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摘要：陈嘉庚是近代中国和东南亚著名的华侨领袖，大多数研究者对陈嘉庚精神的探讨主要着眼于一定的政治因素及历史背景。然而，若将这些因素淡化，重点关注陈嘉庚精神中的三个重要的时间和空间的特质，即跨地域的商业经营理念、跨文化的教育发展模式和跨帮派的华社领导方式，其精神对于现代社会具有的超时代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陈嘉庚精神；华人；华商；华社

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5）03-0095-07

一 导言

陈嘉庚（1874-1961）是近代东南亚和中国的一位著名侨领。他的历史事迹在东南亚社会及中国社会被广为流颂，对于陈嘉庚的研究也数以千计，还有学者将他的《南侨回忆录》翻译成英文出版A.H.C. Ward， Raymond W. Chu & Janet Salaff （edited & translated）， The Memoirs of Tan Kah Ke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94.

。多年来，研究者关注的课题包括：教育思想及教育贡献、政治思想及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商业发展及企业经营、陈嘉庚精神。

如王增炳、陈毅明、林鹤龄，《陈嘉庚教育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周远清主编，《陈嘉庚教育思想研究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陈毅明，《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林少川，《陈嘉庚与南侨机工》，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陈共存主编，《南侨魂：陈嘉庚与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服务纪实》，云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毛瑞明， 抗日战争时期陈嘉庚的贡献 ，《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4期，页17-21 ，1995年；费卓绍，陈嘉庚的企业经营哲学观，《八桂侨刊》，第2期，页43-44，2004 年；杨阳腾，陈嘉庚的经营之道，《金融信息参考》，第2期，页46，2002年；庄敏琦主编，《嘉庚精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1年；郑力强主编，《陈嘉庚与陈嘉庚精神》，集美大学诚毅学院，2005年。

其中，陈嘉庚精神是广大学人最为关注的课题之一。对于陈嘉庚精神的探讨，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切入来剖析嘉庚精神的内涵及意义。例如，赵纯均以陈嘉庚的创业精神为切入点，探讨中国的管理教育如何借鉴这一精神[1]。殷小平则认为，陈嘉庚对社会影响最深和最受称道的是他一生热心教育、倾资办学的慈善之举。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与教育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陈嘉庚式的教育慈善家。[2] 陈嘉庚与厦门有着很深的渊源，他在中国的教育事业主要以厦门及周边地区为主。林德时指出，“嘉庚精神”是“厦门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厦门城市发展的一大竞争优势及独特的“软件”资源。因此，应该把“嘉庚精神”与厦门发展的实际结合起来。[3] 杨进发将陈嘉庚的一生置于历史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探究他的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以及由此影响了他在商业、教育、政治、社会等领域中的行为表现。他指出，从心理上看，陈嘉庚是一个复杂的人物，这体现在他对于社会及对于家庭的不同态度上。同时，他也认为，陈嘉庚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如他推崇“勤”“俭”“克己”“廉”“忠”“诚”和“毅”等。[4] 颜清湟同样认为，陈嘉庚的商业经营模式受其小时候的私塾教育及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实行的是家长式的管理，决策权高度集中，自上而下推行。这并不是源自于西方的“权力”概念，而是受中国传统中“责任”观念的影响。[5] 林大伟认为，陈嘉庚在商业经营中所体现出来的一些特性，与现代商人的行为及商业王国的运作仍有一定的关联及相似性。这些特性包括：相对于教育背景，经验的积累更为重要；拥有庞大的关系网络；对于科技运用的重视；具创新意识并进行自我实践。[6]

可见，陈嘉庚精神是多层面的，在其精神的形成过程中所受到的影响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例如有传统的儒家思想，也有现代的科技及创新意识。而纵观多年来讨论陈嘉庚精神的相关文献，学界对于嘉庚精神主要归结于以下几点：商业上的诚信创业；教育上的倾资办学；政治上的爱国救亡。若再深入阐述，则为：公——无私奉献；忠——爱国情怀；诚——诚实守信；毅——坚毅不拔；闯——勇于开拓。[7] 近年来，也有学者对陈嘉庚精神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政治环境的不同，也影响到各地对于陈嘉庚的认同和记忆。例如在新加坡建国初期，政府采取“去中国化”政策，陈嘉庚被政治敏感化和边缘化，在之后的二三十年间，被政府和民间有意识地“遗忘”。20世纪70年代之后，新加坡国民以国家认同为归宿的本土化进程告一段落，陈嘉庚渐次“回归”新加坡，先贤的实干、勤奋、勇于开拓的精神再次被倡导。[8]

无可否认，陈嘉庚精神的提出与倡导是基于一定的政治因素及历史背景。然而，若是将这些因素淡化，并超越陈嘉庚的个人影响，而将其当作一个群体的社会行为并由此来探讨其所体现的精神实质，那陈嘉庚精神对于过去或现在，尤其是对现代社会，将具有超时代的重要意义。本文将关注于陈嘉庚精神中的三个重要的时间和空间的特质即跨地域的商业经营理念、跨文化的教育发展模式和跨帮派的华社领导方式，并进而分析包括陈嘉庚在内的华商群体的商业网络，对于经济、教育、社会发展所起的重要的辅助作用。

二 跨地域的商业经营理念

陈嘉庚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村，父亲陈杞柏是新加坡商人。1890年，陈嘉庚奉父亲之命，第一次出洋新加坡。在此之前，他都在家乡的南轩私塾就读。到达新加坡后，陈嘉庚先是在父亲经营的米店做工。父亲晚年时，生意失败，陈嘉庚接手家业。刚开始，他主要经营菠萝种植和罐头制作的行业。1906年，他开始将事业重心转到橡胶业，逐渐建立起以经营橡胶业和橡胶种植业，集农工商于一体的综合型企业实体。之后，他发现战时航运业大有可为，就在1915年租入轮船，并随即在1916年及之后购置多艘轮船，重点经营海上运输，运输企业原料、产品等。同时，他也没有放弃橡胶事业，在1920年创设橡胶熟品制造厂，逐步建立世界性的胶制品销售网络，向全球推销。陈嘉庚在食品加工、航运、橡胶等行业都有显著发展，创建了庞大的家庭跨国企业集团，业务遍布亚洲、欧洲、美洲的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关于陈嘉庚的生平及发展，很多著作都有涉及，本文主要参阅杨阳腾，陈嘉庚的经营之道，《金融信息参考》，2002年第2期；陈国飚、陈慎，以软实力视角看福建海洋文化——以陈嘉庚为例，《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陈嘉庚的商业之路与大部分华商的商业轨迹是大致相同的。他们具有开放、包容与国际化的经营理念，不受国界、地域的限制，凭借自身的商业触角及所在地的地理优势，建立起跨国界、跨地域的全球商业网络相关的研究可参看刘宏，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 《历史研究》， 2000年第1期；刘宏，跨国场域下的企业家精神、国家与社会网络：中国新移民的个案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作为东南亚的金融和转口贸易中心，新加坡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其海岸线总长二百余公里，地处南洋群岛之中心，为欧亚航行必经之地，在历史上就是重要的中转口岸和航运中心。随着现代航天技术的发展，新加坡到东南亚各国的飞行时间都不超过4小时，而到其它国家的旅程也相当的方便。因此，现代新加坡的地理优势更为突出。而一直以来，在新加坡转口贸易中起关键作用的华商，凭借其自身的跨国性和新加坡的地理优势，构筑起以新加坡为中心的全球商业网络，这一网络，推动新加坡迅速成为世界的金融和贸易中心。正如李显龙总理在2011年举行的第十一届世界华商大会的开幕致辞中提到的：“各地华商之间建立广泛的人脉关系和商业联系，成为国际上一股不容忽视的商业力量。”第十一届世界华商大会李显龙总理开幕致辞，取自：http：//www.wcec-secretariat.org/cn/index.php/event/182-lixianlong-zongli.

如果说跨国性、跨地域性是现代华人企业家的主要特征，其实这一特征在老一辈华人企业家身上已经开始突显。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陈嘉庚的商业经营理念时，可以发现，在他身上已经开始萌发现代经常提及的跨国企业家精神。他的商业网络不仅限于新加坡本地，而是遍及世界各地。在航天业尚未十分发达的时候，轮船成为其商业网络中的主要交通工具。持续与经常性的跨界交往成为他谋生的重要手段。这样的一种跨国企业家精神，在现代社会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只有具备开放与兼容的跨地域经营理念，才可能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发展中占据先机地位。另一方面，重视并借助所在国华商的商业网络，能够推动该国的经济快速发展。

三 跨文化的教育发展模式

与其商业发展模式一样，陈嘉庚对于教育的资助及推动也不仅仅局限于新加坡本地。从1894年开始创办惕斋私塾到1956年间，他在福建集美陆续创建各级（类）学校和附属设施，形成各校舍林立、设备齐全的教育体系，即集美学校。1921年，他又创办了福建省第一所大学——厦门大学。同样，在新加坡，陈嘉庚带头创办了五所华文中小学，两所中专学校，并资助过其它的一些华侨学校。

陈嘉庚创办教育的事迹，参阅自庄敏琦主编，《嘉庚精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1年。

虽然陈嘉庚的办学范围主要集中于其祖籍地福建和侨居地新加坡，但也是跨文化教育理念的交流与碰撞。陈嘉庚本身的受教育程度不是很高，但他在新加坡居住多年，必然接触到一些先进的办学理念和模式甚至可能是来自西方的教育模式，他也将这一教育发展模式带入中国。他在福建所办的学校都经过整体规划，具备完整的体系，并重视师资的选择和严格的管理，可以说，已经是现代化的管理模式。同时，他也将“诚毅”作为集美学校的校训，希望学生在学知识的同时也要学做人。可见，当时的陈嘉庚对于教育的发展已具有先进的理念和长远的眼光。

在华商的商业网络中，除了资本的流动外，另一种就是信息、观念的流动。很多华商借助这一商业网络，将先进的理念带回祖籍地，帮助祖籍地的教育、文化发展。在祖籍地还相对落后，移居地比较发达的时代，这种先进观念的流动可能是单向的。而在现代社会，这种观念则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以教育为主，不同文化体系下的社会都可能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教育发展模式。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教育交流也日益频繁，而这些交流的背后很多都是政府、教育机构、华人企业家或社团所促成的。例如，在近十年来，有数万名中国政府官员到新加坡进行培训，学习新加坡各方面的先进经验，促成这些交流的就包括政府（如中国政府）、大专学府（如南洋理工大学）、华人社团（如新中友好协会）等。

在陈嘉庚的时代，虽然更多的是他个人的影响，但仍然借助各种资源，如他的商业网络、华社等在两地进行教育发展。而今天，教育的交流与互动，则更应善借各种资源及各方力量，其中，华人商业网络中的经济资源、人脉关系是不可忽视的。

四 跨帮派的华社领导方式

在早期的东南亚华人社会里，族群和帮派的区别非常强烈，有学者称之为帮权社会。当时，闽南帮的势力最大，潮帮第二，另外还有广帮、客帮、琼帮等。生活于这个年代的陈嘉庚，虽然也带有一定的闽侨情怀，但另一方面他也具有跨越帮派的远见和贡献。他在1923年接任怡和轩总理后，便广开门户，不分籍贯，接纳各帮会员，使之成为一个超帮组织，并藉由此平台推动社会公益、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发展。陈嘉庚对于新加坡华社的贡献，参阅自梁元生.典型在夙昔：陈嘉庚精神与当代华人，载潘国驹、丘才新、王俊南主编，《今日陈嘉庚精神——陈嘉庚基金廿周年纪念庆典研讨会文集》，页137-154，陈嘉庚基金、陈嘉庚国际学会，2003年；《陈嘉庚言论集》，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新加坡陈嘉庚基金、中国厦门集美陈嘉庚研究会联合出版，2004年。

不仅如此，在动荡的年代，陈嘉庚领导华人社团团结起来，参与筹赈及政治事业，这一系列的活动，不单是具明显的跨帮派特征，同时也是跨地域的关怀，既包括中国地区，也包括东南亚地区。例如，在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陈嘉庚联合各界侨领，于1938年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并任主席，以财力、物力、人力支援中国抗战。此外，在1947年2月举行的新加坡侨民大会上，他发表演讲，代表各属华侨抗议荷兰武装炮击杀害印尼巨港侨民的暴行，号召印尼华侨和印尼人民一起驱逐荷兰的殖民，与荷兰当局的代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荷兰道歉并赔偿损失。可见，当时的陈嘉庚，无论在何种事物上，都具有跨帮派和跨地域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