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的关系

摘  要：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的关系问题，自比较文学法国学派主将之一梵·第根在其著作《比较文学论》中重新强调之后，在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史上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将试图梳理自法国学派以来的对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关系问题的认识及争论，试分析在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重提走向总体文学的原因与意义，并简单梳理中国学者提出走向跨文明的总体文学研究的几种方法。

关键词： 比较文学;总体文学;跨文明研究

作者简介：陈婉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23-0-02

一、历史上的争论

总体文学一词在18世纪就已被提出，在18世纪至19世纪间被广泛使用，彼时欧洲学者曾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冠以“一般文学”、“一般文学史”之名的图书，虽然带有从各国文学现象中总结出一般规律的意思，但整体说来其含义界定仍模糊而不规范，其范围也被限定于欧洲以内。

1833年由詹姆斯·蒙特戈梅里再度提出总体文学的概念时，本意指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是诗学和美学的总称。其提出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文学理论、文学基本原理的研究，从多国的文学现象中探讨并总结出具有一般性的规律。

后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中重新强调了这一概念。梵·第根将文学研究分为三个层次，即“国别文学”、“比较文学”、“总体文学”。其中，“国别文学”研究一国之内的文学现象，而“比较文学”则关注两国之间的文学关系，“总体文学”关注各国文学共同发展的问题。由于“地道的比较文学”最通常的研究对象是只在两个因子间的“二元的”关系，这种限于二元关系的比较文学存在着过于广泛和过于零碎的问题，梵·第根将总体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的补充进行了重新强调。在梵·第根那里，总体文学，也即“文学之总体的历史”，就是“一种对于许多国文学所共有的那些事实的探讨——或单以那些事实，或以它们的相互依赖关系论，或以它们的符合论”，其对超过二元因子的关系的研究可看做是对比较文学的有益补充。

但梵·第根这种将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人为割裂的提法不仅在法国学派内部遭到了反对，更受到随后迅速崛起的美国学派的强烈批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代表之一韦勒克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大会上所做报告《比较文学的危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比较文学研究所面临的三大主要问题，反对法国学派文学“外贸”式的影响研究方法，要求比较文学研究回到文本本身，从文学的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同时也反对法国学派将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截然分开的观点。

雷马克认为梵·第根对总体文学的定义对总体文学及比较文学的分工考虑得过多，而忽视了逻辑上连贯的单位。美国学派因此认为，人为地在国别文学、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之间划出一条界线既行不通，也不可取。并且，由于各方对“总体文学”一词的具体定义并不统一，雷马克甚至主张在研究中尽量避免使用“总体文学”一词，他认为，在当前情况下，最好根据不同的情况使用同义词来代替，如“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翻译文学、西方文学、文学理论、文学结构这些名称”，“或者干脆用文学这个名词。”

从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有关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关系的争论可看出，有关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的关系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两派的争论也并未将总体文学的范围扩大到包含东西方文明的世界文学，而仍只将目光集中在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学的范围以内，美国学派更是提出了要以西方文学、文学理论等同义词代替总体文学的称法的主张。在世界形势已经发生巨大改变的今天看来，美国学派的提法似乎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学科的发展。

二、重新走向总体文学

自上世纪以来，亚洲各国比较文学学者也就此问题提出了种种看法，其中的一种观点是，法国学派及美国学派有关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概念界定及划分的争论实质上是两派对于比较文学不同发展阶段的侧重的争论。法国学派之所以将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限定得这样狭窄固然有历史的原因，在以克罗齐为代表的学者的攻击之下，为使比较文学学科继续存在，不得不采取如此壮士断臂之举。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美国学派主张将总体文学研究纳入比较文学研究，不再特将“总体文学”一词单独提出，而在不同的场合根据具体的语境以同义词来代替，这种观点是否可取值得商榷。美国学派一方面确实地扩展了比较文学学科地研究范围，为比较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另一方面又陷入了“无边的比较文学”的新的危机。学科边界过于刻板，研究范围过于狭窄固然是成问题的，但如果一个学科取消了自己的边界，将文学研究泛化为文化研究，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同样会丧失其立身之本，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在有关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的关系问题上，根据时代的新的发展变化，中国学者的观点是，总体文学研究只有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才具有意义。杨乃乔在《比较文学概念的语言分析及五种相关学科概念的界分》中整合了由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提出的对“总体文学”的两种认知，为“总体文学”的概念做出了如下界定：“总体文学是以三种以上的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为研究客体，并且这一研究客体在历史短期的共时性上表现为多种民族与多种国家所形成的共同文学思潮与共同文学流派，这些共同的文学思潮与共同的文学流派随着在空间上的伸展、在地理上的扩张，已从纯粹的文学作品层面整合、升华到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诗学与美学的高度被研究，这就是总体文学”。张隆溪表示“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曹顺庆曾在《建构比较文学学科研究新范式》中指出，“总体文学是通过中西文学、东西方文学和东方各国文学的对话和比较来获得一种世界文学时代和共同的文学理论的到来这一环节中的关键过渡”。中国学者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肯定了梵·第根对文学发展三阶段的认识，即由国别文学到比较文学再到总体文学的三层次“涟漪式”结构，但不认同法国学派将比较文学严格限定于以实证为基础的影响研究之中的做法，也不认同将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人为割裂的做法。徐新建在《重新走向“总体文学”——比较文学发展论》中提出的三角图示最能代表中国学者对国别文学、比较文学、总体文学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期望，即三角的三个顶点分别是国别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总体文学，国别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要素，成为支撑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而总体文学因其从基本和普遍的原理上认识和概括文学的特质以及实现诗学意义上的世界文学的愿景，成为比较文学的学科理想;而总体文学的发展又可反过来滋养并促进国别文学的发展，为世界文学的繁荣作出贡献。

重提“总体文学”概念，强调由过去的“西方中心的总体文学”走向“跨文明的总体文学”，是在时代变化、世界发展新形势下的客观要求。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的传播模式以及各国之间以及个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世界各要素间的联系空前的紧密，并且随着东方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其国际地位相较过去几个世纪已经有了极大的提升，在当前环境下，孤立地谈西方中心的比较文学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都是不符合实际研究情况也不合时宜的。

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全球化现象造成的一个影响是，在各国交流不断深化的过程中，许多国家遭到强势文明所推动的世界浪潮的裹挟，逐渐丧失本民族文化的精髓与特色，患上了文化“失语症”。以中国学界为例，许多研究者一味学习接受西方理论，反而对本国文化知之不详，在研究中也只能将本国文化作为为西方理论提供例证的“田野”，或用本国的例子来证明西方的理论，或以本国的例子来证明西方有的，本国也有。这种研究方法所导致的结果是形成了以西方为轴心的扇形图，并且使文化失语的症状进一步恶化，其研究工作也逐渐沦为西方文学研究的附庸，只能居于二流的地位。“跨文明的总体文学研究”要求将东西方文化放在对等的立场上进行对等的对话交流，无疑可消除或至少改善一部分研究者的文化自卑态度。据梵·第根对总体文学优势的表述，除了避免法国学派以影响研究为主导的二元的比较文学研究所导致的欠缺和重复以外，总体文学研究还可使文学事实总体的规律更清楚地显露出来，可借此让我们认识到哪一部分来自书本，哪一部分来自生活，什么是世界文学或别国的影响，而什么又是本民族所固有的。即是说，这种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理想的跨文明的总体文学研究一方面指导我们更加正确地认识各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所处的地位和价值，当然也尤其使我们了解到本民族的文学的特色，另一方面也因其对文学发展所普遍具有的规律或称一般诗学的认识，其研究的深化无疑也将促进各国文学更好地发展。

三、方法与展望

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跨文明的总体文学研究方法体系的构建，两岸学者也就此问题提出过许多有意义的观点与看法。如香港学者首先提出的“双向阐释”的方法，通过“以中释西”的方法打破原来研究领域中的将本国文化作为为西方理论提供的例证的“田野”的现状，逆转“以西释中”、“以西释东”独霸文学研究界的格局，通过这种方法来实现东西方平等的对话交流。同时又提出“以东释东”的方法以破解赛义德在《东方学》中提出的困境。

曹顺庆在《构建比较文学学科研究新范式》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切入总体文学研究领域的五个方面，一是从跨文明异质性与互补性研究入手，探讨多种文明间的异质性、变异性与互补性问题;二是跨文明阐发研究;三是跨文明对话研究;四是从比较诗学到一般诗学研究;五是文学人类学研究。由于比较诗学的一般性特征，“对文学的跨国、跨文明研究，必然要将文学史研究和美学批评研究互相结合，最终走向比较诗学。只有比较诗学才能更深层次说明不同文学体系的差异和类同所在。”而“总体文学研究就是要探讨比较诗学研究如何使得一般诗学或者总体诗学成为可能。”

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因其开放性、跨越性及前沿性的特征，在学科发展史上曾遭遇过数次危机，但每次都将危机转化为契机，不仅突破了学科发展的瓶颈，而且也推进了学科向更深处发展。在有关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关系的问题上，中国学者所着力提倡的“跨文明的总体文学研究”不仅较好地解决了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关系不清的问题，为固有的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注入新的活力，也对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尤其是向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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