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的教派斗争与教育变革

摘要：19世纪通常被视为是英国历史上的“改革时代”。教育也是众多发生变革的领域之一。在教育领域的变革中，宗教因素，特别是教派之间的斗争也起到重要作用。在宗教多元化的大背景下，非国教派与国教派在教育领域相互竞争，国教派的垄断特权不断被打破，教育的宗教色彩逐步弱化，初、高等教育获得了较快发展，政府教育改革逐渐深入，从而为英国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19世纪；英国；宗教多元化；教派斗争；教育变革

19世纪是英国近代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之一。随着工业化的进行以及社会的转型，这一时期的英国教育也发生了重要变革。特别是国家对于教育问题介入程度的加深，推动了现代意义上的国民教育体制的建立。然而在教育领域的变革中，宗教因素，特别是教派之间的斗争也起到了推动作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宗教仍是影响当时社会、政治事务的主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19世纪英国宗教多元化以及政治民主化的时代背景下，伴随非国教派势力的壮大，非国教派与国教派斗争日趋激烈，从而导致国教会所享有的诸多特权被削减，教育的宗教色彩逐步弱化，并推动了初、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政府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因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19世纪英国宗教多元化发展而导致的教派斗争这一视角，考察其是如何推动英国教育变革和发展的。

一、19世纪前期英国宗教的复兴与多元化

尽管据1851年宗教人口普查报告显示，英国总人口中只有约35%的人会去教堂参加周日的礼拜仪式，但19世纪的普遍情况却是，去教堂参与礼拜仪式的人数随不断增长的总人口数量持续攀升，直到1880年这一增长势头才有所停滞。这一方面反映了19世纪英国人口的飞速增长；另一方面，也揭示出19世纪的英国教会依然有能力吸引大量民众，将其置于教会的教牧与监管之下。这一时期，新建教堂数量不断增长，教会管理体系（即神职人员人数）快速扩充。其中，非国教派教堂和神职人员数量的增长也较为明显。据统计，在1830年至1901年间，英国国教会新建教堂5500座，新增教区牧师11000人。与此同时，在苏格兰，1843-1901年间，在苏格兰国教会和非国教派的共同努力下，新建教堂1800余座，新增牧师1700余位；在1830-1900年期间，始初循道会与卫斯理公会各新增牧师500名与1200名；此外，公理派在1856-1900年間新建了1500座教堂。

从新建教堂数量与新增牧师的规模来看，各教派在这一时期对所辖教区的管理均做出了有效扩充，并增强了管理效力。但与以往相比，非国教派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这点还可以从当时参加礼拜的人数统计看出。1850年代，英国国教徒在全体做礼拜的人中只勉强占多数。在参加礼拜仪式的7 261 032人中，参与不同教派礼拜仪式的人数分别为：英国国教3 773 474人；新教中的非国教派3 177 208人。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言：“1851年差不多有半数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新教信徒参加了不同于英国国教的宗教仪式。各种教派这种异乎寻常的胜利，主要是自1790年以来，或更准确地说是自拿破仑战争末期以来，宗教发展的自然结果”。

与此同时，各教派还组织、支持或资助了名目繁多的自助型团体和机构，除了国教派的组织外，非国教派也占据一席之地。如：以禁酒为目标的英国联盟（United Kingdom Alliance）、英国国教会禁酒社团（Church of England Temperance So ciety）；意在维护英国国教权益的英国教会联盟（English Church Union）；致力于促进非国教派权利的解放协会（Liberation Society）；旨在维护新教教义并反对任何形式天主教教义（英国式或罗马式）的教会联盟（Church Association）；意在传播宗教读物的宗教手册协会（Religious Tract Society）；国内外传教会（Home and Overseas Missionary Society）；女子互助协会（Girls’Friendly Soeiety）；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 soeiation）等等，呈现出繁荣与多元化的趋势。

此外，这一时期，各教派与宗教社团还出版、发行了众多宗教刊物。以宗教手册协会为例，在1860年代，其年平均发行量高达3 300万份。其中，卫斯理公会图书室（Wesleyan Methodist BookRoom）仅在1841年就发行了130万份。尽管在1770年，公开发行的宗教类杂志还寥寥可数，但到了1870年，宗教类期刊、报纸的种类已增长至数百种。同时，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宗教社团还自主发行周刊。

以上所列举的人数规模、社会团体和发行刊物均反映出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宗教生活的活力与繁荣景象。特别是非国教派人数、规模和组织的增长，使得这一时期英国宗教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态势。这一方面反映出这一时代所盛行的传教热情——包括对海外的异教徒（heathen）以及国内工业革命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城市中“不属于教会的大众”（unchurched masses）的传教使命。其中，针对所谓的“不属于教会的大众”（多为社会下层、劳工阶层），各教派的传教手段又分为直接使其改宗皈依教会，抑或是间接为其提供教育、扶助以及体面的娱乐形式等途径，从而达到教化及争取教众的目的。再加上传统上教会对教育问题的重视，因此也就促使这一时期各教派对于“教育”问题格外关注。

另一方面，众多宗教团体纷繁复杂的并立局面也使得了这一时期各宗教派系复杂多样，以及派系斗争的激烈。如：福音新教派（Evangelical Protestants）与罗马天主教及英国国教的对立；国教派与非国教派的对立等。其中，尤以国教派和非国教派的矛盾为甚。在19世纪前期的英国，逐渐成长起来的非国教派在一系列政治和社会生活中遭受到了限制以及不平等待遇，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他们必须向当地的国教会教堂缴纳教堂税，出任公职时受到《宗教考察法》（The Test and Corporation Acts）规定的资格限制，无法按照教派习俗举办婚礼与葬礼（否则将被视为非法行为），进入大学等教育机构仍多有限制等。由此，非国教派对国教会所享有的特权与独尊地位积怨已久，也引发了其后二者在政治、宗教以及教育等领域的纷争。例如，在国家层面，自1820年代起，工厂主与技工（多为非国教派成员）便在对贵族与地产精英阶层（多为国教会成员）的共同反感下结成了政治同盟关系，以向议会请愿或是参与支持政党竞选的方式，争取扩大或是维护自身权益；在地方层面，英国国教的教区教堂（church）与不信奉国教教派的小教堂（chapel）也发生了激烈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