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船》：百年乡土中国历史罪恶与精神救赎的“天问”

试想中国当代文学七十年，有哪一部是能够让人一次次读起来激动不已，能够依然辐射当下的乃至是未来几十年、几百年的中国，能够依然满含着未解的精神隐秘、无尽的况味和多样文化魅力的长篇小说？张炜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古船》就是这样一部历久弥新的，饱含着古老中国文化密码、百年乡土中国的精神境遇、现代中国人多舛的苦难命运，充满着灵魂深处的现代性呐喊和生命“天问”的“大书”。对于这部“大书”，我一遍遍阅读，一遍遍困惑，一遍遍迷茫，更为“大书”中那股深渊般跃动的生命激情和指向人性、历史深处的灵魂追问所震撼。在阅读了众多《古船》研究资料之后，在一次次的困惑和迷茫之后，我决定必须写点什么，虽然思考得很累、很艰辛。但我不能放弃，这是无法逃避的命运，正如这部“大书”中的隋抱朴最终一定要走向粉丝大厂一样。作为一位文学研究者，我虽然在二十多年前就读过这部“大书”，中间也曾不断翻阅过，有过很多想法，但都没有勇气真正面对它。我不仅像隋抱朴那样需要累积勇气，而且是为书中所呈现的丰富和深邃的思想而迟迟没有下笔。我担忧自己不能完成，怕辱没了“使命”，如隋抱朴一样“延宕”着。从去年我就准备写，直至现在，一年过去了，我必须开始了。我要写下在新世纪十年之后重读《古船》的所感、所思乃至所惑，为后来的研究者呈现出在三十年来《古船》研究的思想踪迹和作为“历史中间物”的时代精神状h况。

三十年《古船》研究的历史细节

《古船》甫一发表，就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宋遂良、汪政、陈村、陈涌、陈宝云、何启治、吴俊、鲁枢元、王晓明、陈思和、郜元宝、张新颖等人陆续展开了热烈讨论。作为20世纪80年代最为活跃的当代文学批评家，宋遂良较早就对《古船》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独特的阐释和理解。“《古船》总共写了近五十个人物……但却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个性的真人、活人……把抽象的阶级的人‘还原’为历史的具体的人，把人本身当作一种生命现象来探索，真正进入了‘人学’的境界，因而在人物塑造上取得了具有突破意义的成就。”正是在“人学”境界下的“人性”审美意识，张炜摆脱了僵化的审美模式束缚，创作出了一个个鲜活的、独特的、立体化的人物形象。陈宝云也同样看重张炜在《古船》中的人物形象，认为“它的出发点与归宿，也不再是道德，而是有着七情六欲的人！从道德的文学到人的文学，这是文学对伦理的一种超越，是文学向自身的回归”。对于赵炳这个人物形象，宋遂良认为他是“依靠封建政治、封建文化滋补起来的一个幽灵，是新中国横生的一头怪胎”。这是难能可贵的。宋遂良把《古船》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和当时“风正一帆悬”的改革联系起来，从而具有了深刻的现实意识和深邃的历史感。宋遂良为张炜的《古船》做了最早的辩护，有力回击了当时一些思维僵化人士对《古船》的非议。

汪政和晓华的研究文章《（古船）的历史意识》，则指向了《古船》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精神维度，即小說浓郁的“历史意识”。古船“主人公的思考对象已不仅仅是与自己的眼前出路休戚相关的人事和变故，而是更为久远而广阔的人生。是我们当今的现实和祖辈们苦难的过去。显然，即使只从作品所构思的时间跨度着眼，也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家较前期创作有了相当自觉的历史意识”。在汪政和晓华看来，张玮的这种“历史意识”，是对历史苦难的反思和忏悔，是自己和历史群体乃至整个族类之于罪恶关系的思考。隋抱朴“面对的是历史，在历史的既成面前，他认识自己的位置，他正视这一切”，这显然是一种康德所规定的“道德自律”。因此，隋抱朴“把对历史的发问转移到对人类本性的探根究底上”，这一思考多少是无奈的妥协。自然，我们不应该脱离时代来思考问题，毕竟那是20世纪80年代，汪政等的思考依然受到时代思考的羁绊，无法“探根究底”。但是，汪政指出了《古船》之于当代和未来的价值，即张炜在《古船》中所透露出来的“忧虑”——“山东的其他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带有这种忧患，那就是在改革释放了个体的创造热情的同时怎样克服这热情所带来的盲目进而产生的社会不协调，而把这热情尽可能地引导到以共产主义道德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上。”汪政从张炜《古船》中所感知到的“忧虑”，绝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洞察力的忧思：这个民族灵魂深处的思想狂热、躁动的精神基因并未祛除，现代性的制度并没有真正确立起来，隋抱朴所忧虑的苦难与罪恶就有可能再次爆发。罗强烈则把思考的注意力转向对《古船》小说结构的探寻，认为：“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古船》把洼狸镇当成整个中国大地的缩影的艺术构思。……‘家族结构’只是《古船》的‘外结构’，‘原罪结构’是它的‘内结构’，而‘历史结构’则是它的‘整体结构’;而且，这三者的结构关系又表现为互相依存和互相说明，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体。”这为《古船》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

不同于以上的单一维度，鲁枢元的《从深渊到峰巅——关于（古船）的评论》从“生命冲突”、“文化断层”和“艺术境界”对《古船》进行整体性分析，指出作品“既扎根于社会实际生活的土壤里，又必然有幻象的浮现，有张力的充盈，有气韵的流动”，“倏忽自如地穿越社会文化历史的地层，由人生的深渊一跃而登上人生的峰巅”。从而，给予了《古船》高度评价。

随着时间的推移，《古船》的巨大影响力和开创性价值在日后的文学史中得到了进一步呈现，而且愈来愈清晰。王晓明在一次讨论会上的发言，很好阐明了《古船》与新时期文学历史小说创作的内在关系。“倘说在5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上，《故乡天下黄花》和《白鹿原》触目地标示出一条新的道路，我对这两部作品读得越仔细就越清楚地感觉到，这条道路的起点，正设在《古船》当中。”王晓明把《古船》放在新时期历史小说发展史的角度，较为清晰展现出了《古船》在审美理念和思维方式的开创性价值。“它是第一部这样的小说：不再以一个或几个人物为主角，而是将一群人同时推到读者眼前……可以这么说，它的重心不再是人物，而是历史，20世纪中国的历史，也不再是图解某种权威的历史结论，而是表达作者个人的历史见解。这就是我所说的新道路，它或隐或显地贯穿在《古船》以后的许多小说中，而《故乡天下黄花》和《白鹿原》，则构成了它的两块最醒目的路标。”这正是《古船》之于当代中国历史小说，之于中国文学未来、中国思想史的重要史学价值和思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