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看鸦片战争

【摘要】 鸦片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从独立自主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折点,是腐朽没落的东方封建王朝与号称文明社会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一场较量。马克思说,在这场较量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关键词】马克思;分析;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从独立自主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折点。万恶的鸦片贸易,致使国家白银外流、社会道德沦丧、官吏腐败堕落,富人倾家荡产,穷人妻离子散。关于鸦片贸易的无耻和残酷,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有句名言,他说:比起鸦片贸易来,奴隶贸易都要算是仁慈的。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方列强用鸦片加大炮蹂躏中国的时代。出于揭露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本质和激励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革命需要,马克思对中国的局势十分关注,并从四个方面对鸦片战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一、战争前奏—从鸦片走私到皇帝下诏

马克思对中外鸦片贸易史做过详细的研究,他说,在1767年以前,中国法律许可鸦片作为药品输入,每箱鸦片抽税3美元左右,但到了18世纪90年代,鸦片走私已泛滥成灾,世界闻名的毒品贩子都在向中国走私鸦片,特别是东印度公司,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严密地垄断了这种毒品的全部生产,按照中国吸食者的口味提炼和调制鸦片,把鸦片打成便于偷运的货包,由国家官吏把鸦片移交给投机商人,然后又转到走私商人手里,由他们运往中国。在鸦片走私过程中,英国政府“公然同那些干着毒害一个帝国的冒险营生的商人和船主们合伙经营,赔赚与共。”

自我标榜为文明社会代表的英国政府为什么会参与、支持这种毒品走私呢?马克思认为,这一方面是由资产阶级对巨额利润的贪婪所致,一方面是由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在中国市场倾销受阻所决定的。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在中国市场倾销受阻又是由中国社会的小农经济结构决定的。关于这种经济结构,马克思用英国驻广州代办米切尔的话作了解释:“每一个富裕的农家都有织布机,世界各国也许只有中国有这个特点。在所有别的国家,人们只限于梳棉和纺纱----到此为止,而把纺成的棉纱送交专门的织工去织成布匹。只有节俭的中国人才一干到底。因此,福建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农民,他既是庄稼汉又是工业生产者。他生产布匹,除原料的成本外,简直不费分文。如前所说,他是在自己家里经自己的妻女和雇工的手而生产这种布匹的;既不要额外的劳力,又不费特别的时间。在他的庄稼正在生长时,在收获完毕以后,以及在无法进行户外劳动的雨天,他就让他家里的人们纺纱织布。总之,一年到头一有可利用的空余时间,这个家庭工业的典型代表就去干他的事,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马克思说:“我们仔细考察了中国贸易的历史以后感觉到,一般说来,人们过高地估计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支付能力。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根本谈不上大宗进口外国货。”利欲熏心而又急于赚钱的资产阶级在不能迅速打开中国市场的情况下,便不顾道义地把目光盯在了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上。

在英国政府的公然支持下,走私贩子们干得非常起劲,输入中国的鸦片从1800年的2000箱,猛增到1837年的39000箱。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不得不采取果断行动严禁鸦片贸易,“中国政府向外国商人提出严重警告,同时惩办了被认为是与外国商人同谋共犯的行商,大力查办了本国的鸦片吸食者,并且在自己的海关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这些措施的最高潮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销毁走私的鸦片”。

二、战争借口—从虎门销烟到亚罗事件

英国国库是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的非法鸦片贸易来填充的,面对中国政府声势浩大、措施严厉的禁烟举动,那些利欲熏心的毒品制造者和贩卖者能善罢甘休吗?马克思说:“皇帝下诏严禁鸦片贸易,结果引起了比他的诏书更有力的反抗。”[1]摆着一副基督教伪善面孔、标榜文明的英国政府,竟以“虎门销烟”为借口,悍然发动了在人类历史记录上前所未有的保护鸦片贸易的战争,他们用大炮轰倒了中国的围墙,以武力打开了天朝帝国同尘世往来的大门,并无耻地强迫中国进行正式的鸦片贸易。从此,鸦片贸易在英国大炮的支持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印政府靠鸦片垄断而获取的收入占到了它财政总收入的1/6。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殖民者在中国梦寐以求的目标是官员进广州、使节进北京。但英国人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并不怎么顺利,比如英国官员进广州的要求就遭到了两广总督叶名琛的断然拒绝,护送使节进北京的英国舰船也遭到了大沽炮台的猛烈轰击。

英国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是“亚罗号事件”。亚罗号划艇是一只走私船,船主和水手都是中国人,只是雇用一名英国人作船长,持有一张已过期失效的香港执照。1856年10月8日,中国水师在亚罗号划艇上缉捕了12名海盗和走私贩子。因为这次逮捕妨碍了货主的商务,船长就向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控告。巴夏礼以英国国旗遭到了不可容忍的侮辱为由,用命令式的口吻向两广总督提出书面要求:放回被捕者并道歉。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向巴夏礼清楚地说明了此次缉捕行动并没有侮辱英国国旗的行为后,拒绝了英方提出的道歉要求。随后,英国海军将军西马糜各厘便率领英国舰队开始以武力相威胁,当英国舰队连续轰击广州6天以后,西马糜各厘致信叶名琛,提出双方在广州城内会商的要求,并恫吓说:“贵大臣目前应立即同本统帅举行会商以结束目前的状况,这种状况已为害非轻,如不予补救,势必招致极严重之灾难。”叶名琛面对西马糜各厘的蛮横态度,以双方过去达成的英国人不得进入广州城的协定为由,又拒绝了西马糜各厘的要求,并说如有必要他愿意按照常例或其他不违反中国习惯与相沿已久的礼节的方式在城外进行会商。就因为中国总督两次拒绝了英国人的无理要求,英军便攻破广州城,直捣总督府,把叶名琛俘虏后送往印度。马克思说,在双方就此事交涉过程中,英国人总是态度蛮横,大肆恫吓,而中国总督则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

三、战争目的—从开放口岸到勒索赔款

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直接目的是开辟新市场,为他们的工业产品打开销路并为扩大生产规模奠定基础。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成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如果他们在开辟新市场的过程中遭受挫折,“急于扩大贸易地域的商人们”就极易产生错觉,“把自己的失望归咎于野蛮政府所设置的人为障碍的作梗”,并认为“可以用强力清除这些障碍”,“正是这种错觉,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使得英国商人们拼命支持每一个许诺以海盗式的侵略强迫野蛮人缔结商约的大臣。”在极力支持殖民扩张的商人们看来,鸦片战争就是为清除人为障碍、保护贸易自由而进行的,他们天真地以为这样就可以完全占领中国这个大市场,迅速地把工业品销往中国。但实际结果如何呢?

英国驻广州代办米切尔报告书的说法是,鸦片战争把每一个可能设想的障碍都已清除,1000英里长的新海岸已对我们开放,新的商埠已经在紧靠生产地区之处和沿海最方便的地点建立起来,但是,就我们所预期的对我国工业品消费数量的增加而论,贸易部的报表告诉我们,1850年的贸易量反倒比亨利·璞鼎查爵士在1843年签订虎门条约时所见到的当时的贸易量还要小些。英国驻上海领事罗伯逊先生报告书的说法是,最近十年来中国茶叶的出口增加了大约63%,丝的出口增加了218%,而工业品的进口减少了66%。他估计,现在从世界各地平均每年输入中国的白银,比十年前多558万英镑。马克思也指出:“中国市场所特有的现象是:自从1842年的条约使它开放以来,中国产出的茶叶和丝向英国的出口一直不断增长,而英国工业品输入中国的数额,整个说来却停滞不变。”

马克思认为,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才是妨碍对华出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原因,他说:“过去有个时候,曾经流行过一种十分虚妄的见解,以为天朝帝国‘大门被冲开’一定会大大促进美国和英国的商业;当时我们曾根据对本世纪开始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所作的较详尽的考察指出,这种奢望是没有可靠根据的。我们曾认为,除我们已证明与西方工业品销售成反比的鸦片贸易之外,妨碍对华出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因素,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

马克思说,正是中国社会的这种经济结构筑起了资产阶级占领中国市场、扩大对华贸易的顽强壁垒,“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资本主义殖民扩张者可以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却减不掉自己“加进大工业产品到处都要经历的流通过程的各种非生产费用”。因此,马克思断言,中英条约中的商务条款在目前条件下只是空洞的诺言,其中大部分价值还不如书写条约用的羊皮纸,在中国这种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结构改变以前,西方资产阶级从对华贸易中指望不到什么结果。这便导致疯狂的、惯于吹嘘自己道德高尚的“约翰牛”“宁愿隔一定的时候就用海盗式的借口向中国勒索军事赔款,来弥补自己的贸易逆差”

四、战争效应—从贩卖秩序到引发革命

本来,“在1830年以前,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白银不断地从印度、英国和美国向中国输出。”可是,随着鸦片走私的猖獗,特别是1840年“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后,“由中国向印度输出的白银,几乎使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鸦片贩子们的贪婪私欲虽然在鸦片贸易这场中西大较量中得到了满足,但与此同时,“性情柔弱”的中国人不仅燃起了对西方列强的愤怒烈火,而且连绵不断地掀起了推翻腐朽王朝的惊心动魄的革命运动。马克思分析说:“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对于这个东方大国迟来的觉醒,马克思评论说:“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

关于中国革命对欧洲的影响,马克思说:“欧洲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马克思认为,引发欧洲更大规模政治革命的导火索不是欧洲各国内部业已存在的政治原因,也不是他们担心的俄国可能挑起的欧洲战争,而是由于太平天国革命造成的社会动荡带来的西方对华贸易的停滞所引起的经济危机,严重的经济危机必将引发社会动乱,从而导致政治革命,他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这将是一个奇观: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

马克思认为,“天朝帝国”与“西方蛮夷”在鸦片战争中的较量,彻底暴露了东方“野蛮”自守者的极端无奈和西方“文明”扩张者的极度无耻,他在分析中西这场较量时深刻地指出:“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M].人民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安玉英(1966-),女,山西平遥人,硕士,副教授,山西大学工程学院社科部马列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