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他者的吉普赛人

摘要：吉普赛人一直是众多艺术家兴趣的焦点和表现的对象，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从最开始就以“他者”或“异类”的形象出现，又通过各种文学形象和手段被定型下来，成为世界文学中一个难以同化的群体。本文所要研究的是世界经典小说中的吉普赛人形象，拟在世界小说视野内对吉普赛人形象进行梳理和综述，概括出世界作家笔下共同的“他者”世界，并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等理论方法对相关经典作品进行分析和阐释，并由此引出对这一现象的个人思考。

关键词：吉普赛人他者文学理论

在世界文学作品中，经常有一些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怪异人物形象，他们穿着奇异，出入神秘，没有固定住处，不受法律的管制，不受主流文化的同化，往往象征着一种来自异邦的社会群体，他们通常就是吉普赛人。

在外族文学的传统中，吉普赛人从最开始就以“他者”或“异类”的形象出现，又通过各种文学形象和手段被定型下来，成为世界文学中一个不能吸收、难以同化、形象丑陋的群体。“他者”在比较文学形象学、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中都有所涉及，本文拟从他者的角度来分析世界小说中的吉普赛人形象。

一、后殖民主义中的“他者”

流浪生活使吉普赛人失去了读书识字的权利，更没有自己的文字和作家，无法书写自己，所以外族人只能从其他途径来搜集并获得有关吉普赛人的资料。吉普赛人的“无法言说”，使得他们不断地被主流话语客体化和他者化，成为对象性的“客体”，失去了“自我定义”的能力，无法表达自己。

各国小说中对吉普赛人的表现始终在积极与消极这两个极端之间摆动，但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吉普赛人一直作为他者和异类的形象而出现，这主要是受了三种思想理论的影响，即东方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

“东方主义”一语出自爱德华·赛义德的同名著作，他认为所谓东方主义是一种以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观点划分东西方关系的思维方式，它旨在对东方实行主宰，重新建构和行使权力。在东方主义者通过这种结构生产的知识中，东方和东方人被边缘化并被降低到一种劣等地位。东方人成为西方的“代理自我甚至地下自我”，成为一种镜面似的参照系统，西方凝视该镜面只能发现他自己的形象。东方主义者建立了一系列二元对立面，视欧洲人为优越、文明、善良、先进、理智、正常、清醒而强壮，而东方人则是劣等、野蛮、邪恶、落后、非理性、不正常、糊涂且软弱。

另一方面，东方主义并不一定只是污蔑诋毁东方人和东方。需要的时候，它也可以赞美东方和东方人。用雷蒙德·希瓦伯的话来说，西方对东方有一种“纡尊降贵的崇拜心理”，崇拜吉普赛人的自由，而鄙视吉普赛人的贫困、散漫。赛义德的评论者中有人称这种崇拜心理为商品化过程，认为它是西方为了达到“剥削”的目的而利用东方。

赛义德在讨论东方主义时重点放在伊斯兰国家，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他的东方主义理论是否也同样适用于东方文学对吉普赛人的表现。本文认为无论外族人对吉普赛人持什么样的态度，褒也好，贬也好，鄙视也罢，同情也罢，他始终把吉普赛人放在“他者”或“异类”的位置上。从这一点上来说，东方主义的理论是适用的，因为东方主义根据自己的需要，采取二元对立法，过高或过低评价东方或东方人（吉普赛人也是东方人），造成约翰·斯台德曼所称的那种“过分夸大欧亚之间差别”的倾向，而这正是赛义德所反对的。

各国小说在对吉普赛人的表现上，具有强烈的东方主义倾向，可以将其分为积极东方主义和消极东方主义。所谓消极东方主义，是指丑化、诬蔑、贬低吉普赛人的表现方式；而积极东方主义则相反，表现的方式是美化、歌颂和赞扬。实际上，本文所研究的作品中经常表现出这两种倾向，有时一个作家身上也会呈现积极和消极两种因素，比如作者重点美化吉普赛主人公，而贬低和丑化群体吉普赛人，以此衬托出主人公的美丽和美好品质。消极东方主义在作品中有这样几种表现：一是为了本族人的利益，宣扬“民族主义”，把吉普赛人“妖魔化”；二是在历史上各个时期，总是把吉普赛人视为洪水猛兽。

一种惯用的种族主义的方式，是完全以消极的方式和反面形象处理吉普赛人，一言以蔽之，吉普赛人就是“坏”，不是偷东西、赌博，就是偷小孩、诈骗钱财、妨碍治安，而对吉普赛人的好处等绝口不提。

在小说对吉普赛人的表现上，还有一个相关的理论，即种族中心主义。根据威廉·格雷厄姆·萨姆勒的看法，种族中心主义的定义是：以本种族为中心看待一切事物，以本种族为参照系数来划分其他种族的等级……每一群体都怀有其自身的骄傲感和虚荣心，都认为自己比他人更优越，崇拜自己的神祗，鄙视外人。每一群体都认为自己的社会习俗是唯一正确的习俗，如果它观察到其它群体有其它的社会习俗，这些习俗只能激起它的蔑视。[1]总之，吉普赛人形象既使外族人感到恐惧，又产生诱惑，随着时代变迁和政治需要而被摒弃或利用，“滞定型”的形象千奇百怪，但其表现手法总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摆动。正是这样一种形象，使他们永远处于“异端”，被放逐于“他者”的境地而永远难以自拔。

二、女性主义批评中的“他者”

西蒙·德·波伏娃在其《第二性》中指出“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定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埃莱娜·西苏，是法国一位著名的女权主义批评家，她认为在男权中心社会中，男女的二元对立意味着男性代表正面价值，而女性只是被排除在中心之外的“他者”，只能充当证明男性存在及其价值的工具、符号。吉普赛女性相对于吉普赛男性来说是“他者”，相对于其他种族的男性更是“他者”。

如果说外族文学对吉普赛男性的表现只是把他们当成“异类”，那么，对吉普赛女性就是双倍的“异类化”了，她们不仅地位低下，而且具有性的诱惑。男性作家往往把吉普赛女性表现成“洋娃娃”，是一种奇怪而神秘的尤物，作为白人作家性幻想的对象；而对女作家来说，吉普赛女性的低下地位和落后状态正好证明白人女作家自己种族和文化的优越性，成为白人女作家批评、乃至嘲笑奚落的对象并被其排斥到低人一等的状态。借用萨伊德一句话，吉普赛女性实际上已成为他们西方姐妹的“代理自我、甚至地下自我”。

但是，外族作家在塑造吉普赛女性形象时，带有强烈的男权意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歪曲了吉普赛的风俗习惯。从形象特征上看，这些女性形象都是类型化、普泛化、无个性的，她们是爱情上失意而又不能满足的这一类型人物的代表与象征，缺乏独特的精神生命。这些女性身上具有“类”的表征，她们似乎是一种介乎写实与非写实之间的美色与爱情的化身，她们是经过概括、提升、抽象的典型，反映出“他者”的境遇。比如把女性描写成在部落中没有任何地位的可怜虫（拉基的遭遇）、事事听命于丈夫的女人（嘉尔曼对丈夫的绝对服从）等等。

三、比较文学中的“他者”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在《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一文中提出了当代形象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其核心是对他者形象的定义：“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一个作家（读者）对异国现实的感知与其隶属的群体或社会的集体想象密不可分。比如普希金在流放途中，进过吉普赛人的帐篷，与吉普赛人交谈过、接触过，也在酒席上见过名叫“真妃尔”的吉普赛姑娘，后来他根据这些情况，又加入了自己的想象和观念，创作了叙事长诗《茨冈人》，阿列哥的形象与他有很多类似之处，都被社会、法律所不容，都想寻求自由。事实上，任何一个“他者”都是与“我”混合的，因为作者是在用自己的语言和思想以及思维模式描述异国，并试图从中寻找自己所向往和缺乏的成分。比较文学中的“他者”是虚构的、不真实的，更是自我的一种延伸。

形象学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套话，它是形象的一个最小单位，它浓缩了一定时间内一个民族对异国的“总的看法”。巴柔说过，“作为他者定义的载体，套话是陈述集体知识的一个最小单位，它希望在任何历史时刻都有效。套话不是多义的，相反，它却具有高度的多语境性，任何时刻都可使用。”

关于吉普赛人的套话很多，“小偷”、“占卜者”、“流浪者”，一提起这些词语，人们的脑海里马上就浮现出吉普赛人的形象，这些特定称谓已经成了吉普赛人的代名词。在西方，吉普赛人是流浪民族的代名词。今天，我们一提起吉普赛人，总习惯把他们与巫术（占卜）、相命、歌舞等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套话的作用。

“他者”大多数是虚构的，很多风俗习惯都是作者随意编排的，比如很多作品中都描写吉普赛人的肮脏、邋遢，但在他们的日常习俗里，有两种重要的概念——纯净与不洁。例如，一个女人的裙角不小心扫过一个男人的碗周，那么这碗食物势必要倒掉；在他们终年流浪的敞篷车里，永远备有三桶水，其一为濯洗食物之用，其二为洗脸用，其三为洗脚用。如果有人不小心搞错，就会受到惩罚。他们自有其法庭。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有纠葛诉讼，一个审判监狱是不存在的。刑罚可以将一个人赐死，却不能剥夺一个人的自由。严重的被定为“不洁”的罪犯，将会被排逐于部族之外。这就如同鲁迅所说的，“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绝不会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上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

理解异族与认识自我是密不可分的。一国作家不管是出于何种动机和需要，塑造出什么样的异国形象，都是在将异国作为一个他者，一种相异性来看待的。他者实质上是另外一个自我，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自我，或者发现另外一个自我，这实际上是一种互动认知，即互证、互补、互察、互鉴。异国主义存在于双方相互认识的过程之中。不反映自我，也就没有异国情调；没有对“自我”进行美化的深切愿望，也就不可能美化“他者”。在短文《令人恐惧之物》中，弗洛伊德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看上去令我们恐惧的东西，实际上是我们自身，是我们熟悉的东西。把它引用到我们的论题中，可以这样认为，我们认为是充满异国情调的东西，我们自己在深层意识层面上对它早已熟稔。完全陌生的东西不会使我们产生兴趣，也唤不起我们的异国主义审美感受。

注释：

[1]姜智芹：《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序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参考文献：

[1]姜智芹.《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美]爱德华·W·赛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M].北京：三联书店，2000.

[3]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8.

[4][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5][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M].阿·高兰出版社，1994.

（李昌燕甘肃兰州商学院陇桥学院73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