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移民规律、动因与影响

摘 要：中国古代黄河中下游移民是中国古代移民的主要部分，呈现出治世主动外迁，乱世被动南迁的基本特征。自然因素气候、生态、灾害等，社会因素政治、战乱、技术等综合作用是移民的原因。但是气候变化是移民的主要动因。黄河中下游人口的迁徙，促进了我国古代人口格局的变化，造成经济、政治、文化格局的形成。

关键词：黄河中下游地区;移民;南迁

中图分类号：K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8-0144-05

在漫长的华夏文明发展进程中，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移民影响巨大，这与黄河中下游地区适宜农耕发展，长期为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中心是密切相关的。移民史的研究成果较多，如移民的动因有对气候、生态等自然因素的研究①，也有对政治、战乱等社会因素的研究②等，而对于华夏文明发源地、古代移民主要策源地的黄河领域的专门、系统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化。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移民基本上呈现出盛世“外移”，乱世“内迁”“外移”兼具的显著特征。原因有气候、生态等自然因素，也有政治、战乱、技术等社会因素，多种因素的叠加是古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移民的主要原因。人口的迁徙，对民族融合、文化融合、技术传播，以及华夏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一、黄河中下游地区移民的“内迁”与“外流”

华夏文明早期的发展进程中，因黄河中下游地区适合农业发展，较其他区域具有更强的人口承载能力，农业和人口首先得到充分发展，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因而成为华夏文明发源地，发展成为我国古代中前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中心。我国古代的移民运动和人口分布格局和社会发展的演变在此基础上逐步演进。先秦时期，移民的趋势流向由西向东，秦汉至明清，与封建社会治乱更迭对应，黄河流域的移民总体上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呈现出治世外迁，乱世少数民族内迁驱使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南迁的基本特征。

1.盛世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的“外迁”

盛世中心向周边的外移，多为东向西，南向北，目的多为中原王朝扩张势力，防止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袭扰，有计划的向外迁移人口的结果。

秦汉时期由政府组织的人口迁移在移民中所占比重最大。其中主要是与疆域开拓和戍守有关的人口迁移，如秦灭六国后，秦始皇命将北击匈奴，“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以充之”③。

汉代，元狩三年（前120），武帝将山东灾民70余万迁于西北，置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④等。秦和西汉时期将短期性军丁防守与长期性移民实边结合起来，为新拓展疆域的巩固起到一定作用，开启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以汉族人口为主体的居民向边境地区长距离迁移的先河。

后來各王朝亦不断实行军事屯垦，维护北方的安定。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强制性移民颇具有代表性，各个割据政权都将迁徙人口作为充实自己，削弱敌方（或征服地区）力量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故而强制性人口迁徙特别频繁，然而其迁徙结果往往为反方向的逃难所抵消。如后赵石氏政权在攻灭前赵刘氏政权后，将大批关中地区民众迁往河北地区。但在石虎死后，后赵国内爆发内讧，自相残杀，那些强迁而来的各族移民纷纷逃难，“青、雍、幽、荆州各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归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⑤。这种强制性移民及其反向迁徙的结果是千百万移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极其恶劣。

2.少数民族“内迁”与汉族“外流”

我国历史上较大的政治变动其中心基本都在黄河中下游流域，每一次动乱都会引起较大规模的人口南徙。如西汉末年赤眉、绿林起义，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大量南迁长江流域，魏晋至宋元时期，不断崛起的北方游牧民族一次次涌入中原，将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一次次挤压到江南的另一些民族地区，形成民族间人口南向流动的水波效应。⑥期间，以永嘉南渡、安史之乱、靖康之乱为主，⑦形成古代最大规模的三次人口南迁浪潮，持续时间长，构成了我国古代社会主要的由南向北的移民运动。

如西晋灭亡后，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少数民族形成趁机南下，黄河中下游地区陷入长期的战乱，“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⑧。永嘉之乱黄河中下游地区民众为避乱向南迁移。移民迁入地主要是淮河以南地区，其中江苏最多，其次为安徽、湖北、江西、湖南、陕西南部。⑨

唐代的“安史之乱”使人口大量移居川、湖、江、浙。这次人口南迁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地理分布的格局，至此，中国南方的人口规模第一次达到了同北方平分秋色的地步，甚至超过了北方地区。

北宋末年的“靖康南渡”据现代研究者估计，当时大约有500万人南迁。在金朝军队的压迫下，中国北方各地的官绅、百姓大举南逃，其迁徙规模是空前的。因继起的南宋政权以杭州为行在所（即临时首都），由此以杭州为核心的江浙地区便成为北方移民最集中的区域。⑩南方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大量尚未垦种的可耕地吸引了渴望安居乐业的各地人民。

中国历史上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这三次大规模南迁的特征明显，一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侵引发黄河中下游地区战乱，权力中心南移带动大规模汉人南迁。二是黄河中下游地区陷入长期战乱，迫使汉人持续南迁，永嘉之乱至南北朝结束持续270余年;安史之乱至后周时期，持续近200年;靖康之乱至元统一，持续150余年。三是人口南迁规模大。

二、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迁徙的主要原因

中国古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迁移与气候变化有着极大的一致性，而社会的治乱更迭与气候暖冷周期性变化在时间上也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据统计，中国古代可称得上盛世、大治和中兴的局面总共有31个，其中25个出现在气候较暖的时期或冷暖转换期中，典型者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7次大规模的国家动乱，即两汉之交、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两宋之交、元末明初、明末清初、清末民初，都发生在冷期中。B11总体上说来，“冷抑暖扬”的文明韵律十分清晰。B12气候变化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气候变化影响的逐层传导和适应。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直到清朝，气候温暖期与寒冷期所呈现出的周期性变化过程，也正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两种生态环境较量与整合的过程。气候由暖至冷，再由冷到暖的过程，恰好是社会“繁荣—萧条—繁荣”的结构重新构建过程。B13

气候温暖期时，农区扩大，农作物生长季延长，熟制增加，粮食比年丰稔;往往粮价走低，人口增长，社会安定繁荣。总体来看，秦汉至宋元，全国人口数量的增减趋势都与气候的冷暖波动相吻合。两汉暖期（前211—公元210）、隋唐暖期（571—780）、宋元暖期（931—1320），灾厄相对较少，人口持续增长。这也是封建社会发展至繁荣的逐步进步的过程。历史上中原政权向北部及西部边疆大规模移民的起始及终结，与气候从暖到冷变化下农牧交错带的变化较为一致。

气候寒冷期时，牧区南进，农作物生长期缩短，熟制单一，粮食经常歉收;往往粮价飞扬，人口减少，百姓流亡，社会动荡不安。暖期适宜的气候固然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但寒冷期的大趋势及极端事件在对社会发展形成破坏的同时，也促使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努力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大规模人口南迁，也是气候变化逐级传导的。如果年平均温度降低1℃，相当于中国各地气候带向南推移200Km—300Km;降水减少100mm，则北方农区将向东南退缩100Km。B14在气候寒冷时期，连年不断的灾害加剧了社会动乱。灾害的影响包括直接迫使受灾地区人口迁移和由此促进了社会动乱而间接地导致人口迁移这两个方面。农民起义也多是社会制度腐败和连年自然灾害双重打击作用下的产物。社会的动荡不安又加剧了人口的迁移流动。

对比历史时期人口迁移与气候波动、环境变化的关系，中亚、蒙古高原地区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的时期，往往也是气候偏干、尘暴和冬季雷暴发生频繁、河湖水位较为偏低的时期。游牧民族南下频繁时期，气候偏冷、旱灾频繁、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土地沙漠化强烈。三次动乱与气候变冷基本一致。魏晋南北朝冷期（211—570年）和晚唐至五代冷期（781—930年），灾厄相对多发，人口明显减少。B15

“永嘉之乱”（304—316年）时期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时长近达半个世纪的寒冷期。在公元200至450年期间，中国的整体气温逐渐走低，处于任振球先生所描述的气候恶化期，期间出现的气候灾害要比气候异常期严重得多，而历史的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北魏时期（386—534年）的气候干冷，其界线较西汉时普遍南移了200Km—400Km，而在以后的唐代温暖湿润时期，界线以再次向北推移。B16

“安史之乱”（755—763年）爆发与8世纪中后期气候转冷基本一致。从8世纪中后期开始直到唐朝灭亡，中国境内的寒冷事件相对频繁，冬季提前，入春推迟，致使农作物的生长期相对缩短。

“靖康之乱”（1126—1127年）时期是发生在中国历史的一段气候寒冷期，根据竺可桢先生的推算，当时的平均气温大约比现在低1.5℃—1.8℃。从物候温度曲线可以看出，自12世纪初开始，中国的气温急剧下降，大观元年（1110）、政和元年（1111）和政和三年（1113）这三年冬天连续的大寒事件标志着气候向寒冷状态转变。宋金时期的寒冷期里小麦的产量减少了8.3%。B17

永嘉之乱、靖康之乱还对应着我国明显降水减少的干期。即280—480年与10世纪初至1230年前后。B18冷干叠加，导致农牧带南移，游牧民族生存条件恶化，开始大规模南迁。

农业生产潜力是人地关系格局形成的最基本动力。由于游牧民族南下和汉族人口的内迁，我国北方农牧界线发生了相应变化。农牧带的南迁，引起的北边牧业、中原农业的恶化，人口自然产生自北向南的大规模迁移。B19畜牧业比农业对气候具有更大依赖性，气温和降水的变化会更严重地影响到牧草的产量与质量;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中纬度干旱、半干旱气候敏感带上，那里生态环境脆弱，气温和降水的波动变化易对自然环境产生严重影响。我国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尽管存在着明显的波动性，但总的趋势是愈来愈向干冷方向发展，气温也有所下降，有利于南方开展农业生产活动。在理论上南方各省总农业生产潜力大于北方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因此，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人口必然会借助技术力量迁移到农业生产潜力更高的南方，以调节人口规模与生活资料来源的匹配。

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古代，普通百姓等贫困群体与气候因素间表现出强相关性，其生计受气候变化的影响相对较大，由于对自然系统更多的依赖，气候变化不仅限制了他们获取生计资本的能力，同时也减少了其谋生的选择范围。随着人类社会和文明的不断发展，以及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得南方逐渐得到开发。

三、黄河中下游地区移民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1.人口分布格局的变迁

我国的农业和人口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首先得到充分的发展，形成了早期人口“北多南少”的基本格局。秦汉以降的北人南迁，南方逐渐得到开发。中国南重北轻的人口格局形成的主要动力在于不安定的社会条件对人口系统的极大干扰。B20在理论上南方各省总农业生产潜力大于北方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人口必然会借助技术力量迁移到农业生产潜力更高的南方，以调节人口规模与生活资料来源的匹配。B21永嘉之乱，为了躲避战乱、灾荒，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广大人民大规模迁移至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等地，迁移人口达90余万人;B22经过安史之乱后的人口南迁，南北人口比例第一次出现了较为均衡的局面。中国人口南北分布的逆轉大约发生在910年左右，其年代为唐亡后的五代十国初期。B23

1127年的靖康之乱使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民又一次大规模迁往南方浙江、江苏、湖北、四川，规模达500万人。B24靖康之乱后，宋皇室南移至临安，北方大量汉民南迁，使南方人口第一次超出了北方。以这三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逐渐改变了中国人口“北多南少”的空间分布格局，最终使南方的人口与经济超越了北方。

2.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偏移

人口大规模迁徙，人口分布格局的改变，导致了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偏移。总的来说，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着人口分布格局的变化，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南移，政治中心逐渐北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