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差异：张隆溪与赵毅衡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长期以来在比较诗学的研究中存在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困扰，即“那种把东方和西方看得如此迥乎不同，以至其思维和表达方式竟不能彼此理解，因而一种知识也就必须始终置身于另一种知识之外的看法。” ^①尤其后现代主义登场以来，西方当代理论过度强调民族、种族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对非西方的文学与文化存在严重的误读现象，在涉及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时候，完全把中国当成西方的对立物、陪衬物。因而在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中，我们必须认识到长期以来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传统，认识到其以西方为中心把中华文化虚构为与之迥异的“他者”，避免仅限于把西方概念、理论和方法运用于非西方的文本，而应该以融会中西的批判性眼光来审视诗学问题。在这方面，海外华人学者张隆溪和赵毅衡作了富于建设性的探索，他们的专著《道与逻各斯》和《诗神远游》是这方面非常重要的成果。

一

在各类文学批评理论中张隆溪最感兴趣的是阐释学，他认为阐释学最能为中西文学和文化的比较研究提供学理基础。阐释学虽然来自德国的哲学传统，但其复杂的内涵、研究的问题和其精辟的见解，却绝不限于某一语言和某一文化传统的范围。西方对阐释学的讨论主要限于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的讨论比较少，而且无论是哲学阐释学还是文学阐释学都极少涉及非西方的文学和文化。然而理解与解释是无所不在的，是人的存在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伽达默尔在论及海德格尔的存在分析时曾说理解是“在世之此在实现自己的原初形式。就其是存在的潜在性和‘可能性’而言，早在其因种种实用的和理论的兴趣而向不同的方向分化之前，它就是此在之‘在’的方式。”^②在《道与逻各斯》中，张隆溪凭借西方的哲学阐释学，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置于平等的地位，深入到语言和解释之间的关系，考察中西诗人怎样使用语言以及语言在文学阅读和文学解释中的内涵，比较西方批评传统和中国古典诗学是怎样理解语言和解释的。

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把那种搜求不同国家的作家彼此之间的影响的研究讥为文学中的对外贸易。如果这种对来源和借鉴的研究已经使比较文学陷于危机，那么超越中西方文化的界限，研究中国和西方共同或类似的批评概念和理论问题，并且注意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就可能取得比传统的影响研究更有价值的成果。张隆溪正是做这样的研究来为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研究提供学理上的基础。作为一位对东西方比较研究非常有兴趣的华人，并且多年来置身于西方文化语境中张隆溪深感有不少西方学者包括一些汉学家都过分强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把中国视为全然不同于西方的他者。而这种把不同民族语言和文化做二项对立的思路在西方有很深的传统，早在古代就已经表现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对立之中，在近代则更有东方和西方的对立。比如黑格尔认为中国文字在发展水平上低于西方拼音文字，缺乏逻辑而不宜思辩，这样的观点正是在文化二项对立的思路下得出的结论。黑格尔的看法固然代表了西方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观念，但是这种观念在当代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出现。一些号称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者在论及中国或非西方文化的时候，也往往把它们作为西方文化的对称物。例如德里达用来批判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武器是他认为没有逻辑、理性等逻各斯中心主义累赘的中文。表面上看来德里达是在褒扬中文，实际上他与黑格尔一样都认为中文和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和理性。福科也认为中国人有不同于西方人的另一种思维系统，中西两种文化传统迥然不同，其对立不可逾越。德里达、福科等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与黑格尔的看法并无二致，都是把中国或东方作为西方的对立物、陪衬物，是西方中心主义在当代的发展。然而这样过分夸大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差异既无助于中西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也无助于对各自传统的认识。正如钱钟书所言，文化二项对立的偏见“使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则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③张隆溪则“把这种视中国为西方之非我的态度称之为文化上的新殖民主义。”^④因为那迥乎不同的他者，其实是西方人为了自我认识和自我批判的方便，为了新的殖民主义而杜撰出来的，这样当他们把与己相异的中国虚构成迥乎不同的“他者”时，才能显示西方文化具有比中华文化更高的价值。当西方理论和西方批判性话语一再把非西方的他者说成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的时候，当他们总是抱定西方文明优越论来看待非西方文明的时候，无论对西方还是非西方的文化和文学的理解反倒变得不可能了。

二

张隆溪反对当代西方理论所认为的后现代世界是一个没有中心的、由纯粹的差异性构成的世界，反对把不同文化传统做截然的对立与区分。正是基于这一立场，他在《道与逻各斯》中采取了文化求同的策略，驰骋于中西诗学之间，把中西历史上看起来互不相关的文本和思想联系在一起，一方面着重在文学的阐释学，另一方面超出西方批评传统的局限，试图从中西两种有差异的文化之间发现其中的共同之处，从东西方比较的视角上来探讨理解和阐释的种种问题。由于在中西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中，对语言的本性及其与文学的解释的相关性研究在时间上并没有可比性，在中国和西方许多可以做比较研究的思想和观念并不是同时出现的，所以《道与逻各斯》沿着文化求同的思路，从中西诗学某些共通的主题中找出它们的共同点。这里的“主题”指的是“中国和西方传统中某些有关理解的共同问题，即有关语言性质的一些重要的思想和观念如语言的隐喻性、歧义性、暗示性，及其对文学作品的作者和读者所具有的意义等等。”^⑤张隆溪首先找到的主题即中西方文化传统都有着逻各斯中心主义精神。传统的、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把汉语视为完全不同于西方语言的一种语言，表现出强烈的种族优越思想。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对西方哲学传统及其在语言问题上的种族优越和语音中心论作出批判，指出在西方文化中长期存在着逻各斯中心倾向，即赋予言说以高于文字的特权，认为语音比文字更能实现与内在思想的统一。令人深思的是，当代西方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以一种相反的种族优越把黑格尔的错误观点当成批判的前提，认为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在西方的书面表达中就表现为语音中心主义，它因此是纯粹的西方现象，并在中国文字中发现了“在一切逻各斯中心倾向之外发展的强大文明运动的证明。”^⑥张隆溪以大量确凿有力的证据驳斥了这一观点，认为阅读汉语也像阅读任何其他语言一样是一种语言学行为，即领悟一连串符号的意思，既可以默默地理解也可以发出声音，并且指出在汉语中有一个字像“逻各斯”一样抓住了思想与言说的二重性，这就是“道”。在《老子》中，“道”有两个不同的意思，即“思”与“言”。如《老子》第一行“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显示出“道”的两重含义，揭示出思想与言说之间的悖谬关系：作为“思”的“道”否定作为“言”的“道”，然而两者又联结在同一个词中。“道”是恒常不变的，没有任何具体的“名”可以来指称它。张隆溪指出柏拉图的“理念”也是恒常不变的，而且柏拉图也认为名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稳固的。中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把“词”(字)定义为“意内而言外”；《易·系辞》对意义、言说、语言的等级表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庄子》的“得意而忘言”等，表明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时代就已经开始的语言中的形上等级制不仅存在于西方语言也存在于中国文字。由此张隆溪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并非仅仅主宰着西方的思维方式，而是构成了思维方式本身。”^⑦虽然钱钟书指出过道与逻各斯具有可比性，但是直到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才得到全面系统的阐述。

张隆溪的文化求同策略反映出他高度的理论自觉，他针对当代西方过分强调差异的理论背景，把中西不同的诗学观点聚集到一起，使之展开跨文化的对话，致力于对同一性的研究，这一点正是《道与逻各斯》富于理论创新的终极原因。比如一般都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是意图论批评，即“诗言志”、“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而在《道与逻各斯》中，张隆溪联系西方阐释学理论，结合《易传》中的“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董仲舒的“诗无达诂”论，金圣叹为《西厢记》做的辩护，王夫之、谢榛的言论等等，指出“在中国诗学中有一条一以贯之的阐释学思路”^⑧。另外，在探索哲学家、神秘主义者和诗人对语言的态度时，作者认为中西文化都存在语言反讽模式；在讨论文学语言的特征时，作者提出了无言诗学的观点等，这些都是作者不为任何理论、概念和方法所束缚，在深入理解中西诗学的基础上得出的创见。

在近年来西方学界过度强调文化、种族、性别的差异，强调异质性的情势下，《道与逻各斯》立意要排除东西方文化与历史的差异来寻求双方在文学和批评传统中共通、共有和共同的东西，这确实别开生面，富于创新意义。但是由于中西文化与历史的差异因而在中西比较诗学中存在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而《道与逻各斯》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而且它的方法和得出的结论也并非终极答案。例如，“‘文化求同’一方面避免了‘文化差异(对立)’的他者化战略，不再将中国看做与西方迥乎不同的他者，另一方面又以西方文化为目标，寻找的是与西方文化的‘同’。这里是否仍在用西方文化来重新理解、整理中华文化传统呢?这是否就算彻底摆脱了西方他者的眼光了呢?”^⑨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在寻求中西诗学具有同一性的同时始终不可忘记中西文化根本差异的存在。另外，作者认为在中国诗学传统中也存在与西方一样的意、言、文的等级关系论据不够充分。因为在中国传统中，口语和书文都是意义的载体，中文的“书”既可以表示书写，也可以表示书籍，“言”不仅表示口语，还可以指代包括书写文字的整个语言。但是这也正如作者所研究的阐释学一样，无论其中的洞见还是谬论，重点在于理解过程中我们与被理解的事物形成开放性的对话关系，使自己在与他者相遇的过程中得到启发，而《道与逻各斯》就是这样一部富于启发的优秀的比较诗学著作。

三

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超越中西文化和历史的差异，把中国传统的思想和文学放在与西方传统的思想和文学的比较中来理解，寻找中西文学和批评传统中的共同之处。赵毅衡的《诗神远游》则跨越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与历史的差异，以美国现代诗的发展为线索，横向地研究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如何影响了美国现代诗，以此来探讨中西(美)诗学之间的相通之处。

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现代诗的影响是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到如今，不考虑中国诗的影响，美国诗无法想象。这种影响已成为美国诗传统的一部分。”^⑩在美国现代诗的发轫期，即1912年到1922年的新诗运动中，这种影响已经明确地表现出来。许多新诗运动时代的活跃人物，今天的读者已经对他们不感兴趣了，但是他们没有被人彻底遗忘往往是因为他们的“中国诗”。宾纳之被人记得，是因为他是《唐诗三百首》的英译者；如果说罗厄尔今日还有些诗可读，那就是她译的中国诗和仿中国诗；至于弗来契，当时即有评者指出只有当他把想象、音乐性、文词美和一种中国艺术的奇特感觉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组迷人、美丽的抒情诗时，他的诗作才最出色；只有当波登海姆写简朴的中国诗时，他才变得迷人，而他其他的诗繁言赘语太多，太散文化。即使是当今在美国文学史上有稳固地位的诗人也是因为他们的“中国诗”。庞德改写的中国诗《神州集》是他的《诗章》形成前最重要的诗作，以至于《神州集》的成功被用来对比他的其他诗作的失败；而且有一个人读过庞德自己的诗，就一定有十个人至少浏览过他的汉诗译文。芝加哥诗派最负盛名的诗人桑德堡被认为在他所受东方各国的影响中，中国古典哲学和诗歌对他的影响最大。总之，中国古典诗歌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现代诗的形成与发展。不少学者对此作了极有价值的研究，如叶维廉的《比较诗学》、《历史、诠释与美学》等，但是大多数都限于个别诗人或者个别诗派所受中国古典诗歌影响的研究，对这段时期美国诗所受中国影响的断代研究似乎还未见到，至于中国古典诗歌对整个美国现代诗的影响更没有人做过系统的研究。在这种研究状况下，赵毅衡的《诗神远游》全面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如何影响美国现当代诗歌。

1981年赵毅衡到美国后就潜心于各大学图书馆，挖掘第一手资料，1983年写出《远游的诗神——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现代诗的影响》，此书为中国新时期比较文学研究中第一本具有深远影响的著作，得到中国比较文学协会颁发的比较文学研究一等奖。赵毅衡在完成《远游的诗神》后并没有停止做这方面的研究，他仍然不断收集资料，全力重写。《诗神远游》在旧著《远游的诗神》的基础上，把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现代诗歌的影响的考察时段上溯到19世纪，下及当代，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材料描绘出一幅美国现代诗受中国古典诗歌影响的画卷。

四

《诗神远游》融丰富与简洁于一体。虽然考察的时间长达一个世纪，研究的中美重要诗人、学者有六十多位，而且还从经济、政治、诗学、文字、哲学、宗教等方面探寻中国古典诗歌在美国现代诗转型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但全书总共才三章。然而由于作者掌握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因而研究视野十分开阔，涉及的考察点很多。首先作者考察了美国现代诗受中国古典诗歌影响的历史过程，即1910年以前、新诗运动时期和当代。作者以美国诗人作为考察的主要基点，其中不仅包括19世纪美国诗人中关于中国的作品最多的斯托达德、20世纪最重要的同时也是20世纪对中国诗歌最热情的美国现代诗人庞德、20世纪美国公认的中国诗歌的翻译权威、最早在美国介绍王维和道家诗学的宾纳，而且包括看起来是所有美国当代诗人中与中国诗歌最不沾边的艾略特、坚持美国诗必须植根于美国本土，一向拒绝承认受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种异国诗歌影响的威廉斯等等，作者在查阅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力求完整地反映美国现代诗所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由于美国新诗所受的外来影响很复杂，仅仅考察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现代诗的影响还不能全面地反映美国诗的历史发展，也不能真正确定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诗的影响，而只有在与其他国家的诗歌对美国诗的影响的对比之中才能较为客观地评价中美两国诗歌之间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由此作者还探讨了各国诗对美国诗影响的差异，借以真实地反映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现代诗影响的历史环境和影响的程度。以诗人作为考察点还只能反映中国诗影响美国诗的结果，那么相距遥远的中国诗是通过什么渠道影响美国诗的呢?作者从多方面探讨了中国诗影响美国诗的中介，非文学中介如经济、文化、政治以及美术等，文学中介如中美诗人、学者的互访与沟通，美华文学，中国诗的译介等。最后一章是非常凸显作者中西文化、文学功底的，这一章谈的是中国诗学、文字、哲学、宗教对美国现代诗及诗学的影响。综观全书我们发现作者基本上是这样来布局架构的：影响的结果——影响的中介——影响的深层根源，作者一步一步追根溯源中国古典诗歌是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从这里我们也许可以明白作者为何没有沿袭前一著作的名称。《远游的诗神——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现代诗的影响》这一名称的正副两个标题都比后一书名的正副标题温和得多，而《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突出“改变”二字，以中国为主体，突出中国诗如何改变美国诗，这比前一书名就要厚重得多。在谈及这一变化时，作者说这是他“学术风格的变化”¹¹，他写两书时的分析立场已经完全不同，他是“以诗心写诗史”¹²，用这种精神来写《诗神远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