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初年女子教育宗旨的转换和开放大学“女禁”

摘 要：民国初年，在共和政体的支持和自由民主理念的支配下，“德智体美”并重的教育宗旨取代了“良妻贤母”的女子教育宗旨，有力地推动了女子教育的发展和进步。新文化运动强力宣传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教育方针，营造女性为自身事业、为国家前途接受教育的舆论氛围，促使女子教育宗旨摆脱了由于封建复辟思潮影响而一度向旧传统的回归。日渐扩大的知识女性群体不断呼吁大学开放“女禁”，并最终获得社会承认。大学开放“女禁”是女性形式上获得完整教育权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教育转型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关键词：民国初年；女子教育；开放大学“女禁”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8)06—0172—05

民国初年，在共和政体的支持和自由民主理念的支配下，女子教育宗旨随着教育的整体转型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观念的启发下，日渐扩大的知识女性群体要求接受高等教育，呼吁大学开放“女禁”，并最终获得社会承认。大学开放“女禁”是中国近代女性形式上获得完整教育权的标志，在近代教育制度的变革和社会整体的文明和进步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

中国新式女子教育开始于清末新政时期，①在清廷颁布的女子小学、女子师范章程中，明确规定以“不悖中国懿媺之礼教，不染末俗放纵之僻习”、教以“为女、为妇、为母之道”为宗旨。②辛亥革命以后，在封建的教育宗旨被否定、新式教育宗旨正式确立的转换过程中，女子教育的范围有所扩大，“男女同校”的禁忌开始松动，更多的女性摆脱家庭的羁绊进入学校。

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从共和政体和民主自由的理念出发，公开否定以“忠君”和“尊孔”为核心的封建教育宗旨。7月，全国临时教育会议通过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③的教育宗旨。9月以后，“壬子癸丑学制”逐步形成并开始实施。在女子教育方面，新学制改变了女子教育修业年限短于同类男子教育的规定，减少了“女红”课程内容，增加了近代科学知识的课时，并且允许初等小学男女同校，正式承认了女子职业教育等，特别是贯穿其中的男女教育平等的精神和允许私人开办除高等师范学校之外的各类学校的规定，鼓励和促进了女子学校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新的教育宗旨的确立和政府有关政策的鼓励，有力地推动了女子教育的发展。一批晚清女学的毕业生、倾心女子教育的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有识之士等积极创办多种类型的女学，拓宽了女子教育的范围和领域，出现了一批有良好社会影响的典型。如在中等教育方面，有袁希澔于1912年4月1日创办的以“勤、慎、庄、俭”为校训的上海爱群女校，学生由最初的7人发展到数百人之多。为纪念秋瑾而创办的上海竞雄女校，以“提高女子知识和技能，从而自谋生计”为宗旨。在专门性学校方面，有1912年2月，闵兰言、柴玉霖、李华书等人发起开办的上海女子法政学堂，设正科和预科两种，招收16—30岁的学生80人，主要学习科目有法政学、英文、法文等；有3月1日张竹君创办的上海女子看护学校，该校以“通习最新看护理法，兼学产科”为宗旨，招收16—25岁的学生60人，修业期限为3年。在职业教育方面，有7月1日陈澄溪等人在上海法租界创办的女子工业大学校，分设高等、速成两科，共收女生300名。其中高等科目为缝衣、制帽、刺绣、织物，学习期限为3个学期；速成科目为缝衣、制帽、织物中任选一种，学习期限3个月。又有1913年沈卓如女士发起的上海女子手工传习所，专授盘编花边、钩结花、结网花边、线绣、线结、抽纱、挑花等手工艺。此外，尚有一些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女志士潜心向学，或创办女校，或出国留学。1912年3月，陈婉衍将（南京）光复军女子队改组为复心女子学堂，决心“为女界输入文明”，“俾得教养兼施，增进学识，勉成中国新民，咸合完全人格”④。为此，陆军部拨专款1000元予以资助。3月14日，陆军总长黄兴亲自批准向志愿出国学习的尹志锐等女士各拨款1500元，以备三年学费。

1912年5月，孙中山在广东女子师范第二校发表的演说中，主张从教育开始回复自主的人格，因此必须以“提倡女子教育为首要之事”⑤；而教育的普及，“必倚重师范，此师范学校所宜急办者也；而女子师范尤为重要”⑥。教育部也在颁发的《师范学校令》中，明确规定女子师范以培养小学教员和蒙养园保姆为目的；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培养女子中学和女子师范学校教员为目的。8月，民族资本家凌铭之独资创办的上海南洋女子师范学校开学。这所学校以振兴女子教育和培养女教师为宗旨，根据“就性之所近，授专门之学”的教育思想，采用分科制教学，即设立文学、数理化、唱歌、体操等专修科。是年，原上海崇明敦行女塾也增添师范类教育，后改名为私立敦行女子师范学校。创办于1905年的湖南长沙周南女校也奉令改名，称“湖南私立周南女子师范学校(简称周南女校)”，学生来源由湖南一省扩展到鄂、闽、鲁、晋及南洋各地，数量由百余人增到400多人。

据统计，自民国建立到1915年，女子学校和女生数量基本上呈增长趋势，到1915年，女子学校数量达3766所，占全部学校比例的2．9％，女校学生数量达180949人，占全部学生比例的4．2％。⑦与清末全国428所女子学校、女学生12164人的状况相比，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尽管存在着女子教育基本上处于小学阶段，男女同校仅限于初等小学，中学及师范学校为数极少，大学则完全将女性拒之门外等诸多局限，但教育宗旨的转换和教育内容的革新毕竟带动了女子教育范围的扩充，增加了女子受教育的机会，也在改变知识结构的同时强化着女性自觉意识，从而为女性走向更广阔的教育空间奠定了基础。

二

辛亥革命以后，北洋政府在恢复和强化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力图使女子教育向“良妻贤母”的旧宗旨和旧传统回归。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则强力宣传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教育方针，营造女性为自身事业、为国家前途接受教育的舆论氛围。随着帝制复辟的幻灭，历经曲折的女子教育得以回复正轨。

在袁世凯“帝制自为”阴影的笼罩下，南京临时政府确立的“德智体美”并重的教育宗旨被根本否定。经袁世凯批准颁定的“教育要旨”，规定了“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七项，与1906年清廷学部颁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相雷同。⑧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颁布的教育法令被从根本上予以倾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转型出现了暂时的倒退。

在女子教育宗旨方面，北洋政府再弹“良妻贤母”教育的老调。1914年夏，新任教育总长汤化龙发表讲话说：“民国以来，颇有一派人士倡导一种新说，主张开放女子之界限，其结果致使幽娴女子，提倡种种议论，或主张男女同权，或倡导女子参政，遂至有女子法政学校之设立”；“余对于女子教育方针，则务在使其将来足为良妻贤母，可以维持家庭而已”。⑨袁世凯也将七项教育宗旨中的“戒贪争”解释为“女子勉为贤妻良母，以竞争于家政”。1915年汤化龙在《关于整理教育方案》中规定，女子注重师范及职业（教育），并保持严肃之风纪。同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国民学校令》对男女同校问题做出新的规定：只允许小学一、二年级学生男女同班，三年级以上男女学生只可同校不可同班，到中学后男女学生不可同校，女子只可进入女子中学。教育部并且通令各省女学，严定五条惩戒规则：“一、不准剪发，违者斥退；二、不准缠足，违者斥退；三、不准无故请假、结伴游行，违者记过二次；四、通校女生，不得过14岁，如有隐匿冒混者记过；五、不准自由结婚，违者斥退，罪及校长。”⑩在课程设置方面，“家事要项”成为女学生的必修课，特别是在女子中学，家事、园艺、缝纫安排了较多课时，而国文、数学、外语等主要学科，学时少于男校，程度也低于男校。

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对教育界的复古倒退痛心疾首，对“良妻贤母”的女子教育宗旨进行了讨论和批评。有人指出，“良妻贤母固为妇女天职之一端”，但当今世界，究竟什么是良妻贤母呢？日本盛倡“良妻贤母”教育的结果，“不过造成一多知识之顺婢良仆，供男子之驱策耳。有良妻贤母之名，无良妻贤母之实。果以封锁女子于家庭，听男子指挥为贤良模范者，吾国村妪，类能道之，旧说足矣。何事纷扰，多此设学之举耶”。因此，女子接受教育是“为女子自身计，当为国家前途计，非以供男子私人之役也”。(11)胡适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讲演中介绍美国妇女的精神，并将其归结为“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美国妇女一般认为，“做一个良妻贤母，何尝不好。但我是堂堂的一个人，有许多该尽的责任，有许多可做的事业，何必定须做人家的良妻贤母，才算尽我的天职，算做我的事业呢”(12)。这种人生观，就是“自立”的观念。“自立”的意义，只是要发展个人的才性，可以不依赖别人，自己能独立生活，自己能替社会做事。这种“不认男外、女内的区别，男女同有在社会上谋自由独立的生活的天职”的观念，“是我们中国妇女所最缺乏的观念”。(13)而“自立”精神的养成，全靠教育，而且是自小学到大学男女同校的共同教育。

随着袁世凯复辟势力的失败，民国元年开始的教育改革措施逐步得到恢复。1916年10月12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北京开第二次大会，议决提请政府设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方案。次年10月的第三次大会，向教育部提出推广女子教育的议案，要求增设师范学校及师范讲习所，增设女子高等小学、女子中学等。1918年6月，教育部通知各省区酌量地方情形，分别办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请推广女子教育案”，并且得到了积极响应。如，11月河南省议会通过《整顿扩充女校咨请省署施行案》，要求各县已设立女子国民学校者，务须认真整顿，逐渐扩充，未成立者限1919年暑假前成立；省教育厅长随即通令各县知事转令教育机关从速扩充女学。不久，全省各县普遍建立了女学。1919年3月，教育部颁布《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规程》，规定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除设预科、本科外，可设选科、专修科、研究科等。4月，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成为中国第一个女子高等教育机关。

三

五四运动前后，妇女解放的呼声日高。妇女解放以接受教育为根本，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共识。在女子教育恢复发展的过程中，强烈要求大学开放“女禁”，成为知识女性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在舆论鼓吹、女性呼吁以及教育界人士的努力下，北京大学率先招收女生，各地高校纷纷效法。大学为女性的开放，成为民国初年教育宗旨向近代转换的重要成果之一。

开放大学“女禁”，是新文化运动引进西方新式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新青年》以欧美、日本为例，阐述“男女平等教育者，非教育种类之平等，乃教育人格之平等也。男子能受大学教育，女子亦能受大学教育；男子能受学位，女子亦能受同等之学位；男子能受教育上之尊荣及权利，女子亦能受同等之尊荣及权利”(14)。胡适则赞许美国男女同校特别是大学的共同学习生活有诸多好处，如：可以扩张女子高级教育的范围；可以从正当交际和共同生活中，“养成自治的能力和待人处世的经验”；可以使男学生增进个人的道德，“减少许多不名誉的行为”；可以“消除男子轻视女子的心理”，“增长女子自重的观念，更可以消灭女子仰望男子和依顺男子的心理”。(15)胡适主张，在中国实现女子进入高校要分三步走：第一步，由大学聘请女教授；第二步，大学先收旁听生；第三步，使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在课程上与大学预科相衔接。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新潮社成员康白情在《晨报》副刊发表连载文章《大学宜首开女禁论》，明确提出，十月革命以来，“女子解放的潮流已经弥漫了全世界”，要缓和这种潮流，“不可不逐渐的明开女禁，而明开女禁的第一着，又不可不属意于全国最高学府最高修养地方的大学，就是说，大学对于女子开放门户”。文章批驳了种种反对意见，指出，男女同校不会使学生道德堕落，反而足以完成其道德，足以涵育其品性，促进其学业，感发其才智，同时使社会上知道男女交际的意义。(16)5月11日，罗家伦发表文章呼应康白情的观点，强调为增高女子知识、增高女子地位、增高自由结婚的程度起见，大学不能不为女子开放，“在学理上和事实上，大学都有开放的必要”。(17)

1919年5月19日，甘肃循化（今属青海）女师毕业生邓春兰写信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表示“拟代吾女界要求先生”，在北大附中“添设女生班，俟升大学豫（预）科，即实行男女同班”。(18)由于蔡已在5月9日辞职离京，邓春兰的呼吁未见有效。旋即，邓春兰又写《报界诸先生转全国女子中学毕业及高等小学毕业诸位同志书》，在南北大报上刊载。文中号召女界“与其倚赖他人之提倡，何如出于自身之奋斗？天下安有不耕耘之收获哉？”呼吁在北京组织“大学解除女禁请愿团”，凡入团姊妹因个人学力达不到大学入学资格者，则在大学附近组织私塾，延聘大学教师授课，努力补习；达到大学入学资格而因教育当局压制，不肯解除女禁者，“则联合同志，用种种方法，以牺牲万有之精神，至百折不回之运动，务达我目的而后已”。(19)

邓春兰发出了“女子要求入大学的第一声”，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旅居天津的30多位女青年联名呼吁北京大学解除女禁；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女生奚浈也联络一些上海、南京的女青年要求进入北京大学男女同校同班学习；11月，在山西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会议通过了男女同校的议案。12月，正在准备留法勤工俭学的向警予写信给长沙周南女校教员、新民学会会员陶毅，详述“男女同学的教育，尤为提高女子学识能力，催促社会文化进步的惟一妙法”的道理，鼓励她“从速加入要求北大公开招收女生的运动”。(20)8日，《晨报》发表署名“琴韵女士”的文章，呼吁各女校的学生联合起来，组织一个教育促进会，向政府请愿，请教育家帮助，首先要求北京大学开放女禁，然后向各专门学校直至各中小学要求。文章说：“不是男女同校，就不得享平等教育。女子不能自由求学，男女间不能生互助的利益，所以男女同校是一件绝对重要应做的事。”(21)上海《民国日报》、《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报刊也纷纷刊登讨论文章，形成了一个热烈的舆论氛围。

1919年底，蔡元培在回答记者关于开放女禁问题时表示，教育部对大学招生的规定，并无男女界限之分，所以不存在开放女禁问题。“即如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之女学生，尽可投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也。”(22)1920年2月，北京大学决定先行招收女生旁听。4月，教育部致函北大，称“国立学校为社会观听所系，所有女生旁听办法，务须格外慎重”(23)。但蔡元培与代理教务长陶孟和不为所动，暑假以后，即招收王兰、奚浈、查晓园入哲学、英文系旁听；之后，又先后招收邓春兰、韩恂华、赵懋芸、、赵懋华、杨寿璧、程勤若入哲学、国文系旁听。由此，这一开风气之先的举措不仅是“民国教育史上一个大纪元”，更如“深冬时节的霹雳一声雷，惊人不浅”。(24)尽管顽固坚持“男女有别”、“礼教大防”的诘难声不绝于耳，一些省议会还有禁止男女同校的议案问世，甚至1927年又有北洋政府教育部取缔男女同校的政令，但是沿袭千百年来的“女禁”堤防还是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继北大之后，国内10多所高校开始招收女生，使男女同校成为“一件很平常的事，在理论上简直用不着讨论”(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