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起义胜利的群众路线因素分析与当代启示

摘 要：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既是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胜利根本，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获得胜利的重要历史经验。研究百色起义与党的群众路线的关系，对于今天全党正在深入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邓小平;百色起义

中图分类号：K26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5）01-0048-05

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广西右江地区组织领导了全国闻名的百色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百色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实践，是党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创举，谱写了壮、汉、瑶、苗等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而团结战斗的新篇章。百色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反动统治，锻造了一支英勇的红军队伍（红七军），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治党治军的优秀骨干（其中有将军19人，省部军级领导人20多人），并有力地策应和支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总结百色起义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起义和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能够始终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和广泛发动群众，走毛泽东创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

一、紧紧依靠群众，将兵运与农运工作成功结合起来是百色起义胜利的基础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胜利的重要法宝。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根本力量。和平时期的建设如此，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也是如此。只有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早在建党初期，我们党就深刻认识到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性。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了《组织章程决议案》，强调党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政党。1928年党的六大再一次提出“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的重要论断。在百色起义前后的根据地建设过程中，邓小平等领导右江军民很好地坚持和运用了这一党的根本的工作路线，将兵运工作与农运工作紧密结合，为百色起义胜利和发展，巩固右江革命根据地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策反旧军队投身革命队伍，是当时党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革命武装的重要来源。早在建党初期，我们党就注意到了军阀军队的策反分化瓦解工作的重要性。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召开特别会议明确提出：“中国的封建军阀，已逐渐崩坏，在崩坏的过程，逐渐分化一部分左倾的武装势力;……因此中国C.P.①的军〈事〉工作，目前已到要准备武装群众，要想利用由旧军阀崩坏〈出〉来的左倾势力，抵抗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军事工作，目前在C.P.里〈已〉占最重要的地位，中国C.P.应特别注意此项工作。”[1]但是，我们党在早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比较偏重的是“将运”，而不是“兵运”，也就是过于注重军阀将领的策反工作。因此，我们党在八七会议上又及时总结了过去不重视士兵群众工作的缺点，提出应“完全注重兵士的群众，而不是注重那些反革命的将领，要在兵士及下级士官中实行广大的工作”[2]。1928年l月12日，中共中央在《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论武装暴动政策的意义》一文中，再次强调工农武装暴动与军阀军队的兵运工作是相互配合相互促成的关系，要将士兵运动与工农暴动相结合。“革命暴动之中，革命的武装力量及群众的数量应当是日益增多，而反革命的武装力量是日益减少……因此暴动之中兵士群众的倒戈是异常之重要的”，所以，“本党的任务，必须要组织革命兵士委员会，领导他们的斗争，使他们的暴动和工农的暴动联合起来。”[3]

在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广西党组织成功地将党的兵运策略全面系统地运用于对俞作柏、李明瑞旧军阀军队的兵运工作实践，既重视做好俞作柏、李明瑞左派军人的上层统战工作，更注重坚持群众路线做好地方军阀普通士兵的兵运工作。例如，在起义准备过程中，就精心选拔和输送了100多名工人、学生党员分派到广西警备第五大队的连队当干部或兵士。余下的分配到教导总队各连队当干部和学员。各连队还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士兵委员会。教导总队9个连队的连干部全是共产党员，排长由思想进步或接近中共党员的人担任，把新桂系的旧军队转变为支持革命的战士。同时，广西党组织还在原有农运工作的基础上，加强对农民运动的支持，将几千多支枪分给东兰、凤山、奉议、恩隆、果德、向都等6县农会建立农军。由于坚决执行“士兵运动与工农斗争配合适应发展”，将群众路线灵活地运用到党的兵运工作，同时，将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与反帝、反国民党联系起来”[4]2，最终为百色起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百色起义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旧军阀军队成功开展兵运工作的光辉典范。

二、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让最广大劳苦民众共享土地革命胜利的成果

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先进性所在，也是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变大、革命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胜利，根本原因就是党始终坚持和自觉运用好群众路线这一重要的法宝。在我们党的90多年发展历史进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当党正确地制定和实行群众路线时，革命和建设就能够得到胜利、发展;反之，就会遭受损失乃至失败。在百色起义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如果不注意用正确路线来发动群众，群众的情绪是不能保持下去且易走到失败情绪上去的”[4]5。

百色起义胜利后，在恩隆县平马镇召开了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由雷经天担任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韦拔群、陈洪涛等10人担任委员。随后，县、区、乡等各级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②。然而，百色起义和右江革命根据地所在的区域是生产力较为落后、各族民众遭受沉重剥削的区域。以20世纪20年代的东兰县为例，占全县人口不足10%的豪强地主却占有全县土地的70%。当时东兰农民租种地主的田地，通常被征收的租额是“十分之五，或十分之六”，就是遇到水旱灾害的荒年困难时期，也一点都不能减少[5]208。除地租之外，农民还得缴纳十几种到几十种的苛捐杂税，“如有不交者，军警登门催逼，再不交者，抓起来关押坐牢，许多人因此家破人亡”[6]。因此，百色起义胜利后，迅速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成为当地各族群众最迫切的愿望和诉求。

根据右江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落后的情况，借鉴井冈山土地革命经验，邓小平在中央苏区《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的基础上，于1930年5月1日和5月15日，指导右江苏维埃政府制定和颁布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提出了一套比较适合民族地区的土地革命方针、政策：一是明确提出“没收豪绅地主阶级土地”，“没收一切反革命的土地”的口号，而没有提出“平分一切土地”。这对于团结广大的中农和争取部分富农的支持大为有益。二是在分配的方式采取“平分”、“共耕”、“没收豪绅地主反革命土地分给贫苦农民”三种办法，由群众在乡苏维埃大会中自己选择。首先强调平分，突出公平原则。在右江苏维埃政府《土地法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分配土地应以人口为标准，以出产之多寡，平均分配之”[5]238。其次尊重群众的意愿，由群众自主选择“共耕”或“分耕”的形式，有利于调动群众的土地革命积极性和生产力的解放，最大限度地解决了农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三是注重民族平等，保护瑶民和高山汉族贫苦农民分田分地、分山场的实际利益。“瑶民分配土地，有些瑶民不愿下山，则分配山地”[4]16。另外，在土地革命中还提出“帮助农民开辟荒地”、“帮助农民兴水利”、“设立农业银行”、“防御天灾”、“领导农民创立消费合作社”等政策主张。正是由于在土地革命中能够正确地运用党的群众路线，使右江根据地各族人民的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到1930年9月，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鼎盛时期，有100万各族群众踊跃参加苏区建设。

三、干群军民同甘共苦，充分体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

百色起义还奏响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的廉洁奉公精神赞歌。在百色起义和右江革命根据地建设中，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根据地军民，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和各种意想不到困难。

一是革命领袖以身作则。例如，右江地区的革命先驱韦拔群同志，以革命为“快乐事业”，数次辞官不做，变卖家产购买武器，组织农民自治会和农民自卫军，投身农运。1930年当红军主力北上时，他毫不犹豫地把最好的部队和武器拨给北上的主力部队，自己只带21师的番号和70多名体弱战士回到东凤（东兰、凤山）地区重组革命队伍。为了表达自己的革命意志，他还给三个儿子分别起名为韦革命、韦坚持、韦到底。在革命斗争中，他全家20余口人，有17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或迫害致死，他自己也于1932年10月19日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38岁，真正体现了他的“快乐事业、莫如革命”的壮阔胸怀。

二是严惩革命队伍中出现的脱离群众和蜕化变质者。起义胜利后不久，针对当时苏维埃政府中干部存在一定程度的“老党员腐化、新豪绅化”现象，邓小平强调根据地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要严以律己，以身作则，反对特权，与群众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前委通告（第七号）——目前右江党的工作方针》提出要求：要“肃清苏维埃中官僚化的现象，如讨小老婆，乱用公款，怠工，不接近群众等。”[7]3441930年秋，邓小平还亲自审问和处理了担任过区、乡苏维埃政府领导的赵树毅、赵世清等人的打劫侵吞军款军粮、甚至送粮资敌的严重腐败和蜕变案件，对革命中的蜕化变质分子给予坚决而严厉的制裁，充分体现党的宗旨和铁的纪律，保持了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三是严明军纪，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从红七军的《红军纪律歌》中可以看到：“我们都是工农出身，工农痛苦知道最深，工农的东西得来不容易，一草一木不得害损;没收豪绅地主的东西，不得自己贪污归私，服从指挥员上交给养队，遵照规章统一处理;红军处处爱护群众，莫把群众利益害损，若要发洋财即是反革命，严重处分不留情;……无论战时平时与行军，爱护群众保护工农，力量真强大打得敌人怕，中国革命才得成功。”[8]正是因为革命根据地形成了军民鱼水关系，革命军队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四是坚持官兵平等，在军队建设中充分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针对旧军阀军队中普遍存在的官长打骂士兵和克扣军饷的问题，强调红军队伍官兵平等。《中国红军第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指出：“对士兵：改良待遇，废除肉刑，提高生活，官兵平等，既得参政权，又有土地分”。《中国红军第七军政治部：我们的主张》明确规定：“红军月饷廿十元，官兵待遇平等”。

四、坚持各民族平等，实现各族群众的革命大团结

百色起义的右江山区是少数民族杂居地区，主要有壮、汉、瑶、苗、彝、回、仫佬等民族，其中壮族约占总人口的80%，汉族约占13%，其他少数民族约占7%。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很不平衡，语言、风俗习惯也各不相同。百色起义后，邓小平领导右江苏维埃政府开展根据地各项建设中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将各民族的平等放在第一位，坚持为各民族工农群众谋利益的宗旨，走各民族群众“共同武装割据”的道路，真正实现了各族人民“在苏维埃政权下都获得了平等待遇”[7]424。

一是制定符合各族群众利益的财税政策。百色起义之后，由于红军队伍和革命力量的迅猛发展，政权建设和红军军队建设的经费需求大大增加。如何既能筹集到革命经费，又不给群众增加过重的负担，成为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为筹集革命经费，让广大的农民能够认识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革命队伍，自觉支持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从右江地区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科学的财税政策。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右江苏维埃政府于1929年颁布了《合理负担条例》，根据不同社会阶层的具体经济状况，评定了税收负担的等级，将大地主和富农中特别富有的划定为特级，而一般地主、富农则划为负担的甲级，富裕中农划为乙级，中等中农为丙级，下中农为丁级，贫农为戊级，雇农为己级，城镇工商业者则按他们的生活状况参考农村的标准来划分负担等级。另外还明确规定，每次征收数量较大的军粮、公粮及公用物品，都必须先通过各级评定委员会来决定各级负担。对为革命做出牺牲的军、烈属则按其等级折半负担或免负担。对鳏、寡、孤、独的困难群众则减免甚至免除其负担[7]102。由于有了科学合理的财税政策，各族群众根据经济条件的不同，有区别地承担革命政府的赋税，各族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很好的保护。

二是实行正确的民族经济政策。最突出表现在苏维埃政府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政策对待鸦片贸易上。邓小平曾指出：“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很重要的一环是贸易，经济工作应当以贸易工作为中心。”[9]百色地区既与越南接壤，又是滇、黔、桂三省交汇的中心城市，当时的百色地区鸦片贸易比较发达。在百色起义初期，在对待当地鸦片贸易问题上，广西党组织内部有不同的意见和争论。正如百色起义领导人陈豪人在给中央的《七军前委报告》中报告所指出，当时广西党内对于是否扣留烟土问题意见不一致，争论颇久，最后仍决定放行。这是因为，邓小平等百色起义领导人根据当时特殊的革命实际情况，正确认识和分析了鸦片贸易对右江地区开展革命斗争和发展右江地区商业和经济的重要作用，制订了灵活、特殊的禁烟政策和措施，既解决了苏维埃政权建设和革命军队建设所需费用问题，同时又促进了当地商贸发展。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民族经济政策，百色起义后，“商业仍照常，并无停滞之现象。……特别是烟土来源不绝，财政问题，亦得到解决。”[7]162

三是重视培养和发挥少数民族干部的作用。各民族群众团结一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是右江革命根据地区别于当时中国其他红色根据地的一大特色。当时，右江苏维埃政府11名委员中有6名壮族、瑶族委员，少数民族干部占了半数以上。在各县区乡苏维埃政府和红军营连干部中也有相当大部分是优秀壮瑶子弟。其中，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担任了红七军前委委员、第三纵队长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委员，壮族黄治峰担任了第四纵队长，瑶族蓝茂才担任红七军独立营长等。

四是实行各民族公平的平民教育政策。针对右江地区少数民族群众文化教育落后状况，邓小平极力倡导在右江各地“实行平民教育，发展识字运动”，“提高文化，普及教育，劳动儿童，免费入学，推翻旧礼教，创造好风俗。”[7]256红七军政治部还编印了《工农兵识字课本》，发行《士兵之友》、《右江日报》等，充分发挥了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的作用。右江苏维埃政府通过大力开办农民夜校和平民夜校，普及识字运动，使一大批没有机会上学的少数民族农民有机会接受文化教育。这些举措大大提高了根据地各民族士兵和群众的文化水平和纪律意识。

五、百色起义群众工作的当代启示

85年前的百色起义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再一次证明，坚持群众路线是党的各项工作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学习百色起义时期邓小平践行群众路线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做好新时期的群众工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启示一：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意识，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党能够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并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百色起义时期，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制定了符合右江地区各族群众利益的财税负担政策、土地改革政策和文化教育政策，让民族地区广大群众共享土地革命的成果。群众正是在百色起义和之后的新政权建设生动实践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是各族人民群众利益的真正代表者，才真心实意地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今天，改革进入到攻坚阶段，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两个百年目标”，更需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才能凝聚中国力量。

启示二：党员干部应廉洁自律，成为践行群众路线的表率。作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根本政治问题。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优良作风，是践行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的根本前提。在百色起义时期，邓小平、韦拔群等革命领袖以身作则，与普通群众和士兵同甘共苦;对革命队伍内出现的腐败分子严惩不殆，成功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良好形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党员干部忘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贪污腐败、生活堕落，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党员干部的作风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关系着人心凝聚，关系着“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当前，我们党面临着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的考验，存在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强调指出，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必须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决落实中央的八项规定，严格遵守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各项准则，按照“三严三实”要求，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同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做坚决斗争。

启示三：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做好群众工作。“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工作”。百色起义期间，邓小平坚持兵运与农运的结合，充分发挥下层士兵和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成功取得起义的胜利。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新的变化，群众工作和过去相比较出现了新的特点和新问题，常常会碰到“与新社会阶层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年轻人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的困难局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干部没有真正树立干部群众平等的思想，没有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没有真正把群众当作自己的亲人。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重温百色起义的光荣革命历史，我们应继承和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远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正能量。

注释：

①中国C.P.是指中国共产党。

②当时的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范围包括：今属百色市辖区的百色（今属右江区）、恩阳（今属田阳县）、奉议（今属田阳县）、恩隆（今属田东县）、思林（今属田东县）、果德（今属平果县）、凌云等县;今属河池市辖区的东兰、凤山（当时的百色、恩隆、东兰、凤山等县有一部分地区现属巴马瑶族自治县）、那地（今属天峨县和南丹县）、河池（今属金城江区）、都安等县;今属南宁市辖区的那马（今属马山县）、隆安等县;今属崇左市辖区的向都（今属天等县）、镇结（今属天等县）等县。右江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了16个县级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管辖面积近4万平方公里，共有100万人口，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规模比较大的根据地之一。

参考文献：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61.

[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285.

[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63-64.

[4]邓小平.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一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

[5]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五册[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144.

[7]中共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编辑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8]左右江革命历史调查组.左右江革命史料汇编（二）[G].1978：151-152.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7.

责任编辑 何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