本身的阶级属性是民族资产阶级，尽管他的思想一再发生变化，但是其阶级属性一直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因为不管他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共和制，还是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或者是社会主义制度，梁启超都力主在当时的中国大力发展实业，走实业救国的道路，使资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使中国具备抵御西方列强的资本。而社会主义革命本身针对的就是资产阶级，当然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尽管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确立了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的策略，但是在毛泽东成为党的领导人之前，陈独秀等人主张的是一种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的敌人不仅仅包括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如果真的在当时的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就对以梁启超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构成最根本的侵犯，因此梁启超的思想里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党的力量带着一种惧怕的心理，因此他极力阻止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的中国发生。而走改良资本主义道路则不同，不会侵犯到民族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即使在将来的某一段时间资本主义最终会向社会主义缓慢的过渡，但是这种过渡不会对民族资产阶级产生致命的打击，因为他们依然可以获得足够他们生活的生产资料。

结语：

梁启超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分别与革命党人和早期共产党人展开过多次论战，总体来看，梁启超不认同他们立场的主要理由和依据都与现实的实践活动有关，基于社会现实发问，经过社会实践检验，也让我们更为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更利于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

[1] 杨慧清. 《两次社会主义论争中的梁启超》，《史学月刊》，1989年第4期。

[2] 孙中山. 《孙中山选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4页。

[3] 梁启超. 《杂答某报》，《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08-509页。

[4] 梁启超. 《杂答某报》，《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01页。

[5] 《新青年》（第9卷第l号），1921年5月l日。

[6] 梁启超. 《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梁启超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753页。

[7]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页。

作者简介：

李波，（1986-），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教师，硕士，研究方向：行政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