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视野中的叶嘉莹诗学研究

上个世纪初西学东渐，我国学术界开始大量译介西方文论，同时我国学者也开始运用西方文论对传统的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进行诠释，或者将中西方文学理论进行对比研究，为我国传统文学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词学研究中，王国维使用了西方文学、美学理论来阐释中国词学理论，使他的《人间词话》成为我国词学研究中里程碑似的作品。此后，我国几乎没有学者将中西方文学理论相结合来进行词学研究，我国的词学研究依然沿袭传统词学研究的十个方面：词的起源、词乐、词律、词韵、词人传记、词集版本、词集校勘、词集笺注、词学辑佚工作和词学评论。^①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西方学界的词学研究逐渐形成气候，许多汉学家和学者进行了词的译介和词学研究工作，其中成就最高的当数华裔学者叶嘉莹教授。叶嘉莹凭着自身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和对西方文学理论的深刻领悟，将西方文学理论运用于词学研究之中。叶嘉莹认为“西洋文学批评的今日之病，乃在过于仅在理论上求苛细，有时反不免斲丧忽略了其本有的生命力；而中国的传统诗论，则对于诗歌中这种兴发感动的生命，虽然颇有深切的体悟，然而却可惜又终于未能发展成精密完整的理论体系。” ^②

一 女性主义文论在叶嘉莹词学研究中的运用

叶嘉莹对女性主义文论的运用主要出现在她的《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一文中。叶嘉莹指出：“对于一种已经流行了有一千数百年以上之久，而且其间曾经名家辈出的重要文类，我们却竟然至今日仍然陷入在困惑与争议中，而不能对如何衡定此种文类的意义与价值做出溯源推流的理论性的说明，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项亟待我们做出反思和检讨的重要问题。” ^③对此叶嘉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词应当以具含一种深远曲折耐人寻绎之意蕴为美。叶嘉莹运用西方女性主义文论中的女性形象、女性语言和作者的双性人格等理论，以花间词为例，阐述了中国小词何以形成以幽微深隐富于言外之意致为美的特质。

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西蒙娜·德·波伏娃就开始了女性形象的讨论，提出女性是男性眼中的“他者” ，“女人一开始就存在着自主生存与客观自我——‘做他者’的冲突”^④。到60年代，李丝丽·费德勒提出：男性作者所写的女性，总是或将之美化为美梦中的女神或扭曲为噩梦中的女巫，而这两类形象都不是现实中真正的女性。80年代，玛丽·安·佛格森将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分为了三种类型：“传统的妇女形象” ，“转型中之女性” ，以及女性的“自我形象” ，即女性作者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西方女性主义文论对女性形象身份性质的分析方式，促使叶嘉莹对中国词中女性形象之身份性质也一加反思并力图寻找出花间词中女性叙写与词之美学特质的形成之间的关系。叶嘉莹将花间词中的女性形象与传统诗歌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对比。《诗经》中的女性多是以写实的口吻表述的有明确伦理身份的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楚辞》中的女性大多是由作者以喻托口吻写出的非现实中的女性；南朝乐府中叙写的多为恋爱中的女性，是以素朴的民间女子自言的口吻写出；齐梁宫体诗叙写的多是以刻画形貌的咏物的口吻表述的男子眼光中的女性；唐人宫怨诗和闺怨诗中叙写的多是以男性诗人为女子代言的口吻写出的现实中具有明确伦理身份的女性。而词中所写的女性似乎是介于写实与非写实之间美与爱的化身，《花间集》中的女性形象，则以现实的女性而具有了可以令人产生非现实之想的一种潜藏的象喻性，正是这种象喻性形成了花间词引人生言外之想的潜能。

其次是花间词所具含的语言特色。叶嘉莹引用了西方女性主义文论对女性语言进行了阐释：一般人看来，男性语言代表的是理性、秩序和明晰，而女性语言则是非理性、混乱和破碎。一般书写的语言，都有男性的意识形态，“几乎整个写作史都被理性的历史搞混淆了，写作既是理性直接的结果，也是理性的依托和特有的托辞之一。”^⑤诗歌意在言志，应属于所谓的男性语言，而花间词打破了“载道”和言志的文学传统，以女子心态叙写作者的情思，其语言应当属于女性化语言。且诗的语言较为整齐，词的语言富于长短错落，较之诗歌，词的语言混乱而破碎。正是这种具有女性化特点的混乱而破碎的语言形式，形成了词曲折幽隐、引人生言外之想的特质。

然而，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的“女性语言”，本是指女性作者所使用的语言，而花间词的作者却都是男性，由此叶嘉莹又引入了女性主义文论的又一观点“雌雄同体”，或叫做“双性人格” 。男性作者“在征歌看舞的游戏之作中，无意间展示了他们在其他言志与载道的诗文中，所不曾也不敢展示的一种深隐于男性之心灵中的女性化的情思” ^⑥ 。劳伦斯·利普金曾从诗学传统中，对男性潜隐的女性化情思做了深入的讨论，男人有时借女性口吻来叙写其失意被弃之感，因而使“弃妇”诗显示出两性的相通性。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男性诗人也往往借女性之口抒发其失意之情，而“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的伦理关系使逐臣与弃妇有了相似的感情心态，“利普金氏所提出的男性诗人内心中所隐含的‘弃妇’之心态，遂在中国旧社会的特殊伦理关系中，形成了诗歌中以弃妇或思妇为主题而却饱含象喻之潜能的一个重要的传统。”^⑦正是由于这种心态，男性词人作品中的女性便成为了爱与美的化身，他们在写作小词时，无意间也流露出内心“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这种“双性人格”所形成的特质，使花间词具含了丰富潜能。

花间词中的女性形象何以具备这种引人生言外之想的特质，叶嘉莹用当代法国女学者朱利亚·克利斯特娃的解析符号学理论进行了诠释。克氏把符号的作用分为两类：“一类是符示的，另一类是象征的。克氏以为在后者的情况中，其符表之符记单元与其所指之符义对象间的关系，乃是一种被限制的作用关系。而在前者之情况中，其能指之符记单元与所指之对象中则并没有任何限制之关系。”^⑧诗歌语言的符表和符义间的关系往往有一种不断在运作中的生发特质，其文本则脱离了创作者的主观意识，形成了一个作者、作品与读者相互融变的场所。“每一部文艺作品中都存在非确定性空间，这些空间由读者在‘具体化’过程中加以填充。”^⑨中国的传统诗歌由于其言志与载道的特点往往为有心托喻的作品，其符表之符记单元与其所指之符义对象间，有着一种明确的被限定的“象征的”作用关系。而花间词中的女性形象，作者创作时，其显意识中没有任何托喻用心，使其具有了一种象喻潜能。其文本中的符记单元保持在一种不断引人产生联想的生发的运作之中，不对其符义对象做出任何限制性的实指，属于一种“符示的”作用关系。花间词文本中符记单元与符义对象间完全不被限制的关系，使其蕴含了不同于诗歌中的有心之托喻的丰富的象喻潜能。

二 中西文论在词学研究中的结合

叶嘉莹运用女性主义文论对以张惠言为首的说词人对花间词的“比兴”解说、词学中的“雅”“郑”问题、词为“空中语”的传统观点以及花间词对后世词发展的影响一一做了探讨。早期的花间小词多是文人士子为歌儿酒女所写的艳词，“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⑩这些小词本无寄托可言，而其具有令人生言外之想的潜能，是由于这些艳词所叙写的女性形象、所使用之女性语言和男性词人透过二者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双性人格”形成了花间词以具含一种双重的言外深微之意蕴为美的特质。而这种潜能的作用又如克里斯特娃的理论所讲是“符示的”，而不是“象征的”，其符表与符义之间的关系是在不断的生发作用中的，而并不可加以限制指说。张惠言的比兴说词则把自己由此种符表生发运作中产生的联想直指为作者之用心，将符表与符义之间的“符示的”作用强指为“象征的”作用，将读者创造性的联想强指为作者有心之托喻，使其词学理论带有浓重的道德和政治色彩。关于词之“雅”“郑”，王国维先生曾提出“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词之佳者总能引人生言外之想，这类作品多是男性作者用女性口吻所写，或者用男性口吻所写却具女性情思，而这些作品在其女性叙写中表现出词人内心的“双性人格”，这成为花间小词“雅”、“郑”之分的最基本的认识。“空中语”的小词因为作者本来就缺乏明确的主体意识，而其对女性与爱情的叙写又富含女性与双性所可能引起的微妙作用而无意间具含了融变的最大潜能。

在词的发展进程中，柳永的长调慢词在写相思怨别的作品中加入了秋士易感的成分，二者形成了一种双重的性质，使其词具有“破壁飞去”的一种特美，引人生言外之想。其后词经过苏辛改革形成“诗化之词”，作者在词中表露的感情“虽说较之其诗歌有更多的柔性美,但其诗歌中的旷达与豪爽风格也在词中显示出来”^[11]。作者本身的慷慨豪迈之气与所遭受的挫折压抑使苏辛词显露了作者的双重性格，其语言“虽在‘诗化’的男性意识之叙写中，但却仍表现出了一种曲折变化的女性语言的特质” ^[12] ，使“诗化之词”具有了一种双重意蕴的美学特质。倡导“词别是一家”的李清照，其词作中也出现了超越单纯女性叙写而表现出双性潜质的作品。周邦彦及后学者的“赋化之词”加强了词幽微曲折的性质，但由于过于重视技巧手法，使其幽微曲折之意致多出于有心之安排，其符表与符义之间演变为克氏所指的被限制了的“象征的”作用之关系。不论词的创作如何发展，“由花间词之女性叙写与双性心态所形成的，以富含引人联想的多层意蕴为美的一种美学特质，则始终是衡量词之优劣的一项重要的要求。”^[13]

三 “西学中用”在词学研究中的意义

叶嘉莹“西学中用”的词学研究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在本世纪初，王国维运用康德叔本华“宏壮”、“优美”的美学理论来阐释自己的“境界说” ：“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14]而今天，叶嘉莹将中西文学理论结合进行词学研究也卓有成效，她的词学功力和西学背景使她在词学研究中具有独到的视野和见解，对后学者进行词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她率先将西方女性主义文论引入词学研究中，探讨中国词学研究中一直争论不休的词的特质问题。在这之后，一大批旅居西方的女性学者都采用了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的某些观点来展开自己的词学研究，正如孙宜康在她的《词与文类学》一书中指出：叶嘉莹的词学研究“既重感性之欣赏，又重理性之解说，对词学研究者无疑是一大鼓舞，同时也为北美词学指出明确的研究方向”^[15]。

叶嘉莹中西结合进行词学研究的学术视野和见地使她的词学理论独具特色，也使国内学术界看到，我们的词学研究可以同现代的西方文学理论相结合，在二者之间找到新的切入点，使词学研究能够从其他理论体系中获取新鲜血液，发展自身的理论体系，展开中西文化的对话和交流。正如叶嘉莹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指出：“如何学习并掌握中国旧日传统文学批评的优点，并进而与西方批评中长于理论分析的优点相结合，实在应当是我们现在思考的重要课题。”^[16]叶嘉莹的这种词学研究范式也为西方文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典范，用其他理论体系来检验西方文学理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叶嘉莹在中西结合进行词学研究中所采用的平行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为国内外学者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只有通过将两种不同传统的文本并列，我们才能看出各自的特色。”^[17]由于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并非所有西方理论都适用于与中国作品和理论的比较和阐释，也并非所有的传统理论和作品都可以用西方文论来进行诠释。“中国学者不应该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而应该在移植西论中有所作为。其实，我们一旦掌握一种新的方法，就会凭借厚实的素养和功力，使这种方法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得到更充分的发挥。”^[18]叶嘉莹在构建自己理论的过程中，对西方文论进行了选择性的引用，她从本质上找寻出二者的相通、相似和相异之处，展开中西文学理论的对话。叶嘉莹还采用了用西方文论阐释中国词学理论的方法进行跨文化研究，女性语言和双性人格的理论对词的语言特色和词人的双性人格的剖析使跨文化研究的方法得到了恰到好处的应用。她还引入了精神分析理论的潜意识学说来诠释男性词人在摆脱社会和道德束缚后所显露的潜意识中真实的自我以及男性词人潜意识中的一份女性的情思，词人在显意识和潜意识下所表现出来的双性人格使词具含了深微曲折的美学特质。她这种将中西理论相结合进行词学研究的方式也给我们进行词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叶嘉莹的词学研究极具特色，她的词学研究既有对现代西方文论的介绍和运用，也有对中国传统词学研究的深刻领悟，使中西方读者都能从她的词学理论中有所获益。在引用西方女性主义进行词学研究的过程中，她的视野、角度和方法不仅对词学研究，甚至对比较文学的研究都有巨大的意义。在中西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叶嘉莹的词学理论和她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对我们进行词学研究和向西方世界介绍词这一文类都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当然，在今天，我们的词学研究还可以走得更远，正如王晓路教授在一篇研究西方汉学的文章中指出：“对中国文论的建设工作不仅包括对传统文论的梳理和转换，而且应当包括向西方的译介，在真正地理解东西方的基础上，超越狭隘的民族本位思维方式，在互为主观和双向互动的方式中寻求激发中国文论中若干命题的内在精神和价值，使这种传统面向现代开放。”^[19]我们还应该“强调中国文化和中国文论的学术规则和言说方式对西方文论中理论和术语的融合、改造和升华应用等作用”^[20]，使我国的词和词学研究真正走向世界。

注释：

① 王兆鹏：《词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页。

②[16]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2页，第302-303页。

③⑥⑦⑧[12][13]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页，第234页，第236页，第238页，第259页，第266页。

④西蒙娜·德 ·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页。

⑤ Selden, Raman. ed. The Theory of Criticism: From Plato to the Present. Harlow: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88. p542.

⑨ Ingarden, Roman. The Cognition of the Literary Works of Arts. trans. by R. A. Crowley and K. Pols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392.

⑩ 欧阳炯：《花间集·叙》。

[11] 田耕宇：《“以诗为词 ”与词体文学的雅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3期。

[14] 王国维：《人间词话》，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15] 孙宜康：《词与文类学》，李奭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页。

[17] Liu, James L.Y. Language Paradox Poetics: A Chinese Perspectiv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xi-xii.

[18] 周发祥：《试论西方汉学界的“西论中用 ”现象》，《文学评论》1997年第6期，第138页。

[19] 王晓路：《术语的困惑——西方汉学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述研》，《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

[20] 黄立：《西方文论翻译与中国化问题》，《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4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西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

责任编辑 陈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