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鹤琴“活教育”思想的渊源探析

[摘要]陈鹤琴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儿童心理和儿童教育专家，他的教育思想涉及儿童心理、家庭教育、幼儿教育、师范教育等方面，其中“活教育”思想是陈鹤琴教育思想的核心。“活教育，，思想有其产生的渊源，它是陈鹤琴针对中国当时陈腐的教育现状，立足国情，放眼世界，进行中国化新教育运动的探索创新的成果。

[关键词]陈鹤琴；活教育；渊源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6)05—0102—02

陈鹤琴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病很有感触，曾亲身体会到“读死书”的滋味。他对半封建半殖民地下中国陈腐的教育现状深感不满，力图借鉴西方现代教育成功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实验，创造出科学化、中国化的教育理论来。而“活教育”思想正是陈鹤琴先生立足中国国情，批判地吸收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合理成分，是一次有吸收、有改造、有创新的教育改革尝试。“活教育”思想既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又是陈鹤琴长期从事中国化新教育运动的实践探索的成果。

一、陈鹤琴“活教育”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活教育”的对立面无疑是“死教育”，它的孕育，实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当时中国社会已步人民国时代，但由于军阀连年混战，社会动荡不安，整个教育界仍笼罩在传统专制教育的阴影中，特别是伴随着国民政府的成立和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颁行，传统的“国粹论”以“中国本位文化论”复炽；伴随着蒋介石重倡“四维八德”，大力“整饬学风”，学校管理、教学内容及方法亦重归死板。更有甚者，国民党政府忽视基础教育，“中国古来所谓养士教育，今天并没有什么两样，政府的教育政策，仍然还只注重高等教育，而对于基层教育则每多忽视，即便提出普及基层教育的口号，但也没有切实地做到，教育上头大脚小的畸形发展是大家所周知的事实，教育政策如不从速改变，则对中国教育的前途，实是一个严重的隐患。……政府对于幼稚教育的轻忽政策，的确使人怀疑，政府要不要教育?要不要从基层做起的真正的人民教育工作者?”

值得注意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下中国陈腐的教育现状的另一表现就是外固化倾向严重。概观清末时期中国幼教的发展情形，这一时期幼稚教育事业有一共同特征，就是取法外洋：除教会办的幼稚园和少数仿照西洋办的幼教机构外，大多从形式到内容都照搬日本幼稚教育一套。所有这些，固然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因于此，而使中国的幼教事业一开始存在移型于外国热衷洋化弊端。民国以后，中国幼教事业的洋化弊端仍在加剧，只是崇尚和模仿的对象发生了变化。随着西方教育家幼教理论的输入，中国的幼教事业开始逐步由“日本化”转向“欧美化”。直至到了“五四”前后，中国的幼稚园已大都采用欧美式幼教形式、内容与方法来处理。于是，中国幼教事业抄来抄去，把其弄成“陈旧腐败不堪闻问”的境地，那时的幼稚园教育，“几乎成了外国货的贩卖场，先生做了外国货的贩子，可怜的儿童民事做了外国的主顾。”

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活教育”开始植下种子，生根发芽。正如陈鹤琴所言：“谈到中国的教育，真是可怜!我们办学校快四十年了，到了今天，一切的一切仍是停滞在几十年前的状态，少改进少创造。”教育应是…活的，应顺应时代的潮流，要把那种死气沉沉、腐化的教育，“变为前进的、自动的、活泼的、有生气的教育。”

二、理论渊源：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

陈鹤琴191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校学习期间，深受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他曾坦诚地指出“活教育”与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渊源关系：“当作者从1914年到1919年在美国接受教育时，最知名的教育家之一杜威博士所提倡的美国进步教育，对形成中国的活教育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无疑，陈鹤琴的“活教育”吸收了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合理成分。尽管在杜威访华之前，从日本学来的德国教育思想和制度在近代中国的教育中占有统治地位，但因杜威本人亲自来中国访问和讲学，再加上他学生的宣传，使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当时中国成为一种传播极广的教育思想。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的杜威研究专家吴俊生先生曾强调说：“中国教育所受到外国学者影响之广泛与深远，以杜威为第一人。杜威所给与国外教育影响之巨大，也以中国为第一国。”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实用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反传统精神，而这种反传统精神也恰恰迎合了当时中国社会和教育发展的需要。

无庸讳言，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反传统精神确实是救治和激活中国传统“死教育”的良药。不过，陈鹤琴绝非全盘吸收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他尤为推崇的是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所表现出来的反传统意义上的实验精神。事实上，“活教育”从一开始就以一系列研究与试验为依据的。从《儿童心理之研究》、《家庭教育》、《语体文应用字汇》，到鼓楼幼稚的实验，再到幼稚师范学校的创建与实验，都体现了陈鹤琴“活教育”对科学的实验精神的高度重视。而这一精神并不是无源之水，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反传统意义上的实验精神无疑给予了很大借鉴。陈鹤琴也不掩盖这一点，他自称：“活教育和杜威学说，其出发点相同，其所走得的路子相同，其所用的方法也相同。”在长期的教育实验中，活教育从目的论、课程论、方法论等方面都提出了有创造性的主张。就其思想渊源来看，陈鹤琴的“活教育”目的论很难说没有受到杜威“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理论的直接影响，但也确实承认杜威教育学说有其合理性，再经过他反复地研究，最终概括出他的“活教育”目的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后另增做世界人。在课程论上，陈鹤琴“活教育”主张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突出了儿童的主体地位与直接经验。在这问题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子：他在课程论中明确地提出以儿童的直接经验为课程的中心的主张。在方法论问题上，陈鹤琴提出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这一基本原则是受到杜威的“从做中学”理论的启发，且是对这一思想的进步发展。对此，陈鹤琴并不讳言，他表示：“这一原则，可说是脱胎于杜威博士当年在芝加哥所主张的‘寓教于学’(Learning by doing)，但比较杜氏的主张更进一步……。”在这里，我们亦不难再一次体会到陈鹤琴“活教育”与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深刻渊源关系。但是，“活教育”并非实用主义的翻版，“它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为了适合中国人民的需要而产生的。”

三、长期从事中国化新教育运动的实践

陈鹤琴曾自称：“活教育在产生和提出之前是有其先行的。在作者的主持下，在中国的教育领域实施了许多项目和实验，这为活教育运动的到来铺平道路。”可以说，陈鹤琴从确定了献身教育事业的志向起，也就开始了不断的中国化新教育理论与方法的探索。早在“五四”新文化时期，陈

鹤琴就和陶行知、廖世承等中国其他新教育的改革家们一起开始了破除封建专制教育和探索中国化新教育的艰难历程。正是“民主”与“科学，这一时代口号的激荡，陈鹤琴开始向民众普及教育，而要普及教育就要扫除学汉字困难的障碍。他从1920年起，花了三年时间研究并编成中国第一本汉字查频资料《语体文应用字汇》。这期间，他与陶行知等支持并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根据中国国情，大力提倡新教育。同时，他针对“五四”前后社会上热烈辩论的婚制问题，写成《学生婚姻问题之研究》的调查报告，以此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制，提出普及女子教育等改革婚姻制度的主张。

在教育民主化的基础上，陈鹤琴又开始了对教育科学化、中国化的执著求索。他把自己的科学化实践落实到系统的教育实验与教育心理测验层面。1920年起，他以长子一鸣为研究对象，作长达808天的追踪观察、记录，以研究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开我国研究儿童心理之先河。与此同时，他又进行家庭教育的研究实验，于1925年写成《儿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两本著作。他还积极从事心理测验研究的开创工作，与廖世承合著《智力测验法》和《测验概要》，开我国科学心理测验之先河。之后，为了能够更好地对儿童心理、教育进行长期的观察、实验研究，1923年陈鹤琴在南京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儿童心理与幼儿教育实验中心——南京鼓楼幼稚园，进行幼稚园课程、设备与读法等项实验研究，并于1927年发表了《我们的主张》一文，提出办幼稚教育要适合我国国情和儿童心理特点的十五条主张。这一实验探索克服了长期以来中国幼稚教育外固化的弊病。其后，陈鹤琴由幼稚园实验进一步扩大至以初等教育为主体兼及中等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实验探索。在上海(1928—1939)，他利用行政职务上的便利开展规模巨大、形式多样的教育实验和研究。他创建的中华儿童教育社到1937年发展为全国最大的儿童教育学术团体和研究、推动儿童教育的中心。除通过中华儿童教育社广泛开展儿童教育实验外，他尤其注重通过教材、读物的编写，去弘扬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中华民族精神，主动参加社会进步团体，从而使中国“新教育”探索逐渐走向成熟。陈鹤琴自称道，从1929年“此后十年中，笔者在上海把初等教育同中国自己的文化和精神协调起来，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对学校的教学与学习进行了各方面的改革。这是值得回忆的一件事，因为它标志着在过去租界内新教育运动的开端。”1939年他明确提出了“活教育”的主张。1940年以后，陈鹤琴进而把长期探索研究的中国化“新教育”上升到“活教育”的理论的高度，揭开了“活教育”运动的序幕，并把“活教育”运动上升到更高的层次的实验探索(1940—1949)。概言之，陈鹤琴回国后从未放弃过其中国化新教育探索与追求，其“活教育”思想正是在与时俱进的中国化新教育实践中逐渐结胎成熟。

[责任编辑：王　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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