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教育研究进程的回顾与评论

摘要：乡村问题是中国的主要问题，这是学术界的共识。随着近年来乡村问题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乡村教育也逐渐成为教育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笔者在搜集、阅读和分析大量文献的基础上，试图对百余年来中国乡村教育研究进程进行回顾和评论，以为今后乡村教育研究的推进和深化提供有益的信息和启示。

关键词：现代化；乡村教育；教育研究；学术评论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09)05-0037-06

一、引言

中国乡村问题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主要问题，这是学术界的共识。中国乡村教育古已有之，但是乡村教育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和研究主题，实际上跟乡村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进入人们的视野有着密切的关联。研究中国乡村教育的前提是要有对中国乡村的生计方式、社会组织、政治、经济、宗教(包括信仰和仪式)的历史与现状的真实的、确凿的认识和判断，还应该特别关注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和“国家建设”抑或“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中扮演的角色和被赋予的地位。

随着近年来乡村问题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乡村教育也逐渐成为教育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深化对乡村教育历史变迁与现实状况的认识和理解，进而提出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改革思路和举措，是摆在每一位乡村教育研究者以及乡村研究者面前的重大命题。

古语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乡村教育研究应该重视自己的学术传统。我认为，在充分总结、反思和吸取已有研究成果之精粹的基础上，或者说在扎实的“反思性继承”的基础上，既不断从实求知，开拓进取，使乡村教育研究真正成为中国教育学术的基础和亮点，又能对目前中国教育学术之“熊瞎子掰苞米，边掰边抛”的痼疾进行“文化治疗”和典型示范，方能凸现其学术及社会文化价值。为此，在搜集、阅读和分析大量文献的基础上，笔者试图对百余年来中国乡村教育研究进程进行回顾和评论，以便为今后乡村教育研究的推进和深化提供有益的信息和启示。本文以时间前后为叙述主轴，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时间分界点，采用边述边议的写作手法，对其前后的研究进程，特别是1999～2007年间的代表性作品、观点分别论述如下。

二、1949年以前的中国乡村教育研究

从目前国内已知的文献资料看来，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乡村教育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以外国传教士和探险家为主的中国乡村教育见闻和轶事的简单记述，弥足珍贵。在人类学、历史学的视野中，大量流传至今的地方志、家谱等文献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研究乡村教育的资料和线索。

1903年，清朝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亦称“壬寅学制”)，但没有实施。1904年，清朝政府以日本学制为蓝本，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第一个实际执行的现代学制，正式开启了教育现代化运动的潮流和制度建设的大幕，延续1 300多年的科举教育退出了历史舞台。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一页。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通过武装斗争，结束了绵延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使中国自1840年以来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前途未卜的历史局面有所改观。经过1915年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五四运动”的洗礼，“爱国”和“进步”、“民主”和“科学”成为流行的革命口号。使得“传统”与“现代”的问题终于不可避免地摆到了国人面前，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社会议题和学术主题。

1922年，全国教育联合会以美国的学制为蓝本提出了学制的新方案(亦称“壬戌学制”，通称“六三三学制”)，其后虽几经修改，但基本上是民国时期沿用的基本学制模式，实践证明，该学制是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

如果说。1920年代以前，“传统”与“现代”的问题还只是居于城市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热烈讨论的话题，1920年代之后，则产生了以知识分子为先导，旨在“建设乡村，培养新民”的具体教育实践，形成了中国教育学术史上第一次乡村教育研究的高潮，产生了以下七个主要的实践流派及其极具实践价值的教育模式和学术价值的大量作品：1)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平民教育”派，发展出的教育模式是定县模式或“青年会式”，代表性作品有《10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乡村改造运动十大信条——在IIRR国际乡村改造研讨会上的讲话》等；2)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发展出的教育模式是“邹平模式”或“孔家店式”，代表性作品有《乡村建设理论》等；3)以陶行知为代表的“生活教育”派，发展出的教育模式是“晓庄模式”，代表性作品有《行知行》、《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以及脍炙人口的《再论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在上海青年会的演讲》；4)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派，发展出的教育模式是“徐公桥模式”，代表性作品有《实施实业教学要览》等；5)以高践四为代表的“乡村教育”派，发展出的教育模式是“无锡模式”，代表性作品有《民众教育》等；6)以卢作孚为代表的“实业救国”派，发展出的教育模式是“北碚模式”，代表性作品有《应用数题新解》等；7)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土地革命”派，发展出了“根据地模式”和“解放区模式”。代表作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与前面诸派代表人物的身份较为单一(即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后面两派代表人物的身份是复合的，卢作孚兼有知识分子和实业家的身份，毛泽东兼有知识分子、政治家和革命家的身份。

在这七个主要的乡村教育实践流派中，晏阳初、梁漱溟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三派在国际社会有广泛的影响，其中以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和实践最为国际社会所肯定，被誉为“感动世界的教育家”、“世界平民教育之父”、“真正的哲学家与人道主义者”，“是一个具有坚定信仰和丰富想象力的英勇学者，是劳苦平民心智与精神的解放者”，先后获得“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十大伟人”(1943年)、“当前世界最重要的百名人物”(1955年)、“终止饥饿终身成就奖”(1987年)等数项世界性荣誉。

每一个实践流派的形成和发展都跟他们对当时的历史局面的认识，对中国文化、乡村性质的判断和救国救民的理想是联系在一起的，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和实践是最为典型的。他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一生坚持要想“化农民”、必先“农民化”，“走出象牙塔、走进篱笆墙”等信条和理念，首先和“博士团”在定县进行了认真的社会调查。诊断出当时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病症，然后采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大方式，来推行“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同时推广合作组织，创建实验农场，传授农业科技，改良动植物品种，创办手工业和其他副业，建立医疗卫生保健制度；还开展了

农民戏剧，诗歌民谣演唱等文艺活动。他的思想信念和实践路径与今日应用社会科学家之参与式行动研究的主旨和模式是完全相同的，给今日诸社会学科的乡村教育研究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

1930年代，作为社会运动的乡村教育的实践和研究从最初的激情飞扬回落到稳步推进。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乡村教育的实践和研究开始转向推进“边疆教育”和“边疆研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少数民族乡村社区本无现代意义的学校，这时候一批新式学校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的支持下，在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区建立了，而且《新西北》(甘肃兰州)、《教育与科学》(云南昆明)、《教育半月刊》(四川成都)等报刊杂志发表了一些非常珍贵的记述汉人乡村社会和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学校教育兴办过程的文章。

从人类学视角出发研究乡村教育，实际上就是研究乡村的“人及其文化”的再生产过程。在人类学的早期的乡村研究经典作品中，教育并不是关注的焦点，这在经典名著，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云南三村》以及《乡土中国》，林耀华的《金翼》以及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等一批作品中表现得很明显，“教育”不过是构成民族志书写之“整体性”的一个“章节”而已，不过林耀华在《金翼》中对理解汉人乡村社会“濡化”的精粹提供了富有想象力隐喻一“把种子埋入土里”。

如果说以晏阳初、梁漱溟和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乡村教育运动走的是以实践行动认识和改造中国的路径，那么以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为代表的“社会学中国学派”走的则是以学术研究认识和改造中国的路径，这是这两大派别的差异，但是他们的根本取向和目的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认识和改造中国。

三、1949年之后的中国乡村教育研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标志，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乡村教育“土地革命”派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标志。虽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了文化教育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但是1951年《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颁布后，特别是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的闭幕式上提出的“三大任务”之一为学习苏联后，教育在“必须彻底地系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的口号下，模仿甚至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

当时的新政权把接管旧教育、建设新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去完成，要求接管和改造旧学校，掌握学校的领导权；清理教师队伍，对教师进行思想改造，对乡村教育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自孔子以来民间和私人办学的教育传统在“国家”全面接管“教育”的激进政治实践中被阻断了，在中华民国时期还是“新教育”的思想和实践已经被当作“旧教育”加以改造和批判。1958年以后，中国教育界开始抛弃苏联的教育模式，在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浪潮中寻求体现未来社会理想的教育模式，1960年底全国文教工作会议定下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教育发展基调，之后乡村教育有了稳步的发展。1966年至1976年的lO年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也是教育大革命的10年，乡村教育在政治社会化极度扩大的艰难环境中不断跋涉，有所发展。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严谨求是的中国乡村教育研究乏善可陈，只留下来大量的朝令夕改的教育文件和严重失实的典型报道(不过，这些资料也为考察历史话语的“表现形式”和“象征符号”的“意义结构”，即话语谱系中所蕴含的权力提供了可能性)。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被当作“资产阶级学科”相继取消，在国家哲学——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民族研究”等领域苟延残喘。不过，在“民族识别”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两大国家工程中，大量关于少数民族地区解放前乡村“旧教育”发展状况和解放后乡村“新教育”发展状况的描述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政治条件下分别以“批判”和“歌颂”的形式被保留下来了，十分难得。

1978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继而重新颁布了《中学五十条》和《小学五十条》等教育文件，乡村教育开始恢复和发展，乡村教育研究以“农村教育研究”、“农村教育学研究”和“农村社会学研究”等名目开始恢复和发展。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成为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方针，乡村教育面向“现代化”发展和乡村教育为“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意识形态开始广为流布。到1980年代末期，乡村教育研究以南京师范大学编的《农村教育学》的出版为标志，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

1990年代中期以前，作为国家工程编撰的中国各县县志相继公开出版，一般都辟有专章记述当地的教育发展历程和状况。部分地方还编撰和油印了“教育志”，为乡村教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文献和信息。

自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以来，中国乡村地区的“普初”、“普九”和“两基”问题、教师流失与工资拖欠问题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这些问题，特别是中国西部地区的这些问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兴起、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和城乡差距的急剧扩大，越来越多地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重视，学术界对中国乡村教育的持续研究终于从1990年代末期开始结出了大量果实，至今不衰。在几近汗牛充栋的文献中，我们只能对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学术价值较高的作品以出版和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加以简要评述。

李书磊的《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是中国大陆第一本教育民族志，在学术界有广泛的影响，至今保持着较高的被引率。作者在河北一所乡村学校进行田野调查，通过细致的民族志描述向人们展示了乡村学校作为村落中的“国家”的形象。作者力图说明：乡村教育是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渗入；乡村教育在不断地掠夺乡村的人才和资源；乡村人接受教育的历程是其尊严不断丧失，其文化不断被“格式化”而丧失主体性的过程。

王铭铭的《教育空间的现代性与民间观念——闽台三村初等教育的历史轨迹》是一篇重要的教育人类学文献，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至今保持着较高的被引率。作者“试图通过考察台湾、福建三个村落现代教育空间确立的历史，论证现代性建构过程中民间社会力量及文化与超地方的政权构成的互动关系。作为现代初等教育空间的学校，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变迁的组成部分。在不同类型的现代性方案(如殖民化和民族一国家设计)中，乡村的现代小学扮演着促使社会化中的主体分离于传统社会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之外，与现代社会的‘抽象体系’实行整体结合的角色。在乡土社会中确立的现代学校，已经以一种新式的文化品格的面貌为地方民间社会所接受，成为渗透至深的象征力量。而这一事实又说明，村落社区公共事业观念对于现代初等教育制度的吸纳，是原有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对于现代知识传播体系的反向改造(subversion)。这样一个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双重进程。

正是社学到新学转化过程的基本线路，它也特别能够反映19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性之进程的基本特征。

马戎和龙山主编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24县调查》是较早的对农村教育发展的社会学实地调查和分析；他们合编的《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研究》是前一本书的基础上，从社会学角度对农村教育问题的进一步分析。

刘世民的《错位与抉择：论农村学校教育的主导功能和路向》以“不同的国家、阶层、社会集团甚至不同的个人都会基于不同的利益和需求而对教育功能持有不同的期待和取向”为基本假设，选取了四川省D县M小学作为研究个案，指出当今中国农村教育的主导功能应当设定为让每一个学生受益，“既要让一部分将来能够升学的孩子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更要让大多数孩子掌握一技之长，为他们今后在社会上安身立命作必要的准备。与这种功能相对应，农村学校教育的路向应当更贴近农村社会和生活、更切合农民及其子女的需求。只有这样的教育才可能成为真正为农民及其子女谋幸福的教育。

李姗泽的《生育文化的田野调查与教育内涵分析：沾益炎方苗族教育人类学解读》是以解释人类学为理论范式，对贵州沾益县炎方苗族的生育文化和学校教育进行了田野调查，用文化唯物论的主位和客位研究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了解释。吴晓蓉的《教育，在仪式中进行：摩梭人成年礼的教育人类学分析》则是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对摩梭人成年礼及其文化生态进行了分析，对仪式折射出的学校教育的问题和仪式蕴涵的问题进行了教育人类学的揭示和阐释。这两项研究的独特之处是在田野调查基础上指出了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的教育的功能和价值。

李小敏的《村落知识资源与文化权力空间：永宁拖支村的田野研究》是人类学介入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教育研究的清新而别致之作。文章通过对一个村落的描述，观照在国家化和全球化的双重冲击下，乡土社会及地方知识体系如何应对，以及此一场域中不同文化权力的互动。

王凌等人执笔的《以教育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传承：来自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六哨乡的研究报告》是一项完整的参与式研究和教育叙事研究报告。这项研究旨在改变六哨乡学校教育与当地生产、生活相分离的状况，探索两者有机结合的有效途径，实现以教育促进贫困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传承。田静和曹芳的《与项目一同成长：一位村中心完小校长的个案》与上述研究报告都是同一项目的成果。作者利用多种方法搜集资料，对项目实施地的一位村中心完小校长的个人经历、职业生涯(重点是项目实施期间)进行了个案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三项成果和下文滕星、杨红的研究都是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项目研究成果。

袁同凯的《走进竹篱教室：土瑶学校教育的民族志研究》是教育民族志研究的典范之作，在扎实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侧重于有关少数族群学业成就、地方政治权力与学校教育、地方性解释等理论探讨，指出“无论是社区的物质因素还是文化因素或环境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儿童的学校教育产生重大影响，但土瑶社区学校教育的例子却证明，基层地方政治权力关系网络分布的不均衡性、基层地方社会与政府对于土瑶人的刻板印象和漠视态度以及基层地方权力在地方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对土瑶人的忽视等因素，是造成土瑶社区贫困和土瑶儿童学业成绩低下的症结所在”；“真正阻碍弱势族群学校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政治因素，或者说，首要的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治意志，其次才是物质因素和文化因素”。

庞守兴的《改革农村教育：20世纪中国农村教育的主旋律》较为系统地回顾了20世纪农村教育发展的历程，并深入检讨了农村教育发展的得失。

刘云杉的《帝国权力实践下的教师生命形态：一个私塾教师的生活史研究》通过对清末一位乡村塾师长达四十年的日记所作的文献研究，彰显了科举废除前后一位塾师所体受的文化、国家、社会的种种权力，以此透析了士绅与国家的关系。这项研究不仅具有教育研究方法论价值，而且其鲜活而不失严谨的话语风格和书写方式在教育研究界也有较大的影响。

蒋贞蕾的《遭遇农村：对我国农村教育的一项质性研究》是一项较为规范的研究，在收集和分析田野资料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展示了现代化转型中的农村教育的诸多面向，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了较为规范的解释，提供了运用质性研究范式于乡村教育研究中的一个较好的参考范例。

瞿葆奎和郑金洲主编的《中国教育研究新进展·2003》专辟节目详细叙述和分析了2003年中国农村教育研究的进展。

滕星和杨红的《西方低学业成就归因理论的本土化阐释：山区拉祜族教育人类学田野工作》是对教育人类学研究核心研究主题之一——少数族群的低学业成就问题展开的本土研究。研究采用教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田野调查人手，对山区拉祜族学生低学业成就原因进行了现象学分析，总结出影响山区拉祜族学生低学业成就状况的主要原因，结合拉祜族山区的实际情况在介绍西方低学业成就归因理论的同时对其进行了中国本土化阐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善少数民族学生低学业成就的“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模式。

余秀兰的《中国教育的城乡差异：一种文化再生产现象的分析》以文献研究和实地研究为方法，运用文化再生产理论，从城乡教育差异角度，考察我国教育中的文化再生产现象，而且主要讨论了具有较深隐蔽性的普通教育中的文化再生产现象，是从社会学视角介入教育研究的典范之作。

张诗亚和吴晓蓉的《“顶岗实习”：来自农村教育的日志》是一项具有较高创新价值的研究。研究针对长期制约我国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师资问题，主张让师范生到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薄弱的山区学校“顶岗实习”，以此寻求师范院校与学生实习学校间的双向合作，以求解决师范院校学生实习和农村贫困地区的师资问题。据此，文章从“顶岗实习”之缘起、实施准备工作、奔赴实习地点、实习的故事等方面出发，借助实习学生、实习指导教师、实习工作参与人员等的回忆、讲述和日志，揭示中国贫困农村的教育现状，深入探究解决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的有效方略。

张强等人的《农村义务教育：税费改革下的政策执行》分析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农村义务教育政策，阐述和说明了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及重要意义、农村义务教育及保障措施和政策执行情况。

随着教育财政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从2004年起，规范的农村教育财政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高如峰主编的《中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研究》对国外的体制进行了比较研究和对中国的体制进行了实证分析，进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中国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研究》则是更加专门的研究，对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进行了专门研究，代表了财政部等国家相关高级行政部门对此一制度的改革心向。

高书国的《中国城乡教育转型模式》是一项规范研究，作者对城乡教育转型的理论基础，国外宏观模式、中观模式和微观模式进行了分析和阐释，继而展开了对中国模式的实证分析。

袁桂林的《农村教育调查研究三题》以第一手田野调查

资料为依据，对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问题，农村师资问题和农村初中生辍学率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研究。

唐松林的《中国农村教师发展研究》是一项宏观研究，以农村现代化及农村教育面临的困境为背景，以解决农村教师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为研究对象和目标，以教师教育事业管理理论为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探寻问题产生的原因。祁晓玲和刘世民主编的《四川农村教师生存状态调查及分析》则是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区域农村教师生存状态的研究。

李锐、赵茂林等人的《中国西部农村“教育反贫困”战略报告》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十一五”规划研究课题成果，主要对西部农村贫困现状和教育现状以及“教育反贫困”战略的可行性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代表了国家高级行政部门的“智囊团”对如何促进西部农村发展的认识、理解以及如何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代背景中实现思路和实践转换的路径依赖的最新变化。

陈锟的《中国乡村教育战略》是在国家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思路与举措的新形势下，在回顾历史、总结国内外乡村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乡村教育战略作了较为深入和全面的阐释油。

通过以上“粗线条”式的叙述，我们可以了解1999年以来乡村教育研究进程的大致脉络和成果，可以说，目前就研究内容的覆盖面来说，已经涉及到了乡村教育的方方面面。根据对有关资料的搜集、阅读和分析，对这一时期乡村教育研究进一步评论如下：

(1)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和国力的增强，近年来乡村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教育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研究主题在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例如从关注流动人口子女，特别是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转向关注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等。但是，该领域学术发展的一个趋向是越来越深入、越来越透辟地将研究问题聚焦于乡村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手段上，即乡村教育是谁的?为谁服务?乡村教育，特别是乡村学校教育的课程究竟该如何建构?应该采用哪些方法和手段才能实现既定的目的等等这些核心问题上。

(2)介入乡村教育研究的学科越来越多，其中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对该领域的介入越来越多，研究成果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学术界及社会各界的重视，对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教育财政学等学科的学科建设有所推动。

(3)从质性研究专家陈向明的《王小刚为什么不上学了——位辍学生的个案调查》开始，在研究范式上，10余年来质性研究较量化研究在数量上呈上升态势，研究方法趋于多元化，其中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受到高度重视，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个案研究、行动研究和参与式研究受到推崇，推介质性研究的书籍也大量出版。

(4)规范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多，研究设计受到重视，但是大多数研究还属于“泛乡村教育研究”抑或“泛农村教育研究”——没有研究背景、研究设计和研究过程的说明，停留现象层面的例举、针砭和对策层面“应然”想象，泛泛而论，基于特定学科和理论视角的深度观察、思考和解释的研究还比较缺乏。

(5)研究成果的“书写方式”趋于多元化，虽然纸质论文、著作仍是主流，但是专门网站、网络论坛、QQ群、博客、照片、纪录片、影视民族志等已成蓬勃发展的新式“书写方式”。

(6)汉族地区乡村教育研究势头不减，甚至发达地区的乡村教育仍受到关注，自但相对而言，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教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果数量增多，为今后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资料和经验基础。

(7)近年来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乡村教育运动及其代表人物教育思想和实践的研究有所升温。如胡国枢的《陶行知新论》对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生平和思想进行了梳理，对20世纪后期陶行知研究做了概述，对21世纪陶行知研究做了展望，提出了推进陶行知研究工作的思路和建议。梁漱溟等人的著作也被不断整理重印。

(8)研究基金的来源也日益多样化，除了国家各种学术研究基金的资助外，还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美国福特基金会、香港乐施会和乡村教育促进会等各种国家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的资助。

四、结语

会发展全局的高度连续制定了一系列决策和举措，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二个“乡村建设”高潮时代的到来推波助澜，也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史上第二个“乡村教育”和“平民教育”高潮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历史契机和时代条件，显示出坚定和强大的解决中国社会公正与教育公平问题的决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推动农村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再次将加快包括教育在内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确定为主要任务之一。

中国乡村教育研究者应该抓住这次难得的历史契机。不辱使命，以“沟通信息、培养队伍、促进应用、繁荣学术”为主旨，为切实推进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而不懈努力，为建设有“中国气派”的乡村教育学派而不懈努力，为该学派跻身世界教育研究界，为世界教育学术的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学术的发展提供独具特色的中国经验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