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儒学超越的意义

摘 要：儒学是统领中国历史几千年的主流文化，儒学文化对政治的表达是其与所生成社会相契合的体现。儒学思想渗透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朝代中，这种思想文化的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通过契合每个朝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实现的。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探讨儒家文化得以生生不息成为有古有今且有承继性的文化的原因，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儒学；超越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836（2016）09-0077-04

思想政治教育与儒学文化是两个极具时代落差感的语言符号，思想政治教育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产生的一个词语，它的演变历史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诞生，而儒学文化是一个具有历史厚重感的词语，可以说提起中国就会提到儒学文化，儒学文化起伏绵延至今，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这种文化能够绵延至今而不衰，足见其张力和包容，显示其内在的超越性，而与时代的结合，又显示其外在超越性。文化不能免于政治的内容，而是政治的一种表达[1]。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与其所包含的政治思想分不开，以及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分不开。传统儒学的思想文化渗透在其所生成的社会当中，并与统治者的治理理念融在一起。笔者拟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入手，分析儒学的超越及其在现代的意义。只有不断地实现这种超越，才能实现这种文化的延续，这种文化的延续也将体现在社会主义制度形态下思想政治教育展现的政治文明。

一、儒学溯源中之思想政治教育

儒学在中国发展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商代。熊十力认为，儒家的传统要归于《易经》，而《易经》源头可追溯到甲骨文时代的商代文明。儒学之所以后来成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流，这与孔子的巨大贡献分不开，虽然有学者认为，他实际上并不是儒家传统的严格意义上的创始人，因为早在孔子之前就有了儒学思想，但是孔子通常被认为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之所以把孔子当作儒学的代名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孔子是儒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仁义礼智信”是其核心的价值观念，其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仁政”，在其生活年代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践行，但是这种思想却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可见印记。正是由于在孔子生活的年代其政治不得意，使得他所主张的“仁政”思想并没有施政的空间，虽然他治理鲁国仅三个月便显示出其杰出的政治才能，强大的齐国也畏惧他的才能。可以说政治上不得意，成就了他成为大教育家，孔子开始致力于其思想的传播，展开的途径便是教育，他打破教育的垄断，开创私学先河，正是这种私学讲学以及携其弟子周游列国游学的形式，使得其思想广为传播开来。

由此，孔子的这种通过教育传播思想的形式，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看，可以看作是原初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所谓“原初”，就是由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对后知后觉的民众的一种思想开启，这里撇开对思想政治教育缘起的争论。笔者认为，孔子的这种讲学传道的形式，不仅仅是传播知识，在这种形式中还包含着对人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个体的人的礼数道德修养，每个人修养好了，也就实现了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这种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君王作为统治的工具开始的，孔子是贵族阶层，但不能说是统治阶级的代表者，孔子的“仁政”“礼制”思想都有现实社会渊源，是由以孔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对时政的反思而生成的，例如《苛政猛于虎也》，是孔子跟弟子子路游学路过泰山时遇到的真实景象，百姓不堪重赋，宁肯躲居山林被老虎吃。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反思，回应到思想层面，形成孔子的政治思想。也可以说，是孔子“把儒家传统提升到了一种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的层次”[2]467。这种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性，折射出在当时社会知识分子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他们并不是政治的主导，甚至不是政治的直接参与者，但是他们对邦国治理，带有一种批判意识、反思意识，他们的政治思想可以说与当政者的政治思想并不是一致的。先秦儒学时期，由于各诸侯国分立，各自为政，儒、法、道、墨等各个学派分立，存在多种政治思想。而儒学基本上是通过教育，通过思想的努力影响统治者，而不是通过实际的政权形式，从上而下的控制来影响社会。因此，“原始儒家的动向就是教育，是通过教化来转化政治，而不是依赖政治权力来塑造理想世界。”[2]469

一般认为汉代是独尊儒术的时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儒家只是众多思潮中的一派，汉代儒家的特色是五经博士的设立，儒学成为官学。由于官府推动，在政治文化中有一定的影响。而汉代政治的儒家化，是通过礼的方式来转化的。正因为如此，可以说“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和中国政治文化结了不解之缘。甚至可以说，儒学到汉代以后，不仅成为塑造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传统，它在政治结构、政治组织，乃至当时具有汉代特色的法律制度中，都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2]470。这突出体现了文化作为对政治的表达，其表达力越强，与政治的融合性就越强。

儒学在由民间到官学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经历了原初的意义，四书五经儒家经典不仅仅包含政治思想，还包含道德思想、纲常伦理等等，是治国安邦济世之学，这些思想不但让统治者要“仁政”“废苛捐”，还让百姓要讲究礼仪规矩，安居乐业，思想的直接推动者是社会当中的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①实现他们的政治主张，而其政治主张并不完全是当政者的执政理念。秦王朝建立，实现了由先秦的政治分立到秦朝的政治统一，但是文化领域还是百家争鸣，而秦始皇治国需要立章法，实际是以法家思想为治国理念，在强推的过程中必然遭到反抗，尤以儒生为代表，因此，发生“焚书”“坑儒”事件。汉朝吸收秦朝的教训，政治上部分采取了“仁政”思想，但已经不完全是儒家思想，汉武帝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学派的思想，形成“儒术”，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结合起来，“霸五道杂之”。此时，儒生董仲舒迎合统治者需要，提出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学成为官学之后，儒学知识分子们有的成为统治阶层中的成员，独立性较先秦时期丧失。而从此时开始，儒学被视为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思想。

二、儒学发展中之思想政治教育

儒学成为官学，奠定了其在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中的传统地位。但是，在实际社会生活当中并不意味着其他学派不存在。儒学经历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与其他思潮并存，甚至此消彼长，但各个朝代的政治制度不管是魏晋时代兴起的道家和佛家，还是隋唐时代佛教的盛世都未能替代儒学在政治中的传统地位，儒学与各时代的政治制度密切关联，其思想体现在不同朝代的政治之中。如：隋朝设立科举制度，作为选拔官员的一种机制，要想进入仕途，就要学习儒家经典，为当朝统治所用。由于儒学官用，已经部分丧失了其先秦时期的批判精神，从文学形式的讲究，到后来的文章辞藻华而不实，都带有政治的痕迹，因此到唐朝，以韩愈、柳宗元为首开始批判这种文风。这可以说儒学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固化。这种固化的背后，则是统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反映，即：为了更好地维护其统治，便于社会思想的统一，从文化生活领域要求形式统一，进而到政治领域的御用。

宋明时期，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高度，“理学”被看作儒学的复兴。儒学经过商朝至唐朝将近一千年的发展，从众多学派中发展成为官学，官学的结果之一是固化，失去活力，到唐朝遇到一个拐点，知识分子阶层的批判精神再次发生作用，因此到宋明时期，儒家迎来其发展过程中的复兴。以程朱为代表，竭力宣扬儒家的“大道”，因而又被称为“道学”，使得儒家哲学达到一种新境界。理学的形成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儒学内在的变化，即经魏晋隋唐儒家学者抛弃了汉儒琐碎章句之学，转向探求儒学的“原道”和“原性”，如唐代韩愈、李翱的主张；二是佛教思想的流行，特别是禅宗所宣扬的心性说，给儒家注入一股新鲜血液，因而在北宋初年便有胡媛、孙复讲“经世济人”，强调儒家纲常与天道的一致性，胡、孙二人开了“理学”先河。孙复之学传于张载，以“气”来解释各种事物的生灭变化，主张人应该通过努力获得完美的“天地之性”，称他治学的目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胡瑗之学，传于周敦颐，周又传于程颐、程颢，后传于南宋朱熹，朱熹集理学大成，承继北宋儒学，糅合佛、老，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理学体系，用“理”和“气”解释宇宙、人生，认为“理”是形而上的绝对真理，“气”则是形而下的由“理”衍生出的具体物质。朱熹认为，理气相合而成人，气中之理，即是人性。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继承了二程的心学，认为人心即真理，断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强调“心”与“理”合一，一切知识和真理都在自己心中。

从儒学的复兴来看，正是由于儒学的内在超越，在宋明时期又迎来一个高峰，但是已经远远超越了孔孟时期。一是不断寻求作为官学的儒学与当政如何更好地结合起来。如，胡瑗在《松滋县学记》中提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胡瑗提出“师儒”，继承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作为治国之学，他又将人才、教育、学校结合起来。胡瑗认为，治理好国家关键在人才，人才要通过教育培养。二是如何办教育的问题。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儒学思想在封建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能简单地评价为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任何文化都是一种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反映，而文化所蕴含的思想，一方面是要应和当时的社会，另一方面，思想具有公共性，钱穆先生认为，“思想必然是公共的，尤其是所谓时代思想” ，“凡属大思想出现，必然是吸收了大多数人思想而形成，又必散播到大多数人心中去，成为大多数人的思想，而始完成其使命。”[3]儒学是时代的产物，但是又超越了时空，正是因为大思想的公共性。据史载，胡瑗少时家境不好，但天资聪颖，立志儒学经典研究，并且用儒家经典授学。后因其影响很大，范仲淹在京城设立太学——全国最高学府时，请胡瑗主持太学。朱熹也是自幼家境贫寒，天资聪颖，后为官，清廉惜民。但是，他终其一生致力于理学的研究和推广。笔者认为，这些知识分子代表，并不能简单说是封建统治者的代表，封建时代多是姓氏天下，如汉代刘氏，隋朝杨氏，唐代李氏，在这种封建制度下，知识分子是掌握知识的一个阶层，其中有些是官方的发言人，有些则是在民间，作为一个掌握知识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必然带有对现实社会的反思，他们希望社会稳定，百姓乐业，而且这些思想家有不少是出身寒门，体察到百姓疾苦，与当政的统治者思想是有分歧的。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我们可以分成两条线索来理解，一是从封建统治的层面，统治者通过官方的一套制度，对要进入官僚体系的人，就需要经过这种制度的洗礼，经过官方的思想政治教育，另一方面是民间，一些知识分子没有通过仕途，而是在民间推行他们的思想。胡瑗开始就是在民间办学，他的思想理念通过他的教学传播开来。这两条线索有重合，也有分化。从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角度看，可以从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狭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来分析，狭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而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则指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儒学作为官学，一方面有政府的推动，另一方面还有民间知识分子的推动，这与其开放性和包容性不无关系。朱熹一生有为官时也有辞官治学时，他一生致力于理学研究，吸收了释、道各家思想，继承二程理学，完成理气一元论的体系，形成了他的庞大的哲学思想体系，这种哲学思想从某种程度上也是知识分子放眼宇宙，揭示人、自然、社会的关系。朱熹四处讲学，宣扬他的“太极”理论，他提出的“遏人欲存天理”有一定的合理性，“人心需听从于道心”，“理”“道”，包含规律、道德准则。儒家经典讲修身养性，到朱熹理学这里仍包含着人的修身养性，并且更加具有思辨性。朱熹的四处讲学传道，某种意义上说，开展的就是一种思想政治教育。

三、儒学与当代中国政治思想教育的结合

儒学经过宋明理学的复兴，影响进一步扩大，杜维明先生认为，儒学在宋代复兴之后逐渐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一直到19世纪末。这和中国当时国力强大分不开，虽然宋朝分裂为南北宋，但思想却是极为活跃的朝代，出现许多大家。明朝实现统一，国力强大，为清朝的盛极做了铺垫，清朝作为少数民族统一全国，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盛极而衰的开始，西方在17世纪开始工业革命，而中国还固守封建制度的躯壳，满清统一中国，不得以部分接受了汉儒文化，但汉族知识分子得不到重用，知识分子与当政者很长时期存在着冲突，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在文字狱的打压之下，受到极大迫害，清朝历史上出现文人哭庙案，明末清初作家金圣叹因参加而获罪致死。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制度形态清王朝的衰落也预示着儒学的式微，而在清末西学东渐，更加剧了这种趋势。杜维明先生指出，西方文明的本质特色是科学，西方文明的突出体现，正是儒家文化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