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才女杨刚的一生

一

杨刚，原名杨季徽、杨缤，祖籍湖北沔阳。沔阳，北有汉水，南有长江，因此水害连年，当地的一则民谣道出了沔阳的苦难：“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杨刚的家庭，就是旧中国众多穷困不堪的家庭中的一个。祖父早逝后，撇下25岁的祖母独立支撑一贫如洗的家庭。当杨刚的伯父、父亲在清末的考场上大显身手、连连获得成功时，这个家庭便突然富贵起来：杨刚的伯父当上了广东省的地方官，父亲则由武昌守备做起，历任江西道台、湖北省财政厅、政务厅厅长。

1905年1月30日，杨刚出生在江西萍乡父亲杨会康的任所里，族名杨季徽，上有3个哥哥和3个姐姐。由于杨刚的祖母特别讨厌女孩，所以杨刚曾辛酸地回忆说：“我是母亲生的第四个女孩，祖母永远不能饶恕我，也不能饶恕我母亲。”至于父亲，她在1931年用英文写就的《一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自传》里说，他“总像是在以十足的镇定和威力在指挥着什么……他平时虽然沉着安详，脾气却很暴，有时会无缘无故发起火来……他完全不能控制自己。一旦他认准了的事情，即使是错的他也要坚持下去”。显然，父爱是没有的。对于母亲，杨刚则是非常欣赏的：“出身富绅，没有文化，心地善良，对人忠厚，慷慨大方，见义勇为，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见解。在丈夫面前，她既不甘拜下风，更不屈从，不喜欢听凭丈夫的指使，即使丈夫理由充足，也不肯接受。她有一般女人少有的坚毅、勇敢精神。辛亥革命后，沔阳一带土匪蜂起，经常明火抢劫。这时，她便成了对付土匪的总指挥。她把丈夫和他的姨太太、孩子、女仆分批护送走，而自己则同厨子、男仆和朋友留在家里，分路把守。她性格的另一面——善良、仁慈，远近闻名，镇内外不少穷人向杨家求援，她从不拒绝，总是在吃食和衣物上给予帮助。每逢他们遇到婚丧，她更是热情相助，不等他们求上门来。”

在这样的大家庭中，杨刚遗传了父亲的暴躁执著和母亲的坚毅果敢。

5岁时，杨刚进入家塾，开始了那个时代人生最初的熏陶：读“四书”、“五经”及文史古籍。此外，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的新式教科书及地理。杨会康认为，应当让孩子读些实用的西学，因此他特别反对孩子读“闲书”，不要说《红楼梦》、《西厢记》不许读，连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也在被禁之列。

1911年，杨刚回到沔阳家乡，继续在家塾学习。关于自己的家塾生活，杨刚在《一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自传》残稿《童年》中有过一段具体的描述：

从六点钟起床，一直念到夜里十二点或凌晨一点，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歇口气。……我们每天要念上十八个小时的书，中间没有休息，只有夏天才准许我们中间回家一趟，洗澡和喝绿豆粥……整天都望着塾师那冷酷、怒气冲冲的脸，听着兄弟姐妹们挨骂哭泣的声音……我们一边念书，一边却留意听着街上卖糖的吆喝声。……所谓学堂不啻是座监牢，塾师不过是个狱吏。我们竭力想摆脱他。挨打之后，我们就越发恨他了。

1922年，杨刚进入江西南昌美国美以美会创办的葆灵女子学校学习，随即改名杨缤，并以“贞白”为笔名开始写作。在校期间，杨刚表现出与众不同：不爱管闲事，却爱帮助人；不谈论芝麻小事，却爱与同学谈论政治；家庭是革命对象且受到过革命的冲击，却热衷于革命。

二

1926年，革命军北伐时，南昌的学生们也掀起了拥护北伐的热潮，杨刚和好友廖鸿英、谭诲英代表葆灵女校参加了全市学生总会的活动，上街游行示威，在街头巷尾给老百姓讲解革命道理。在班上，她还冒险带头剪掉辫子，以实际行动反对吃人的封建礼教。1926年11月，北伐军占领了南昌，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在那个难忘的庆祝集会上，杨刚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及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之后，经南昌市学生总会的联系，南昌各教会学校也首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经过全校民主选举，廖鸿英当选葆灵女校学生自治会主席，谭诲英为英文秘书，杨刚为中文秘书。从此，校内外的一切活动，就由学生自治会负责：凡有事情，她们就在饭厅里饭前饭后向同学们报告，征求意见，作出决定。对杨刚来说，这是一段重要的社会生活，动荡的中国社会陶冶着她，使她在不大熟悉的政治跑道上找到了起点，并在自己尚未成熟的思想里坚定了人生的选择。

1927年春，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标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大屠杀带来大混乱，当年6—7月间的南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这时，杨刚从葆灵女校毕业了。由于平时和毕业考试成绩优秀，杨刚经学校推荐，免试直接进入北平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

1927年9月，在三哥的帮助下，杨刚告别故乡来到北京。这时，古都一片肃杀，秋意逼人，但燕京大学未名湖畔的林荫小道却冷静地欢迎这位湖北姑娘。在英国文学系读书期间，杨刚的勤奋、聪明和渊博的学识，独立思考的性格和风度，很快赢得了美国女教授包贵思的好感，并逐步建立起深挚的友谊。这时，她开始用笔名“杨刚”发表诗歌、散文与小说。

从1927年底至1937年，杨刚基本上学习、生活、工作、战斗在北平。这是她一生中极为重要的时期，无论是她的政治生活，还是文学创作，都是如此。

在大学，她是一位活动家。1928年(一说1930年左右)，她在满城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并参与领导北方学界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斗争。1930年4月20日，他们举行示威游行预演，大约50名学生被捕。为了营救他们，杨刚参与组织燕大营救团体，筹措狱中同学的生活用品，时常入城集会，筹备纪念活动。整整一个夏天，她都没有休息。每天一早5点起身，一直忙到深夜，有时整天不吃饭，深夜才回到宿舍。她说：“生活是那样充满了工作，我感觉到了活着的价值。”

1930年8月1日，事先筹划好的由学生、洋车夫、士兵参加的示威游行照计划进行。游行开始后不久，军阀阎锡山出动两倍于游行者的便衣侦缉队从四面八方赶来，向这些手无寸铁的游行者袭击，杨刚不幸被捕。期间，敌人以毒刑拷打来检验杨刚的抵抗力，企图逼她招供。但是，她不是一个弱女子，死亡也不会使她屈服。“我没什么可供的，随你们怎样吧。我既然给你们抓来了，就不打算活着离开。”

两个星期后，张学良挥师入关，阎锡山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中败北，他的司令部离开了北平。于是，杨刚也就自然而然地走出了监狱。

这次狱中的酷刑，没有磨掉她的棱角，却大长了她的锐气，杨刚还是杨刚，更加坚强的杨刚！出狱后，她又回到燕大，多次参加北平党团市委联合召集的西郊区党团活动分子会议，讨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和非常委员会的问题。作为唯一与会的女同志，杨刚给很多人的印象是：她是一个辩才。

期间，杨刚还积极从事革命文化工作，参加左翼文艺运动，她和谢冰莹、潘训（潘漠华）、孙席珍等作家往来、唱和，共同发起成立北方“左联”。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北方“左联”虽然不像上海“左联”影响那么广泛、深远，作家也没有那么多，但它毕竟是左翼文艺运动的一翼，也是那个时代革命文学的火种和旗帜。

1932年秋，杨刚从燕京大学毕业，随即与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郑侃结婚。

毕业前夕，她因与党组织负责人发生口角，竟导致退党（1938年重新入党），这是她“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小插曲”。关于这件事，她在一份自传中有过详细的说明：大学毕业那年秋天，杨刚的同班党员都已经离开学校，党小组由一位性格古板、工作方法生硬的山东同志负责。那时，杨刚病后身体虚弱，需要时时躺下休息，不能正常开展工作，于是向那位山东同志请假。这位山东籍负责人没有答应，批评她“怠工”。杨刚说：“你们说我怠工，我就算了。我不能工作，我退党！”这就是她“退党”的细节。对此，她后来作过诚恳的自我批评。不过，这个偶然事件反映出杨刚当年是多么的“阳刚”。

三

事实上，杨刚对革命很忠诚。在她的暗中动员和长期帮助下，二哥杨潮（笔名羊枣，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军事评论家）也走上革命道路。同宗兄长、科学家杨显东也是在她的启发、影响下，走上了服务于革命的道路，杨显东称杨刚为“革命的启蒙老师”。几十年后，杨显东还记得杨刚对他说过：“为了党的需要，随时准备牺牲，即使到了悬崖绝壁，要跳就毫不犹豫地跳下去。”

作家萧乾和杨刚于1929年相识之后，就不断从杨刚那里得到规劝和启示，成为一生的挚友、益友和畏友。在回忆文章中，他感慨系之：“在帮助一个朋友进步方面，杨刚是一点也不吝惜气力的。我对人生远没有她那么严肃。在她眼中，我不是顽童，就是浪子。但是倘若没有结识她，我这一生弯路走得会更多的。”

在杨刚的一生中，她总是用自己的火去点燃别人之火，用自己之心去照亮别人之心。

1932年底，结婚不久的杨刚到了上海，并于次年春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工作中，她结识了美国进步女作家阿妮格丝·史沫特莱。1933年秋，应燕京大学新闻系美籍教授埃德加·斯诺的邀请，杨刚重返北平，与萧乾一起协助他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这是较早被介绍到国外去的中国新文学译本。杨刚以“失名”为笔名（用英文）写的短篇小说《日记拾遗》也收入其中，这篇小说是她短篇的代表作。1935年，小说译成中文后易名《肉刑》，发表在《国闻周报》上。1936年，杨刚与丈夫郑侃一起在北平参加了由顾颉刚教授主持的《大众知识》杂志的编辑工作，发表创作及评论。

抗战前，杨刚一直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据包贵思教授回忆，她“在宿舍里，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吃的是干粮和素菜。她只有一件换洗的衬衣，身无长物，一文不名”。

艰苦的生活，忘我的工作，这是杨刚的精神。她的作品不是廉价的口号，那是艺术的力量唤起的觉醒。离开北平南下抗战前，她在《国闻周报》、《榴花文艺》等报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肉刑》、《殉》、《爱香》、《母难》、《翁媳》等。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燕京大学就读期间，她就翻译了19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恩·奥斯登（今译简·奥斯汀）的名著《傲慢与偏见》，这是我国的第一个译本。后由名家吴宓作序，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初次发行，至1947年已发行第四版。文学创作是她所钟爱的，有时是专业，有时是业余，有时是刀枪剑戟，有时是与心灵对话的挚友，一直延续到她生命的后期。

在北平学习与工作期间，杨刚与包贵思教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包贵思笃信宗教，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而杨刚则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是包贵思的得意门生和朋友。萧乾感叹地说，这是一场“奇特的中美友谊”。这种友谊，从上个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50年代。杨刚向包贵思解释、阐述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对社会、政治的观点，还为她用英文写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自传》。在包贵思面前，杨刚总是理直气壮，旗帜鲜明，从不回避她们彼此信仰上的分歧。杨刚的坦率、对事业的赤诚，深深感动了包贵思，并得到她的理解与同情。杨刚投身于艰苦、危险事业的勇敢献身精神，使得这位虔诚的教徒十分敬佩。1937年七七事变后，杨刚由于要离开即将沦陷的北平参加抗战，便把刚3岁的女儿郑光迪寄养在包贵思家里两年。期间，包贵思为孩子专门请了保姆，为“她规定了严格的食谱，告诉她吃饭不要有声音……见人问好，进屋之前要先叩门……后来还把她送进燕京大学附属的幼儿园”。

当北平落入日军的魔掌时，杨刚陷入了无限痛苦的深渊，一气呵成了散文《北平呵，我的母亲》！

四

1939年夏天，杨刚到达香港，接替萧乾出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当时，《大公报》副刊比较自由。杨刚牢牢“坚守着这块相对独立的阵地，与革命人民同呼吸，团结进步的、革命的作家，以可能的方式同反动派作斗争”。在《重申音诣》一文中，她高呼：要让副刊“披上战袍，环上甲胄”，服务于祖国抗日宣传。她的能力,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上得到充分体现。多年后，当年的同仁谈及此事还赞不绝口：“这曾是一个很有分量也有众多读者的文艺副刊。她在报馆以外的活动多，也经常到外地采访。她可以把几个月甚至半年的稿件编好，交给编辑部处理，她的对外活动既无忧无虑，而编辑部对‘文艺’副刊也不必担心有脱期之虑。因而，可能好几个月没有见到她，但你会依时看到‘文艺’照常出版。”

在香港期间，杨刚结识了云集港岛的许多文化名人，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与许地山、乔冠华等人一起，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理事。那时期，她创作力旺盛，工作之余还发表了不少“嫉恶如仇，浩气磅礴”的诗歌与散文，人们“经常听到她对国内反动派及其喉舌，对国际法西斯势力的严词谴责”。她的沸腾着强烈爱国主义之情的优秀长篇诗作《我站在地球中央》，就是这时发表、出版的。杨刚的作品是一团烈火，让人几乎不能坐下来读它，它让你感动、激动、愤怒得坐立不安，让你淌下热泪——她得到了两个“外号”——“浩烈之徒”、“阳刚女杰”。在香港，她还兼任过岭南大学教授，曾和戴望舒等诗人、作家一起，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举办的暑期文学讲习会讲课。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很快成为日军攻击目标，杨刚“一心只想着同志，从不理会自己”，在敌人的炮击下，日夜奔忙，帮助文化界人士（如茅盾、邹韬奋）隐蔽和撤退。在日军眼看就要占领香港的时候，她冒险将匈牙利籍国际友人伊斯梅尔·爱泼斯坦（后来的《中国建设》创刊人之一）带到朋友吴在东医生所在的医院，说服吴医生帮爱氏做了一个“人工伤口”，将爱氏乔装打扮成一位遇劫受伤的神父隐蔽在医院里（后安然脱离险境）。最后，杨刚才同部分留港的文化人士偷渡惠州，进入东江游击区。期间，她住在阳台山上的草寮里，过着艰苦紧张的生活，还为青年讲授政治经济学。不久，杨刚又取道韶关、衡阳，到达战时文化城桂林，继续主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开展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

1942年秋，她作为《大公报》的战地旅行记者，与一名澳大利亚籍记者同行，到江西、浙江前线与福建战区采访。沿途多风雨、泥泞，杨刚历尽坎坷，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大量通讯，展示了东南半壁江山在敌人铁蹄下的血泪图画，记下了敌人的罪行，以及前方军民舍身抗敌的热情和“万木无声待雨来”的渴盼，预示了敌人“飒飒秋风，为时不久”的末日。后来，这些通讯文章结集为《东南行》出版。

1943年，杨刚辗转到达重庆，仍然主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这时，杨刚的才干受到周恩来的器重。在周恩来、董必武的亲自领导下，杨刚以编辑和记者的身份，“同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和美国记者联系，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她精通英语，才华横溢，议论风生，赢得了国外有识之士的钦佩”。从这时起到抗战结束，大凡到过中国的进步外国作家、记者、学者，以及同情我国人民革命事业的一些美国外交官员，几乎没有不认识杨刚的。

五

1943年冬，日机轰炸福建永安，在国民党当地中央银行工作的郑侃不幸遇难。丈夫的离去，使杨刚这位刚强的女子痛不欲生。但是，现实要她从痛苦中拔出来，去从事她的事业。

1944年夏，杨刚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并兼《大公报》驻美特派员。那时，女儿郑光迪辗转几个月才到重庆与她团聚，又不得不同她告别。当时，她心里有个矛盾：是把女儿带到美国，还是送到延安？她选择了后者。只有10岁的女儿是十分依恋妈妈的，但也只有流着泪，在机场送妈妈远行，为妈妈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