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社区研究方法考析

摘要:费孝通继承了吴文藻社区研究概念,吸取欧美社会学的精华,发展了社区研究方法。首先,构建应用类型社区比较研究方法,不仅开阔了社区研究的视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人们对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和了解;其次,开创了从实地社区研究转变为社会结构分析的先河,为人们提供了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基本国情的方法;第三,引用社会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方法,研究中国现社区制度与经济生活,使社会人类学成为一种名符其实的应用科学。这些研究方法的创新,在国际社会学界奠定了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基础。

关键词:费孝通;社区研究方法;中国学派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01—0070—03

费孝通193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即刻归国。一生致力于社会学人类学的传播和学术研究,著述甚丰,达九百余部篇,近千万字(1999年由群言出版社编辑出版《费孝通文集》1—14卷),是我国影响较大的著名社会学人类学家,对中国社会学理论做出的重要贡献为学术界公认。但笔者认为,费孝通的最大贡献是,其研究方法的创新,在国际社会学界奠定了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基础。本文仅就学术界没有引起关注的费孝通社区研究方法进行考析。

中国社区研究,开创于吴文藻,发展于费孝通。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社会学基本照抄照搬西方。吴文藻把东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许多学派进行比较、推求之后,提出了中国社区研究的整体概念。之后,费孝通给予了继承与发展,并使之开花结果,形成了国际社会学界公认的中国学派。费孝通对社区研究方法的发展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构建了“类型比较法”

费孝通认为,社会科学的目的,“就是人要把自身的社会生活作为客观存在的事物,加以科学的观察和分析,以取得对它正确如实的认识,然后根据这种认识来推动社会的发展。” [1]自己的责任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因为,“要解决具体问题必须从认清具体事实出发。对中国社会的正确认识应是解决怎样建设中国这个问题的必要前提。科学的知识来自实际的观察和系统的分析,也就是现在常说的‘实事求是’。因此,实地调查具体社区里的人们生活是认识社会的入门之道。我从自己的实践中坚定了这种看法。” [1]于是,在其博士论文“认识中国社会的起点” [1]之作《江村经济——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1939年发表之初,便开始思考“从这个起点又怎样才能去全面了解中国农村,又从中国农村去全面了解中国社会”,即怎样解决“从点到面,从个别到一般的问题。”他一心“想从实际研究工作中探索出一个从个别逐步进入一般的具体方法” [1]。

《江村经济》是通过对其家乡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费孝通称之为“江村”)的社会结构及其运作的调研,勾画出一个由各相关要素有系统地配合起来的整体。在解剖江村这一只“麻雀”的过程中,费孝通看到了当时江村手工业的崩溃、土地权的外流、农民生活的贫困化等等问题,从而提出了用传统手工业的崩溃和现代工商业势力的侵入来解释以离地地主为主的土地制度等一系列概括性理论问题。但是当时费孝通觉得“这种见解可否成立,单靠江村的材料是不足证实的”,“于是提出了类型比较的研究方法”,即:“从实际研究工作中探索出一个从个别逐步进入一般的具体方法”。他说,“我明白中国有千千万万的农村,而且都在变革之中。我没有千手万眼去全面加以观察,要全面调查我是做不到的。同时我也看到这千千万万个农村,固然不是千篇一律,但也不是千变万化,各具一格。于是我产生了是否可以分门别类地抓出若干种‘类型’或‘模式’来的想法。我又看到农村的社会结构并不是个万花筒,随机变化出多种模样的,而是在相同的条件下会发生相同的结构,不同的条件下会发生不同的结构。条件是可以比较的,结构因之也可以比较的。” [1] 按照这种思路,从1940年始,费孝通在云南指导了对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调研究工作,带领一批青年学者和学生,对禄村、易村、玉村等不同类型的社区,与以前所作的“江村”研究进行比较。“把相同的相近的归在一起,把它们与不同的和相远的区别开来,这样就出现了不同的类型或模式了。”费孝通把它称之为“类型比较法”[1],指出这种方法的科学性在于,“我们可以逐步地扩大实地观察的范围,按着已有类型,去寻找条件不同的具体社区,进行比较分析,逐步识别出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也就由一点到多点,由多点到更大的面,由局部接近全体。类型本身也可以由粗到细,有纲有目,分出层次。这样积以时日,即使我们不可能一下认识清楚千千万万个中国农村,但是可逐步增加我们对不同类型的农村的知识,步步综合,接近认识中国农村的基本面貌。这种研究方法看来有点迂阔,但比较现实,做一点,多一点,深一点。”[1]在此,费孝通明确地阐释了应用类型比较法的科学涵义及其作用。他和他的的学生们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写出了著名的《云南三村》。对应用类型比较方法的意义,费孝通肯定地说:“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还可以加上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其中贯串着一条理论的线索。《云南三村》处在这条线索的重要环节上,而且在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上也表现得最为清楚。”[1]

因此说,构建应用类型社区比较研究方法,是费孝通的一个重要贡献,不仅开阔了社区研究的视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人们对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和了解。

二、开创了从实地社区研究转变为社会结构分析的先河

费孝通于20世纪40年代在云南指导社区调研的过程中,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的同时,又创造性地把实地社区研究转变为社会结构的分析方法。其中具有独创性思维的社会学名著《乡土中国》(1948)一书开创了范例。

《乡土中国》一书是费孝通将中国与西方世界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探讨中国社会结构的著作,1948年由上海观察社出版。内容包括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等十四篇论文,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各方面分析、解剖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费孝通认为,西方社会自产业革命以后即开始了加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到本世纪上半叶,这些国家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政治法律制度,社会高度发达。各类大型的正式组织取代了家庭家族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非个人的、不具感情色彩的业缘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主要纽带,人们的行为主要受法律、规章的控制,社会具有很强的异质性。与西方世界进行相比较,中国社会自20世纪中叶开始虽也被迫走上了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但这一进程由于受到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双重阻挠而步履维艰,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依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人口与国土面积占全国主要部分的农村地区大多依然保持着传统的乡土本色,具体表现有五种特征[2]:一是社区狭小。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以农业为生,自给自足,加上交通不便,这类社区和外界的往来很少,人们世代定居于斯,繁衍于斯,终老于斯。二是差序格局。这是乡土社会在划分群己人我界限时所形成的一种社会结构格局。这个网络无论多么大,但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乡土社会的地缘关系也是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形成邻里或街坊。三是礼治秩序。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乎礼的即是说这些行为是对的,亦即合式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不是有形的权力而是传统。四是血缘纽带。血缘关系成为维持社会结构稳定的纽带。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是一种先赋地位,是容不得个人选择的。五是家长制。在乡土社会,由于血缘和地缘的高度重合性,使得扩大了的家庭即家族相当发达,成了社区的基本社群。家族统治亦即家长制统治,用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与宗亲意识禁锢家族(家庭)成员,以维护基层社会的秩序。

该书对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的方方面面结构都进行了描述探讨,并在多处进行中西对比分析,以更加清楚地说明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殊性。当今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评价说:“《乡土中国》是社区研究的一部比较成熟之作,代表了费孝通早期社会学研究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实地的社区研究转变为社会结构的分析。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学界,费孝通所从事的这项工作是开创性的。”[3] 这种方法为人们提供了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基本国情的方法。

三、引用社会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方法,研究中国现社区制度与经济生活

社会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方法,是西方人类学家以殖民地国家中的古老土著民族为研究对象的方法。费孝通在英国留学期间开始尝试运用这种方法,把1936年对其家乡江苏吴江县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开弦弓村实地调查的资料进行研究,撰成博士论文并于1939年以《中国农民的生活》书名在英国出版(1986年被译为中文本,以《江村经济》书名出版)。此书中费孝通的慧眼在于,他把落后中国的传统草根工业的改造和发展,当成了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向更高一层转化和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这一点已经被历史、被今天中国的改革实践所证实。

《江村经济》为社会人类学开创了新天地。20世纪30年代前,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的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一直都把“野蛮人”作为研究的对象。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地被殖民主义压迫下的民族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解放,人类学者要在原来的殖民地人民中间进行“田野作业”的调查研究遇到了困难,人类学这门学科要能继续生存下去,就得另拓新的研究领域。而《江村经济》研究的恰恰是东方具有悠久历史的现代社会文化,从而突破了人类学只研究古老、原始的社会而很少研究近现代社会的旧传统,开创了用社会人类学方法研究现代文明社会的风气。因此,《江村(下转75页)(上接71页)经济》被费孝通的导师、西方著名社会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誉为社会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代表了“未来的人类学”的开始。即是说,在此之前,是没有一个社会学者从中国乡下的一个普通村庄的“消费、生产、分配、交换”入手,来探讨中国基层社区的一般结构和变迁的 [4]。马林诺斯基曾称这种研究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被称为“中国社会学派”的开山之作。指出:“它的特点就是:过去人类学者都以文化及经济水平较低的土著民族为研究对象,而中国学派则是中国学者以本国的经济文化较高的社区为研究对象。这为社会人类学开辟了新的研究园地,而且这种研究成果,可以用来促进本国社会的发展,使社会人类学成为一种名符其实的应用科学。”[5]

1979年社会学重建后,费孝通又把他构建的上述几种社区研究方法综合运用于实践教学和小城镇发展的研究课题,使社区研究的成果,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既促进了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一体化的发展。正如费孝通自己总结所说:“更使我高兴的是20世纪40年代根据我所调查的资料和从而所得出的认识和形成的对农村发展的见解,到了20世纪80年代逐步地经过实践的考验,已证明不少是符合实际的。这也使我更相信认真的以人类学方法去认识中国能有助于中国的发展。” [6]

美国成功学家韦尔曼在其《成功始于方法》一书(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年版)的首页说:绝大多数人不能成功是因为找不到最有效的方法,“一种方法不但能拯救一个人的命运,而且能改变千万人的人生之路。”因此,考析费孝通社区研究的成功方法,对于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教育者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与启迪。

参考文献:

[1]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1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134-139.

[2]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4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320-375.

[3]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2003重印):149.

[4]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2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214-218.

[5]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3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11.

[6]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2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