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缺类研究”的问题与困境

“缺类”问题并没有在学理层面存在于西方比较文学理论。缺类研究曾普遍关注的中国“无史诗”、“无悲剧”的问题，多是西方学者在研读中国文学过程中发现的一个现象，也是近现代中国学者反思自身文学、文化传统的结果。当前国内比较文学教材或著作在对“缺类”问题的阐释过程中又将其消解，并不能与文化相对主义达成统一。另外，在当下语境中，文学类型划分理论所强调的历史性、反固定化，使缺类研究面临着诸多困境，“缺类”这一概念的合理性也值得思索。

[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类型；缺类；理论反思

[中图分类号]I1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5）03-0088-07

文类研究是中西方文学研究的传统。在西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开始，在经历古典主义对文类的固定化、浪漫主义对文类的颠覆，以及20世纪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原型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等理论对文类问题的关注之后，形成丰富而复杂的文学类型及其理论。在中国，文类/文体也无比繁复，风、雅、颂、骚、赋、诗词、传奇、话本、杂剧等，不一而足。当比较文学进入文类研究时，在理论上显示了其广阔的研究空间。在比较视野中，可以对不同文化语境中文学类型的内部发展肌理、审美心理等方面进行互释，寻找差异性和相似性。由于中西文类并不对等，“缺类”问题一直被中国比较文学界所关注，但是从21世纪以来的研究情况来看，以“中西文类比较”为选题的研究成果不在少数，而以“缺类”为题名或关键词的文章却很稀少。对“缺类”问题的研究在走过了“中国有无史诗、悲剧”的论题之后，理论和批评研究似乎式微。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比较文学进入所谓“第三阶段”之后，在坚持文化相对主义前提下，我们又该如何面对“缺类研究”？在考察“缺类”问题的提出、阐释策略和理论背景之后，我们可以发现“缺类研究”面临着诸多困境，这一概念的合理性也值得思考。

一、“缺类”问题提出的学术史考察与疑问

“缺类”问题并不是学者对比较文学理论阐发时所形成的学术共识。从西方比较文学理论来看，文学类型或体裁，是众多比较文学家不约而同关注的焦点，但对不同国家或民族文学类型的“缺失”问题，却未给予太多相关论述。他们关注文学类型的问题，目的在于努力廓清世界文学类型划分方法的差异性，从而认识不同国家、民族文学类型的影响关系、演进规律和共同的存在方式。

法国比较文学家基亚在他的《比较文学》中提出“为什么法式悲剧不能在英国扎根”的问题。从表面上看，基哑提出文学类型的“缺类”，但实际上，基亚只是强凋研究某种文学类型如何在另一个国家或民族中被接受、被改造的重要性，并没有明确“缺类”的概念。另外，法国的巴登斯贝格、布吕奈尔、梵·第根、布吕纳季耶，他们重在考察某种文学类型的历时性、共时性的跨越性影响，同样没有提到“缺类”。而美国韦斯坦因和俄苏学派对于文学类型和体裁的研究，或足希望达到建立一个总体文学意义上的“参照结构”，或是探寻不同民族文学，包括文学类型，在诗学意义上“共同性”，“缺类”的问题均没有成为关注的重点。法国的克罗齐虽然提到“意大利没有悲剧”、“法国没有史诗”的问题，但他把艺术作品作为心灵和直觉的产物，反对刻意划分文学类型，从而也就否定了“缺类”问题。

在理论上西方学者并没有特意强调“缺类”问题，而更多是他们在对中国文学的阅读、研究中所发现的现象。比如，黑格尔指出“中国人没有民族史诗”，是因为中国人观照历史的方式是敞文式的，而且中国人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于史诗艺术的表现。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指出西方的历史和史诗都是按照编年的顺序结构的，是理智的；而中国历史学家却以抒情的方式对历史事实作分类和系统化，是感性和直觉的：这就是中国史诗不发达的原因。18世纪法国杜赫德以西方的文学观念为中心，认为在中国悲剧和喜剧也没有多少差别，目的都是劝善惩恶，并着重指出中国戏剧不遵守“三一律”，暗指中国悲剧文类是模糊不清的。至于《不列颠百科全书》所说的印度、中国和日本“没有足以在规模、精湛程度和形式灵活方面同西方悲剧相比的悲剧”，虽是介绍“悲剧”词条时的一笔带过之言，但也认可中国及其他东方国家悲剧“不发达”的观点。这些对于某种文类“不发达”或“缺失”的指认，总体上是西方“自我中心主义”式的经验判断，并没有将其上升为一种学理探讨。所以，华裔学者陆润棠在评论西方戏剧批评家穆勒所谓的“中国人不可能产生悲剧”时，就认为穆勒只是出于宗教力‘面的考虑，而且“并没有表示这种缺乏是一种非常可惜的损失”。

但是中国学人对“缺类”的关注却比四方学者严肃得多。在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文学进行全面审视和反思时，也在企图沟通巾西文化，因此也就引起中国有无悲剧的争论。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就指出中国占代无悲剧足由于未能表现“生活之欲”、“生活之苦痛”，其原因是“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大之色彩”。这种“乐天精神”，致使中国戏剧“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离其罚”，没有“自律”的痛苦。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一批学习r西方文化的学者，钱玄同、傅斯年、欧阳予倩、胡适、鲁迅等出于对救国救亡、推行新文化、批判国民劣根性，以文学为载体，进而反思我国民族文化和思想的薄弱，而“中国无悲剧”又成了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胡适认为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对残酷世界视而不见，创作者“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工的颠倒惨酷”朱光潜站在哲学和宗教的角度认为，中国人的思维就是世俗型的，比较注重伦理信念，对于人类命运的不合理性没有一点感觉，不愿承认痛苦和灾难有什么不合理，善恶自有因果，凶此也就没有悲剧。

回顾这一学术疑问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学者所谓的悲剧不发达或缺失，只是基于思想文化层面的观照，更多地是以这个问题为载体，通过反思传统文化指出其疲弱之处，号召民众更新文化观念，所以他们并没有在文类“本体”意义上考虑太多。19世中期到20世纪前期，中国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的现实境遇，面对世界潮流的席卷之势，更使中国知识分子深感国家落后，在他们讨论中国文学的“缺类”问题时，混杂着沉重的学术焦虑和文化焦虑。这种焦虑的表现内容之一就是中国文化、文学不能与世界对接，不能让中国文学在古代文论的论述框架中显示出普天同一的意义。

我们可以推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比较文学学科之后，在比较文学理论中提出的“缺类”研究，是在理沦构建过程中对这一问题再次自觉、敏感性地把握，更是对前人学术疑问的继承。所以，从目前的比较文学专著来看，凡是谈到“缺类研究”的章节中，均会拿史诗和悲剧来作为例证，而诸如小说、散文、诗歌等文类所提很少或不提。

孙景尧和卢康华编著的我国第一部比较文学教材《比较文学导论》，在明确提出“缺类”的问题之后，紧接着就发出疑问：“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大规模叙事诗传统？为什么悲剧在中国没有希腊悲剧那种崇高地位？中国究竟有没有悲剧？有没有史诗？”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提出的“缺类现象研究”也同样是以中国有无史诗、悲剧的问题作为重要依据。还有，杜进主编的《跨文学视野中的比较文学》，王福和、郑玉明、岳引弟编著的《比较文学原理的实践阐释》，孟昭毅、黎跃进、郝岚编著的《简明比较文学原理》，王先霈、王又平主编的《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外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西比较文学手册》等也都是如此。

从中西文学类型的整体来看，如果把“缺类”当作独特研究领域的话，悲剧和史诗的问题并不能代表其全部，但由于“缺类”问题恰恰缘于此，并且对这一问题的叙述多是一种经验式的，并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这就注定“缺类研究”不能显示其广泛性，更不能为其他文类的“缺失”问题拓展出相应的研究空间。所以，从对“缺类”问题的提出到目前比较文学教材、著作对“缺类”问题的描述，都有值得让人反思的地方。

一“缺类”问题的描述现状及其消解

在当前比较文学教材或著作中关于“缺类”的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些差异。一种认为，我们缺少了A，以及原因是什么；而另一种认为，我们缺少了A，或者我们有A的形式，为什么实质和表现形态和他国或民族的不一样。②第二种观点似乎包含着第一种，却存在着矛盾：既然叫作“缺类”研究，又何来“虽然在另外国和民族文学中存在，但其表现形式和内在的实质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呢？把某种“文类”在不同民族、国家有不同表现形态也当作缺类研究，那么到底是“缺”，还是“不缺”？从词源角度来讲，既然是“缺”，就是没有、空额或不够，当然也就不会存在“虽然有”、“即使有”的问题。

从比较文学教材、著作中论述的“缺类”情况来看，缺类问题所引发的研究指向的是探析其产生的原因，但在论述过程中似乎又将缺类问题消解。

在当前众多中国比较文学教材或著作对“缺类问题”的阐释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也有悲剧”、“中国也存在史诗”、“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等的叙述。比如在杜进主编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中，为了说明缺类研究，从戏剧评论家穆勒提出的“中国人不可能产生悲剧”的问题出发，引用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和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的观点，以及钱锤书、姚一苇的相关论述，说明中国古代文学中悲剧的“缺类”；但另一方面，又引用一些学者关于“中国有悲剧”的学理观念。那么这也就形成一个矛盾性的话语现状：到底中国有无悲剧，著者不置可否，它所激发的问题似乎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那么“缺类研究”到底要研究什么呢？以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2006）为例，在本书“缺类”问题的相关章节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当比较文学研究从西方单一体系进入到中西文明对话的时代，不同文学现象之间的同一性研究逐渐被差异性研究所取代，以前被忽视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引起关注。比如说，中国古代有赋为什么西方没有？中国古代有没有大规模的叙事诗传统？”在他看来，“缺类”的存在是因为文明的差异，并涉及中国文学背后的社会意识、道德结构、哲学思维、美感经验、个人期望等诸多方面的因素。这似乎已经指明产生“缺类”的原因，而研究者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诸多方面”细化为具体的答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缺类研究”就是具体是指某种“文类”在不同国家、民族文学中的表现形态及其文化的差异性研究而“缺”这个词本身也已经变得无意义了。

一旦把“缺类”问题上升为文化问题，便会被大而化之，最后剩下“文化差异”这个宏大而具有复杂意义的答案。而不同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解析，大多也只是基于文学经验的现象描述，所运用的理论、方法也不明确，总是纠缠在“有和兀”的问题，而不去关注中西方在文类形态上的相互比较，虽然造成“缺类问题”的多声部讨论，却没有突破性的结果。对于中国悲剧和史诗的问题，其实有学者已给出答案。对于“缺类”的问题，也有学者道出其中的矛盾和不可行性：

在上古时代交通隔绝的情形下，东西方各民族都以各自独特的智慧和审美体验创造出形形色色的文体，长短互异，不同之处比比皆是。倘须比较，必须通观全盘，深度理解，不能以某一个民族的文体模式去规范和评价另一个民族另具特点的模式。…对一些不可比较的特征，以一方为标准强作比较，生硬牵合，是否会给人削足就履之感？在平行比较中有所谓“缺类比较”，比如西方某些民族有史诗、有悲剧，中国古代没有或比较薄弱，那么是否也可以反过来提问一下，中国历史书中有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纲目体、典志体、舍委体、方域体、学案体，是否如此多的史学文体在西方哪个民族也那么完备？

三、跨文化、文化相对主义对“缺类”研究的困境构成

上引论述，已经点明文学类型的“缺类”问题不仅仅在于文类本身，而是其所承载的文学、文化传统差异性，这恰恰是当今比较文学“跨文化/文明”研究的内在要求。跨文化研究所提倡的“文化相对主义”，就是为了避免形式各异的文化中心主义，促进多元文化的沟通与融合，设法去理解在这种文化中建立各种关系的行为准则，而不以另一参照系的框架去对之进行解释，而是要以“相互理解、和谐共处”的胸怀，来进行文化传播、接受、认识和感知。但是当以这种宏观视野观照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缺类”问题时，就使其陷入困境，也无法与文化相对主义原则达成统一。

因为文学类型的比较研究牵涉的不仅是文学类型的名称、内涵和具体的文本指向，外在的文化场域及其生成机制也不可忽略，所以这种研究也要坚持文化相对主义。但是，我们对于“缺类”问题的敏感性指认，已经无形将我们的文类系统与“他者”摆在不平等的位置。他们没说“缺”，为什么我们“缺”了起来，难道我们的文类体系有先天缺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