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对张学良、杨虎城的统战工作

【摘 要】 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促成了二人思想的转变，并且改善了张学良、杨虎城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局面。

【关键词】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学良；杨虎城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便十分重视统战工作，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就建立起了革命统一战线。但1927年后，随着国共关系的破裂，共产国际不切實际的指导，加上党内长期受到“左”倾错误影响，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的范围迅速缩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的政策是狭小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下层小资产阶级联合”。[1]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积极开展对在陕的张学良、杨虎城的宣传与联合，并对二人产生重大影响，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合作局面，中共政策的影响也是促成二人发动西安事变的重要原因。

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

随着华北事变的发生，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共产党此时适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主张的提出是与共产国际战略策略的转变直接相关的。

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会上作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提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而斗争。这次大会把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

根据形势和共产国际七大精神，1935年8月1日，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拟定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强调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

1935年11月18日左右，原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受命到达陕北，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内容。

共产国际七大战略策略的转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明确态度，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将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用于指导中国的具体实际则是通过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张浩（林育英）在会上作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洛甫）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在会议结束后的12月27日，毛泽东同志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会议决议和报告明确确立和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为了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议和报告批评了在共产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强调不能空谈抽象的共产主义原则，而必须大胆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瓦窑堡会议从理论上和政策上解决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3]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其抗日主张。

二、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杨虎城的接触

中国共产党同张学良、杨虎城接触，宣传共同抗日主张，密切了同二人之间的联系，使得红军同东北军、十七路军实际上停止了武装冲突、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1、中国共产党对张学良的统战工作

1935年11月，毛泽东和彭德怀联署发表《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提出只要东北军不打红军和陕甘苏区，红军便愿意和他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还表示，不论哪一派的军队，也不论从前有没有打过红军，都一律欢迎同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4]11月26日，毛泽东同志写信给在陕北苏区西南驻防的东北军57军代军长董英斌，委托该军被俘军官携带前往，劝其速与红军议和，内中便详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统战工作的看法和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并孤立蒋介石、张学良以“抗日反蒋”的策略。

这些可以视之为中国共产党试图以自己的抗日主张争取东北军一起联合抗日的开始，但此时中共中央并未将张学良视为可以影响并联合的对象，比如在《致董英斌书》里，仍然称张学良为“卖国贼”。事情发生转机，中共看法的转变则发生于1936年1月。当时，原在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67军团长高福源到东北军驻防的甘泉劝降一事，被67军军长王以哲得知，王当即令高福源前往洛川与其会面。1月8日，高福源前往洛川见王以哲。

据高福源说，他在洛川不仅见到了王以哲，而且张学良也亲自驾机前来同其谈话，结果不仅王以哲对于中共抗日主张表示赞成，张学良也表示愿意亲自与中共方面全权代表就抗日问题进行商谈。[5]在此情况下，1月16日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随高福源前往洛川，并于19日与张学良会谈，此后中共与张学良方面开始了正式接触。

2月下旬，李克农再次到达洛川，与王以哲达成了红军与67军互不侵犯的口头协定。3月5日，张学良飞抵洛川后，立刻与李克农见面，张学良一再表示希望能尽快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延安举行会谈，并派代表常驻西安。应张学良要求，4月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达肤施（延安），同张学良举行秘密会谈。张学良接受了中共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双方主要商讨了“逼蒋抗日”的可能性并达成了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重要协议。“这次会谈，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具有决定意义”。[6]

6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成员包括叶剑英、朱理治和边章五，该委员会具体拟定了《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并于6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实施。原则指出，“争取东北军走向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在东北军内的统战工作，应是“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同时并进与相互配合”，上层统一战线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7月末，以张学良为首的具有联共抗日思想的东北军少壮派军官组成的秘密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成立。抗日同志会以张学良为主席，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掌管着张学良的各项机密工作：一切秘密的抗日活动、一切与共产党联系的技术工作、东北军全军的人事工作、其它有关东北军内部的重要机密事项。该同志会成立后，在各师团中逐渐建立了组织，东北军各部队中联共抗日运动的气氛愈加强烈。[7]9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与东北军正式结束敌对状态。

2、与杨虎城的接触

此时在陕甘地区，除东北军外，实力最强而最倾向于抗日的杨虎城及其十七路军。杨虎城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同中国共产党有较深的联系，“四一二”政变后，杨虎城仍长期同中共北方局有联系。

1933年春，奉命开赴陕南地区“剿共”的十七路军孙蔚如部参谋武志平代表杨虎城部，与在川陕边区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傅钟、曾中生等在通江地区会晤，取得联系，订立协议。同年10月，杨虎城手下杜斌丞又亲赴汉中，在陕南地下党负责人张德生的协助下，与红四方面军继续保持联系。因而，从1933年至1934年之间，双方基本上没有发生军事冲突。[8]但此时的杨虎城同红军的和平共处更多的是出于保存实力，而并非已经决定联共抗日。

1935年1月，红二十五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南山区，杨虎城奉命率部阻截，数月之间杨虎城部队损失惨重。如此一来，杨虎城更加丧失了对红军作战的信心，此后杨虎城再也未同红军发生过大的战斗。杨虎城以后同红军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并且进一步发展到联共抗日，也是在同红二十五军作战，受到严重打击以后，才开始逐步走上这条道路的，在此以前，尽管杨虎城已经具有了联共的思想，但不仅缺乏主动，而且与中共接触是出于个人情感或政治目的，不是思想上的倾斜。

1935年11月，与杨虎城一直保持联系的天津中共地下党员南汉宸通过申伯纯，向在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全大会的杨虎城转达了中共《八一宣言》精神，并由申向杨表达了中共愿与十七路军沟通关系的意向，杨虎城表示也在寻找共产党的关系，并且表达了对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反感，两人在南京初次会面后，杨虎城并未主动单独约见申伯纯，但在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109师牛元峰部被全歼后的第二天，杨忽然找申单独谈话，让申随其一起返回西安，这便说明了国军“剿共”的屡战屡败且南京政府借“剿共”之机排除异己、消灭地方势力的做法对杨虎城产生了极大的触动，使他决意与中共进行更深入的接触。12月初，杨虎城在返回西安的途中，要求申伯纯前往天津，向南汉宸询问联共抗日的具体办法。12月16日，申伯纯到达西安，见到杨虎城，带来了南汉宸的亲笔信，并把南要另派专人前来商谈具体条件和沟通陕北关系以及建立秘密交通站等具体想法详细地传达给了杨虎城。杨虎城表示基本同意，但还要继续考虑再做具体决定。

12月，毛泽东同志派汪锋携带其致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亲笔信到西安与杨会见，汪锋与杨进行了几次交谈，但杨虎城对于汪锋的身份不敢确定，于是邀请中共北方局派人前来。1936年2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曾是杨虎城部下的王世英作为代表来到西安。应邀前来的王世英此次除了借机打通红军与十七路军的关系，建立统一战线外，还要前往陕北向中央汇报工作，杨虎城关于同红军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互不侵犯、可以建立电台联系、十七路军对红军在可能范围内予以交通运输上的帮助、中共不要在十七路军中开展兵运。对此，王世英表示同意。在确认了汪锋的身份后，杨虎城派人护送王、汪二人前往陕北，3月初，王世英到达山西，向尚在东征中的毛泽东等具体汇报了有关与杨虎城商谈的内容，中共中央在此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深化，使得内容更加具体，比如双方互派代表、十七路军尽快建立帮助红军运输物资和掩护人员往来的交通站（这是要求杨虎城要特别注意的）、双方共同着手抗日准备等。9月7日，张文彬与杨虎城机要秘书王菊人等具体商定了红军与十七路军的合作协议的具体条文，最终达成口头协议。至此，中共成功地使杨虎城站到了自己一边，结成统一战线联合抗日。

虽然中共中央同杨虎城的接触由于其态度的模糊而进行得并不十分顺利，且与十七路军和东北军订立正式协议时间较晚。但“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红军同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9]已经开始了联合抗日的合作。

中国共产党通过与张、杨接触，使二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产生了深刻的认识，这对动摇不定的张学良、杨虎城坚定抗日救亡决心，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中共有力推动了张杨之间关系的良好发展

东北军五个军在1935年7月陆续开进陕西甘肃后，张学良同杨虎城的关系相处的并不融洽，张学良及其东北军无论实力、声望、地位都盖过了杨虎城和其十七路军。此外，从当时东北军的处境来看，由于失去了根据地，而此番又几乎全部（主力部队仅万福麟部53军留驻保定）来陕，也似乎有同十七路军抢占地盘以寻找安身之地之嫌，因此杨虎城对张学良及东北军是心存戒心的。另外，两军基层官兵也因种种原因产生了一些矛盾。

1935年12月，张学良在上海时，李杜向其提出联苏、联杨（虎城）、联盛（世才）。后张学良在上海辗转找到原中共党员杜重远，想要与中共中央（当时张以为中共中央在上海）乃至与素来不和的苏联建立联系，杜重远联系到了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中共上海党组织便派遣高崇民随张前往西安，既是为了阻止东北军的“剿共”内战，也是为了促成张杨的合作。而高在沟通张杨关系的过程中起到了纽带作用，张学良将高引荐给杨虎城认识，此后二人关于联共抗日的想法便通过此人传达给对方，二人逐渐消除了隔阂。

此时张杨的关系良好仅限于上层，在中下层军官之间矛盾也是时有发生，以至于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之前来西安时仍然认为“张杨之间的矛盾必将越来越大，最后难免冲突”（时任蒋介石侍卫长张镇言）。[10]在1936年6月，由东北军、十七路军军官共同参与的王曲军官训练团成立，举办该训练团以培养具有联共抗日思想的军事人才为目的。此举使得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中下层骨干军官得到沟通交流，增进了感情。举办军官训练团的设想，是周恩来同志在初次延安会谈中向张学良提出的，这一做法恰恰为张杨两军中下层建立良好关系提供了条件。

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在东征回师途中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该月上旬，周恩来、林伯渠、张学良、杨虎城在洛川会晤（据杨虎城中校参谋苏济吾等人回忆），这是中共与张杨三方的首次会晤，也是西安事变前的唯一一次三方正式代表同时会晤。

中共分别与张杨建立联系，并使张杨在彼此间实现关系的良好发展。在中共的努力和张杨的配合之下，西北地区红军、十七路军、东北军“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局面逐渐形成。使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精神以不可阻挡之势飞快地拓展，成为导致西安事变爆发的一股强有力的潜流。[11]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00-401.

[2][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412、422.

[3][6] 杨先才，王顺生，王钦民.中国革命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354、365.

[4] 《当代中国丛书》《彭德怀传》编写组.彭德怀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158.

[5]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M].凤凰出版傳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46.

[7][11]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1、75.

[8] 马文瑞.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A].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杜斌丞[C].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45.

[10] 文思.我所知道的杨虎城[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100.

【作者简介】

张 震，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