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语言同化观研究

摘要：保科孝一是近代日本语言政策的重要制定人与语言同化政策的主要鼓吹者，其语言政策观主要建立在上田万年的“国语”观基础上，以“同化”为核心，可分为两大维度：对内的标准化同化与对外的殖民化同化。通过研究可发现，日本近代语言同化观滥觞于语言纯粹主义，逐渐发展到语言民族主义，最终异化为语言帝国主义。其既是近代日本对东亚传统文明秩序的逆反与对中华文明的反噬，亦是对近代亚洲危机的过度反应。日本语言同化观的形成中还有对欧美列强尤其是德国经验教训等的模仿与借鉴，以及对军国主义政府的主动迎合。通过保科孝一的语言同化观，还可发现近代语言同化政策内部的多重矛盾，这些左右了近代日本语言同化政策的制定与推行，也决定了近代日本语言政策发展的轨迹与命运。

关键词：近代日本；语言同化；国语；语言帝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H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7）06-0064-07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706009

语言政策是“人类社会群体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根据对某种或某些语言所采取的立场、观点而制定的相关法律、条例、规定、措施等等”[1]，斯波斯基将其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语言实践、语言信仰（或曰语言意识形态、语言观）与语言规划或管理。其中，语言信仰为语言管理的基础[2]717，由此可见，对语言观的探究是语言政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视角在近代日本语境中具有特殊的意义。王向远（2005）曾指出，“日本对华侵略的思想、方策的设计者，大都不是在朝的政府官员，而是民间学者、文化人。日本的侵华，往往是‘有思想能力’的学者文化人首先提出设想、加以论证，并首先在民间制造舆论，然后思想舆论一旦形成，则影响政府决策，并由政府加以组织实施”。具体而言，其分为四个阶段“①学者文化人个人的侵华设想、方策的提出，但基本处于书斋状态；②学者文化人的侵华主张传媒化，并为许多民众所理解，也为政府所接受；③学者文化人战争舆论与军国政府之间的互动及侵华战争的发动；④学者文化人在侵华战争期间成为媒体宣传、情报搜集、文化教育、宗教入侵等文化侵略的主体。”[3]在近代日本对外扩张活动的历史维度中，一些语言学者也在其中融入了自

收稿日期：2016-11-29

基金项目：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近代日本在华语言同化政策研究”（16BYY055）；2017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近代日本在华日语教科书研究”（2017SJB1763）；2017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当代日本语言推广政策研究”（2017M611601）

作者簡介：陈林俊（1980—），男，江苏丹阳人，文学博士，常州大学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后科研站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东亚语言政策、日汉语言对比。陈林俊：近代日本语言同化观研究

文学研究——以保科孝一为例日本问题研究2017年第6期身的印迹，有些从语言学角度看似正大光明的论调放到历史维度中则显得不那么体面了。

保科孝一（1872—1955年）在近代日本语言政策史上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出身于东京大学国文科，为近代日本著名国语学者、语言学家上田万年（1867—1937年）的弟子，毕业后即任职于东京大学，并历任文部省国语教科书编撰委员、文部省教育调查委员、文部省国语调查主任、内阁国语审议会干事长等职，同时，保科孝一还创刊《国语教育》杂志并长期担任主编，正如其自传式著作《国语问题五十年》书名所示，其长期活跃在日本国语教育与改革的第一线。保科孝一兼顾了学术研究与实际政策的制定策划等实务，其观点不仅折射出了当时日本语言政策的脉络，也对战后的日本国语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旨在借助日本馆藏的原始资料，对保科孝一这一在近代日本语言政策史上举足轻重人物的语言同化观加以解读，从侧面勾勒近代日本语言同化政策的轮廓，解析其内在动因，分析其存在的矛盾。

一、保科孝一的语言同化观

保科孝一的研究与实践主要集中于国语教育与改革，尤其作为语言同化政策的提倡者而为人所知。其语言政策观主要有以下核心论点。

（一）“国语”概念——保科孝一语言观的理论基础与出发点

保科孝一的的语言观深受其师上田万年的影响，上田万年率先引入了欧洲民族主义运动期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基本理念，提出了“国语”的概念，其指出“国语乃帝室之藩屏，国民之慈母”，是日本人的“精神血液”[4]。在此基础上，保科孝一将语言同民族精神联系起来，认为国语中融入了祖先传承下来的精神，语言具有联系国民、维系团结的纽带作用。早在1902年，保科孝一就写道，“国语是国民精神的反映。国民的人文素质到了何种程度，国民精神具有何特质等都在其国语中反映出来。因此，培养德智双全的国民，与其依赖教育制度，其实更取决于国语”[5]199。其在论述国语政策的代表作《大东亚战争与国语政策》（1942）的序言中写道：“民族固有精神都融入了祖先传承下来的国语中，二者关系密切，只要民族尚存，就不可分离。若某民族能互相团结，形成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那么，将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强有力的纽带，必为其民族固有的语言”，而“一旦民族丧失了固有语言，那么思想的统一将被弱化，最后民族分崩离析，此为亘古不变之规律。”他还举了彼时的犹太人为例，认为当时犹太人虽还保留有民族宗教，但由于民族语言（希伯来语）的丧失，逐渐团结弱化，民族分崩离析。[6]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继承上田万年国语概念的基础上，保科孝一进一步强调了国语的纽带功能与教化功能，尤其强调其在凝聚民族精神方面的意义，这也迎合了当时日本政府的需要。而这一国语概念，也构成了保科孝一语言政策的理论基础与出发点。

（二）保科孝一的语言同化观

在具体语言政策方面，保科孝一将语言政策粗分为两大范畴：政治性的语言政策与人文性的语言政策。政治性的语言政策是指在多民族国家或多语言国家中的公共语言选用等问题，而人文性的语言政策则指标准语的确立、标准文体的统一、汉字与假名的整理等规范化问题。同时，其又将语言政策分为三种：一为面向国内的，二为面向殖民地的，三为面向外国的。通过对其著作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其语言政策观的核心即是语言的“同化”。

1.外部同化：日语的普及推广

保科孝一主张应在多民族国家或多语言国家坚决进行统一的国语教育，对于日本这样的单语言国家（刨去几可忽略不计的阿依奴语人口之外）而言，则是应强化对殖民地人民（朝鲜、中国台湾以及南亚等地）的日语教育，将日语推广成“大东亚共荣圈”的公用语。保科孝一认为，“同化劣等文化民族时，語言教育是最具效果的”，“当然，向文化优于自身的民族普及我国语言确实有效，而对于文化程度相当、或是稍稍劣于本国的民族，则更具效果”。他认为，“对大东亚共荣圈内的居民力行日语教育，通过日语，可使日本国民与其他国民易于沟通，使他国人亲近日本文化，向日本传统精神进行同化，也能使其与我国合作，促进共荣圈的健康发展”[6]1718。

保科孝一的这一主张可在其言论中找到解释：“如果将国语普及至其他民族，那彼此间思想即会同化，自然也就互相亲睦。尤其在统治其他民族之时，如果使被统治民族亲近统治者的语言，那么其自然心悦诚服，反抗之意一般也会被缓解弱化”。保科孝一紧接着还写道，“即使不是处于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彼此独立相处的民族之间，如果将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化推广到对方民族，那么，不知不觉中对方也将自然而然被同化，而使其常怀尊敬之意，提高两民族间的友好度”[6]10。

2.内部同化：日语的标准化、规范化

保科孝一从当时日语中汉字过多、假名书写标记不规范等问题出发，参考德国等国的经验，提出了日语的标准化、简明化改革。例如，在关于汉字改革方面，他列举了日本陆军1940年颁布的《关于武器名称及用语简易化的规定》。该规定将武器名称与使用相关汉字的难度限定在小学毕业生以内，并提出了具体的汉字使用范围。他写道，“陆军摈弃了尊崇汉字这一传统，大胆采用汉字简易化方案，从建设高度国防国家来看，实在可喜。陆军采纳了此等方案，不仅仅意味着想减轻汉字的负担，更体现了其通过汉字简易化而将由此所余精力用于振兴科学教育的宏图，实为意义深远。我国军队具有举世无双的尽忠报国无私奉献精神，其他国家都无我军这般刚强而崇高的精神力量。然而，与欧美军队相比，我军仍有不足，那即是科学知识的缺乏。”[6]7071语言的标准化是近代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其很重要的动机之一就是建立全国性军队的需要。而除了对国语进行标准化之外，还不断简化语言，以满足国家战事吃紧、不断补充兵源的需要，也是日本在对外侵略战争不断扩大、日益陷入战争泥潭之际所呈现的独特景观。

综上所述，保科孝一语言政策观的核心可以凝炼为“同化”二字：对外是以作为日本传统精神载体的“日语”去同化朝鲜、中国以及东南亚占领区等地区，企图将日语打造成亚洲的“公用语”，以实现对殖民地的长期统治与在亚洲霸权的稳固维持；对内则通过统一日语假名标记体系、简化减少汉字、普及标准语等措施，达成本国国民语言的高度同化，既可加强国民联系之“纽带”，亦能提高语言工具的经济性。尽管在具体语言政策的细节方面，当时日本学界还有争议，但“同化”这一核心精神却是近代日本语言政策的主要脉络与真实写照。作为著名“官制学者”的保科孝一的观点赤裸裸地显露出了近代日本语言政策的真实意图，可以说，保科孝一的语言政策观即是反映近代日本国语政策走向的现实剧本与记录影像。

二、语言同化观背后的历史缘由

任何语言政策的出台都有其历史根源和现实契机，而语言观的萌生也离不开一定的历史缘由与现实依据，正如埃杰所指出的，“所有语言政策和规划并不是偶然事件的结果，而有其特定的原因。这些原因可能已经公开，也可能受到遮蔽”[7]。那么，日本这一语言同化观的推出又有何深层次缘由与具体经纬呢？本文通过对保科孝一著作的分析，探讨这一语言观背后涌动的诡云谲波。

（一）思想根源：对中华文化的自卑使然的反噬

众所周知，自中日两国有交流以来，至明治维新为止，一直是中国（或直接或经由朝鲜半岛）向日本单向的文化传播，在日本形成了长达千余年的文化输入逆差。这种长期的文化输入逆差一方面造成了许多日本文人对中国文化的尊崇与仰慕，但另一方面，巨大的文化压力也在部分日本文人心中淤积了由于自卑而产生的逆反、甚至是反噬心理。这可以从保科孝一所提及的一个事例中看出来。山崎暗斋（1618-1682，日本江户时期思想家）有一次曾问门人：“如果孔子任大将军，孟子任副将军，来进攻吾国，尔等将怎么办？”满座寂然，于是山崎暗斋厉声说道：“如果这般，那吾等只能马上提剑将其击退。”于是满座皆服。[6]11提剑迎击曾向日本输送大陆文明的中国和朝鲜半岛，这正是19世纪后半期以降日本的真实写照。

在此背景下，在17、18世纪的“国学”研究中（如贺茂真渊、本居宣长等）产生了对所谓“纯粹日语”的追求与塑造，此亦为日本语言民族主义之滥觞。“纯粹日语”在后来的现代化过程中以“言文一致”的形式得以“实现”，其表现是存在着一种“自然的”“本真的”的“日本语”的错觉被制造出来。魏育邻（2008）认为，“纯粹日语”的实质是“文化帝国主义的推行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滋生、蔓延；其结果是对内最大限度地抹平一切差异，对外则是自我东方化和在此基础上的自我绝对化、优越化”[8]。可以说，语言民族主义构成了日本文化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部分，最后甚至带来了向语言帝国主义的变异。即使是如今，这种语言民族主义带来的错觉仍发挥着影响人们的思维、行为的潜作用，埃杰也指出，“日本人对自己的语言有时候似乎既感到自豪也感到惊讶。从古至今，该语言都被认为远胜其他的人类交流方式，但同时，除了纯日本血统者以外，其他人又似乎不可能学会，只能对它的美感、复杂性、精妙及魅力略知一二”，这也给日本烙下了深刻的印迹，因此，“日本这个国家表面上看国际化程度惊人，但在国际大都市的光环之下却是一个孤立、内视的国度”[7]6065。

（二）现实契机：西方列强的敌国外患与对被殖民地的感同身受

19世纪中期开始，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日本封闭了两百多年的国门被敲开。在西学的耳濡目染之下，尤其目睹昔日亚洲霸主中国遭受的屈辱，使其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保科孝一反复提到了波兰、中国等国家遭受列强瓜分的境遇，极力从中探寻教训，将语言维持作为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例如，他认为中国与奥匈帝国等传统强国在近代的遭遇即是语言不够统一的结果。保科孝一认为，“支那国语根据南北地区一分为二。南方的语言与北方的语言殊异，几乎难以相通。如此语言相异、文化不同之国，其思想自然也分立。在支那事变之际，没有统一四百余州之政权，而分裂为数处，因此，终究无法同心协力抵御外敌，于是在皇军面前，屡战屡败，溃不成军，惨不忍睹”，“由此可见，国内分为数种方言，在国民思想的统一上，也是极为不利的。”[6]115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