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内有关研究看经济状况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

摘要　通过对国内46篇涉及经济状况与幸福感关系的文献进行统计分析，经x²检验发现，大多数研究表明经济状况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其中幸福感最低的是经济上相对较差或处于贫困状态的群体；少数研究显示经济状况对幸福感无显著影响，其样本来自经济发达省市或是收入有保障的群体；还有研究表明相对经济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大于绝对经济状况。因此，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质量，关注民众非物质需要的满足，缩小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将有助于提升我国各阶层民众的幸福感，促进社会和谐。

关键词　幸福感；经济状况；绝对收入；相对收入；文献分析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追求幸福是人类永恒不变的动机(黄希庭，苏彦捷，2010)。也许正因为如此，国内外众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针对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开展了大量研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如何提升民众的幸福感受到了来自多方面前所未有的关注，这是因为幸福感既与个体的生活质量和心身健康密切相关，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幸福感显然是主观的，但国内不少研究采用的是“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这一英译术语，其实，“主观”二字是可以省去的(李静，郭永玉，2007)。对于幸福感的定义，我们倾向于Diener的观点，认为幸福感是指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生活质量进行整体性评估而产生的体验，主要由认知和情感两种成分构成，其中认知成分是指个体对自己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情感成分则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Diener，2000)。由于幸福感是源自个体根据自定标准对生活质量进行的整体评价，就必然会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观因素包括价值观念、人格特质、成就动机等，而客观因素则涉及到经济状况、民主权利、教育程度、人际关系等。本文所关注的是经济状况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

国外一些调查研究表明。生活在富裕经济体中的人通常比生活在贫困经济体中的人更为幸福(Diener et al.，1993；Veenhoven，1991)。这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良好的经济状况意味着可以享受良好的服务、教育和医疗等。由于财政资源确实与福利有关，人们会预期经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有研究者对多个国家的平均幸福水平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分析显示，二者之间的相关程度的确很高(schyns，1998)。然而，在横断分析中，经济状况与幸福度的相关却因国家或样本不同而有所不同(Diener & Biswas-Diener，2002；Sehyns，2002；Veenhoven，1996)。目前已有研究发现，在富有的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澳大利亚和西欧国家。其经济状况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弱(Ahuvia & Friedman，1998；Cummins，2000；Easterlin，2001，)，而在贫穷和欠发达国家，经济状况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却比较强(Arthad-Day & Near，2005；Easterlin，1995)。也就是说，经济收入在人们比较贫穷时对幸福感有较大影响，而一旦人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经济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就较小了。那么，我国作为一个经济快速提升的发展中国家，个体的经济状况对其幸福感有着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拟对国内的有关研究做一梳理，以考察经济状况与幸福感的关系在不同群体中的体现。

2　方法

2.1文献收集

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以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的文章作为文献收集的范围。文献纳入标准为：(1)属于实证研究：(2)研究涉及我国不同群体的幸福感；(3)文章摘要中提及经济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在CNKI系列数据库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题名”为检索项、以“幸福感”为检索词，命中1991～2010年20年间的研究成果916篇，依据文献纳入标准获得文章46篇，时间跨度为1998～2009年，研究者的专业背景以心理学和经济学为主。

2.2数据抽取

根据研究的目的，收集了所选文献的发表时间、刊物类别、样本群体、样本容量、被试地域、收入划分、统计方法、关于经济状况影响幸福感的研究结果等资料。

2.3统计方法

主要采用频率统计和x²检验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

3　结果

3.1文献发表时间、刊物类别、样本群体、样本容量及被试地域

统计文献的发表时间，一方面可以推知我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另一方面可以考察“经济状况影响个体幸福感”这一问题是否日益受到国内研究者的关注。发表文献的刊物类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文献的质量及研究的可信度，我们将所涉及刊物依认可程度分为核心期刊(依据2008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CSSCI来源刊(依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ASPT来源刊(源自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数据库)三类。对于样本群体，将城市青年、城市女性、城市低收入家庭、下岗失业人员均归入城市居民一类；城市老人和农村老人虽然可分别归入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但由于老人是在幸福感研究中受关注较多的一个特殊群体，因此仍然单列；将大学新生、大学贫困生、少数名族大学生、医学生均归为大学生一类；将幼儿教师、小学教师、高职教师合并为教师一类。46篇文献中调查的样本容量最小为114，最大为63928，将其分为100～500、501～1000、1000以上三类。由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会影响经济状况与个体幸福感的相关，因此我们将被试所属地域分为几个大区进行统计，涉及两个大区以上的归为“跨区”。所纳入文献在以上几个变量上的频数及百分比见表1。

表1显示，近年来，国内研究者对于经济状况与个体幸福感的关系这一问题的关注总体而言呈上升趋势。本研究所纳入文献发表在核心期刊的占半数，表明研究总体上具有一定质量。从样本群体看，涉及到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群。从样本容量看，都属于大样本，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研究样本容量在1000以上，能较好地满足研究把被试经济状况划分为两类、三类甚至更多类别的需要。调查对象所属地域全国各大区均有涉及。

3.2收入划分、统计方法以及关于经济状况影响幸福感的研究结果

对于个体的经济状况，所纳入文献一般都是以个人收入或家庭收入来体现的。由于个人收入与家庭收入对城乡居民、老人、学生等不同群体的幸福感有着不同的影响，绝对收入和在所处环境中的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力也有所不同，因此我们统计了文献对收入的划分。统计方法对研究结果有直接影响，我们对此也予以了关注。描述经济状况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结果是我们关注的焦点。由于研究所采用的统计方法不同，对结果的表述也有所不同，我们将“收入与幸福

感显著正相关”、“家庭收入不同者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经济状况对幸福感的直接影响力最大”等表述在不影响原文含义的前提下归纳为“经济状况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而将“收入水平不同者幸福感无显著差异”、“幸福感与经济水平相关不显著”等表述归纳为“经济状况对幸福感无显著影响”。根据含义不同，还概括出了另外两类研究结果。将文献在收入划分、统计方法以及关于经济状况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结果上的频数及百分比列于表2。

由表2可以看到，多数研究采用的是家庭收入和绝对收入来反映被试的经济状况。采用方差分析、回归分析等高级统计方法的研究占较大比例。对关于经济状况影响幸福感的研究结果进行x²检验，表明几种不同的研究结果在数量上存在显著差异(x²=70.35，p<0.01)，得出“经济状况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的研究最多。不过，考虑到统计方法的因素，得出“经济状况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的研究也有可能得出“收入最低者幸福感最低，但并非收入越高幸福感越高”或“中等收入者幸福感最高”这样的研究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得出“经济状况对幸福感无显著影响”的几项研究，其被试地域、样本群体分别为“浙江，城市居民”(陈卉，邢赛春，宋其争，2009)、“山东，高职教师”(曹光海，李建伟，林艳艳，2007)、“广西，小学教师”(张传月，赵守盈，2007)、“北京，城市老人”(唐丹，邹君，申继亮，张凌，2006)、“广州，大学生”(严标宾，郑雪，邱林，2003)。可以看到，这几项研究的被试要么来自经济发达省市，要么属于收入有保障的群体。从研究时间来看，都在我国经济状况较好的近几年。有一项研究得出“中等收入者幸福感最高”，其被试为来自北京、广州、昆明、沈阳和西安的城市女性(刘晓霞，邢占军，2007)。总之，综观本次研究所纳入文献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大多数研究中幸福感最低的均为经济上相对较差或处于贫困状态的群体。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两项研究在得出“经济状况与幸福感呈正相关”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发现，“相对经济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大于绝对经济状况”(王健，孟庆跃，Yip et al.，2009)，“主观经济满意度比客观经济收入更能预测幸福感”(周明洁，张建新，2007)。这里的主观经济满意度与相对经济状况在含义上是基本一致的。可以推测，其他研究如果考虑到相对经济状况这一因素，也有可能得出类似的结果。

4　讨论

4.1关于“经济状况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本次研究所纳入文献的样本来自我国不同地域，涉及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群。大多数研究均发现“经济状况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且幸福感最低的是经济上相对较差或处于贫困状态的群体。这表明，尽管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仍有部分群体由于基本需要不能得到较好满足而缺乏幸福感。所纳入文献中的城市低收入家庭、下岗失业人员、贫困地区老人、大学贫困生等就属于这样的群体。研究表明，有童年期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显著低于一般大学生(王玉花，2010)，应该说也是与家庭贫困有关的。Diener等人(1995)在一项涉及39个国家的跨国研究中指出，国民的平均幸福感与大多数公民基本需要的满足程度显著相关。那些在食品、衣物、住房、卫生、健康等方面得不到满足的家庭，其幸福感平均而言显著低于相同样本中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家庭。而且，发展中经济体的贫困样本所界定的幸福感包括基本生理需要的满足(比如食品、住房等)，而同样是处于这些国家，较为富有的被调查者则更多强调非物质的或高层次的需要(比如人身安全、地位、自主性、内心的宁静等)。对于这样的研究结果，可以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予以解释。当人们基本的生存需要得不到很好满足时，会渴望经济状况的改善。如果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就会产生强烈的幸福感。而在衣食无忧之后，人们会更加注重高层次需要的满足，比如获得成就、受到尊重、实现自我价值等，这时候幸福感与经济状况的相关就会降低，与高层次需要满足的相关就会增强。正如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管子所言，老百姓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因此，为了改善我国各种弱势群体的生存质量，提升他们的幸福感，政府和有关部门应通过制度建设来促进社会公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弱势群体的后顾之忧，从而也减少社会不稳定的潜在诱发因素，促进社会的健康与和谐。

4.2关于“经济状况对幸福感无显著影响”

这一结果与前一结果看似矛盾。实际上是经济状况与幸福感关系曲线中的另一端。正如上文所述，当人们基本需要尚未得到满足时，经济状况会显著影响幸福感；而当基本需要得到较好满足后，幸福感与经济状况的相关就降低了。Howell等(2008)分析了来自54个国家的56项研究，结果发现，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与幸福感的平均相关显著地强于发达国家样本的相关：而且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样本经济状况与幸福感的相关最强，高收入样本经济状况与幸福感的相关最弱。另外，有研究发现，当人均国民收入超过8000美元时，国家财富与国民幸福感的相关就消失了，而平等、人权等指标的影响开始明显增大(Myers，2000)。我们所分析的文献中，有几项研究得出“经济状况对幸福感无显著影响”，其样本要么来自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浙江、山东、北京等省市，要么属于收入有保障的群体，因此可以说与国外有关研究的发现是一致的。可见，在我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一方面需要关注弱势群体经济状况的改善，另一方面，也需要关注人们非物质需要的满足，才能进一步提升各阶层民众的幸福感。

4.2关于“相对经济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大于绝对经济状况”

由于人格特质和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影响，在与他人进行经济状况的比较时，有的人倾向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有的人则是“人比人，气死人”。无论是哪种倾向，都体现了相对经济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社会比较理论的提出者Easterlin是强调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决定性作用的代表人物，他在一系列文章中强调，幸福感取决于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至少相对收入比绝对收入对幸福感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Easterlin，1995)。一些研究也显示，当收入水平较低时，绝对收入的增长能导致幸福感的增强：但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作用弱化，而相对收入的影响则更为重要(田国强，杨立岩，2006；Ferrer-i-Carbinell，2005；McBride，2001；Sweeney & McFarlin，2004)。在我们分析的文献中，有研究发现“相对经济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大于绝对经济状况”，也验证了这种社会比较效应。在我国，经济状况与幸福感关系中的社会比较效应非常明显。中国社会调查所2005年的一项调查表明，民众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贫富差距。在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的调查中，市民连续四年把“贫富差距过大”列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首。贫富差距通过社会比较的心理机制使人们产生不公平感，使得有钱的人、没钱的人都觉得不幸福(戴廉，2006)。最近，有报道称，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正逼近社会容忍红线。可见，如果收入分配非常不平等，人们不能公平地共享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部分阶层就会产生被剥夺感或仇富心理，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幸福水准下降。因此，政府如果能够通过改革，逐步消除导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以及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不合理的体制因素，现有的城乡差距、贫富鸿沟就会缩小，我们的社会将会更加和谐，更多的民众将会体验到幸福与安宁。而幸福感的提高，对于人们的身心健康、劳动效率、婚姻美满以及社会秩序又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我们的社会也将因此而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