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二中(外二篇)

我的母校——镇雄二中,位于乌峰山北麓,是一所美丽、幽静而又充满活力的学校。我十岁到十五岁的五年间,在那里度过了我的中学时代。

我那位深谙佛学禅机的外婆始终固执地认为,我一定要在四岁零四月又四天的时候进校读书。因而,进二中时,我还是个懵懂女童。我不会梳头,不会洗衣。每逢星期六,父亲、母亲或者祖父便会来校接我回家,星期天换上父亲为我洗干净的衣服,母亲为我精心编结好头上的发辫,才送我回学校。

在班上,年龄最小的我找不到同龄伙伴。事实上,除了上课、吃饭、睡觉外,我有许多空闲的时间。那时,我不知孤独为何物。没有玩伴,不会织毛衣,我便在校园里乱走。终于,我发现了一间很大很大的屋子,那里摆满了我那时见过的最多的书,崭新的书排列在紫红色的书架上。也许,是我的讶异惊动了管理图书的老师吧,那是一位很漂亮的年轻女教师,她温柔地问我是不是要借书,然后问清楚我的班级、姓名、学号,为我办理了借书证,递给我一本崭新的书。

从那以后,上课之余,我就读从图书室借来的书。书名和书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空闲时间终于有了事做。直到有一天,上语文课的老师在课堂上告诉我们,课本上的某篇课文不能讲了,学生们也不能读,因为那篇课文是宣扬迷信思想的。逆反与好奇的心理促使我一口气读完了那篇课文——《卖火柴的小女孩》。读完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人死了以后的世界是多么的美,这与我知道的鬼魂世界大相径庭。

我所知道的鬼魂世界与二中的房屋建筑有关。二中有两幢相距五十米左右的青墙青瓦的古楼房,高大而又威严,据说是很久以前的陇家所建,是教师宿舍;环绕古楼房的是三长排黄墙青瓦的现代建筑,是学生的教室和宿舍,远观、近看都给人无穷的温馨和浪漫的遐想。传说我们进校前就有忍受不了非人折磨而从古楼房上跳下的教师,脑浆迸裂、血肉模糊在古楼房外的石板上;我们宿舍所在的位置曾是陇家关人的牢房,宿舍里那几根粗大的木柱当年曾捆绑过犯人,在一个凄风冷雨的周六晚,留在宿舍的女生说看到了仍然捆绑在木柱上的白色幽灵,黑色的铁链和鲜红的血水使我们很长时间都深怀恐惧。

我那时还不懂《卖火柴的小女孩》是童话,童话是虚构的,我只知道书上写的都是真的,因而我也就确信人死后会有一个美丽的天国接纳他们痛苦的灵魂。这一次,我记下了作者的名字——安徒生。

我到图书室去找安徒生,挤满书架的图书室里有数以万计的新书,就是没有安徒生。管理图书的老师说安徒生的书是黄色书,在另一间屋子里。我跟着老师进到一间积满灰尘和蛛网的屋子,那里堆放着许许多多书页泛黄的书,有的已经很破了,上面还有烧灼的痕迹,我看到有的书上印着“青春之歌”、“红岩”的字样。管理图书的老师说我不用开借条,那些书我想借多少本都可以,只要不失落,原样归还就可以了。

我从那些书里找到《安徒生童话集》,有十几本。不到一星期,我就读完了。那些破旧的书把我带到了一个奇妙无穷的世界,我欣喜若狂。以后,我就不再刻意去选择什么书了,只要是那间积满灰尘的屋子里的书,我都读,毫无选择地读,若饥似渴地读。就这样,一直读到上高中。

我上高中是七七年,那年恢复了高考。我们的语文老师起初是林敏功老师,后来是梁恒年老师。林老师教我们语文的情景我已经淡忘了,唯有梁老师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曾给我开列了一份读书单,并指导我读书,定期检查我的读书笔记。那时,同学们常常模仿他在讲台上用雄浑的普通话授课的样子,并且临摹他的板书。那时,做一个学识渊博、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写一黑板漂亮的粉笔字的语文老师是我最远大的理想。

我记得,七七、七八年的高考语文试题有百分之八十被我们的梁老师猜中了(当时,梁老师刻了一份薄薄的讲义,考前让学生们勾出讲义中的重点,这些“重点”都成了高考语文的考题内容)。因而,我们教室的过道上坐满了外校来旁听的学生。上晚自习的时候,梁老师和教数学的李绍亮老师为争着进教室辅导学生,常常在教室门口怒目相向。

现在想来,我读二中时教过我的老师其实都是当时镇雄教育战线上的精英。我有印象并记得名字的,有语文老师徐维坤、林敏功、梁恒年、陈祖其,数学老师吕金城、李绍亮、张三祝,物理老师杨建中、李淑祥,化学老师王林,历史老师吕茂林,政治老师邓元祥等。

师专毕业分工的时候,我最希望去的地方就是二中,但最终去了别的中学。每当站在讲台上,我都会想起那些教过我的中学老师,我决定像他们那样,做一个尽职的好老师。

渐渐地,我便听到二中每况愈下的消息,这种每况愈下导致了后来连校名都保不住,成了现在的乌峰中学。

我心中的殿堂倒塌了。以后,朋友或同学相邀去二中走走,我都婉言谢绝,托词没时间。就像那些面对亲人的遗骸仍不愿相信亲人已离去那样,我觉得二中还在,还在乌峰山的北麓,威严、温馨而又浪漫。多少次梦回二中,我仍是那个不谙世事的女孩,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

前日有往昔同窗从二中回来,谈及母校的荒凉、破败,不胜唏嘘。其中有一位同窗慷慨陈词,说如果政府能把二中交给他,给他财权和人事权,他一定在五年内使二中面貌焕然一新。在座的教师校友们也满怀激情地说,如果要回“二中”的名字,把“镇雄二中”的扁高高地挂在母校的大门上,大家愿意走教五年。

昨夜入梦,我青春地站在二中一间教室的讲台上,像我当年的语文老师那样,在黑板上书写着漂亮的粉笔字,并且,用我流利的普通话教授台下的莘莘学子诵读《诗经》。今早醒来,那朗朗的读书声还在耳边回响。

此刻,面对这些墨迹未干的稿子,我不能自己,一种对母校刻骨的挚爱漫溢开来,凝聚成那句在心里、梦里重复过千百次的问候:

二中,你好!

外婆的神话

小时候,我是听着外婆讲述的那些凄美的神话故事长大的。

我的外婆年少时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算得上知书识礼的大家闺秀。但由于缠足时脚骨溃烂,成了“天足”,外婆的母亲为使天足的女儿不被歧视,把她嫁给了我那目不识丁的外公。

文秀的外婆从来就看不上高大魁梧的外公。三十多岁做了祖母的外婆就与外公分居,直到七十多岁去世。在我的记忆中,外公总是低声下气地与外婆说话,外婆却用眼角的末梢斜对外公,偶尔用鼻头哼一声算是应答。记得有一次,父亲想给外婆和外公照张合影留作纪念,外公兴奋地摆好姿势,外婆却蹲在屋檐下砍起了猪草,不知所措的外公索然无味地背转了身子。

在家族中,外婆以她广博的学识和深遂的洞察力积累的智慧倍受尊崇;在女人们的心目中,外婆以她永不重复、异彩纷呈的绘画绣花艺术成为神话。

我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迷上外婆的神话的,母亲说我刚出生时总爱不停地哭,但只要外婆把我抱在怀里给我讲故事,我就会安静下来。打从记事,我就是躺在外婆的怀中听她娓娓讲述那些凄美的神话故事进入梦乡的。我可以把外婆的神话倒背如流。如果外婆一不小心讲重复了,我就会不依不饶。后来,外婆就边看书边讲,还说所有的故事都在书上,如果我用心读书,就会读到更多更美的神话.

我上学了,但我们唯一的课本就是“红宝书”(红色外包装的《毛主席语录》)。每天,老师都教我们去背书上那些深奥枯燥的文字,不知所云的我们机械地背着,常常把老师和村人的对话穿插其中。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时,老师和一位亲戚寒暄:“大叔,你来了,放学到我家去吃饭。”我们照例把寒暄加进去。以后,老师硬没把我们的错误背诵更正过来,每当背这一段时,我们都执著地背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大叔来了放学到我家去吃饭……

于是,我上课常常走神,常常迷失在外婆所讲的那些凄美的神话故事中。

我常常问外婆:为什么我们的书上没有神话?神话在哪里?

性格温和的外婆总是淡淡地说:神话都是人写的,如果你觉得神话美好,你就好好读书,认真写字,把外婆的神话写下来,让天下人都读读。

后来,我就认真读书和写字。手中的红宝书渐渐变得可爱起来。

最后一次听外婆的神话时,外婆躺在儿孙们为她准备的灵床上。骨瘦如柴的外婆似乎有话要对我说,我把头依偎在外婆的怀中,外婆欣然地说有许多美丽的姐妹来接她了,她要走了。

外婆说:你用心看,外婆这就动身了。

我看见,外婆浑浊的双眼一下子明亮起来,许许多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奇丽的蝴蝶在外婆的灵床上翩翩起舞,窈窕的外婆站在她凹陷的鼻梁上,那双明亮的眼睛放射出的光芒化作两只美仑美奂的翅羽,轻轻地托起外婆。外婆向我挤了挤眼睛,随着那些奇丽的蝴蝶飞离了灵床,飞上了高高的蓝天。

外婆临终时,有一道美丽的彩虹停靠在外婆家门前那棵开得极艳的桃花树上。

外婆去世的那年,她亲手栽种的桃树结了累累的果实,把树枝都压弯了。老态龙钟的外公拄着拐杖守在树下,他不让人靠近外婆的桃树,一个人认真地数着那些一天天长大的桃子。

一天,一阵清风吹过,那些熟透的桃子全都掉在了地上,没牙的外公安静地躺在那些鲜红的桃子中间,像极了一个熟睡的婴儿。

会开花的星星草

——为纪念2008年5月去世的余夫而作

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诗坛在海子和顾城自杀所飞扬的血光中落下了繁华的帷幕,步入而立之年的我不得不收起了年少时的狂傲,封存了自以为可以流芳百世的诗稿,把所有的精力认真地倾注在仅剩三尺的讲台上。

但我的授课向来都是随意而散漫的。那天,本该讲的课文是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手中的粉笔竟然划过了八十年代的“朦胧诗”,上溯到三十年代的卞之琳……于是就板书了《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首小诗是飘逸的,但同时又是空灵的。它飘逸的美让人过目难忘;它空灵的美又弥漫着难解的禅意。每次重读都倍感新颖,如故交重聚。

我让坐在教室里的那些刚进师范学校的学生们说说读《断章》的感想。有的说看到骑着瘦马的马致远站在桥上看流水昏鸦;有的说看到《诗经》里珠帘低垂的楼台上潜心刺绣的窈窕淑女……就在学生们七嘴八舌争论不休的时候,一个略显沙哑的浑厚的声音传来:

“老师,《断章》让我看到了老师您,也看到了老师眼睛里的我。”

话音刚落,教室里立刻安静了下来。

这时,我看到教室后排站着一个高高瘦瘦的男生,心说:好有慧眼的孩子啊!

也许,是看到了我赞许的眼神,或是为了打破教室里的寂静,他接着说:

“老师,您站在讲台上,和讲桌上的粉笔、教案以及身后的黑板和黑板上的板书,就是一幅难以描述的美丽风景;而我,还从老师温和的眼睛里看到,我们在座的学生都是老师眼中的风景!”

话音一落,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掌声中,我走到这个男生的课桌旁,合上他面前摊开的课本,我看到了封面上的名字:余夫。

我说:“余夫,你讲得真好,你真正读懂了卞之琳。”

作为一个在讲台上站了几十年的老师,很多人认为我是优秀的。每当在路上看到那些容貌已经成熟而我已忘却了姓名但很远就跑到我面前恭敬地叫我老师的学生,或是听到亲朋们谈起学生们对我的由衷的尊崇的评论,我常常汗颜。没有人知道,我这一生,遇到了多少像余夫这样令我骄傲的学生,当他们的老师,才是我的幸运,倒是我,应该感谢他们。

余夫读师范的三年间,学校有一个非常注重学生素质发展的教师团体,除了成立各个项目的兴趣小组和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比赛外,学校领导还从并不富裕的办公经费中拿出钱来扶持学生们办文学刊物。我记得当时校园里人气最旺可称鼎足的文学社就有三个:“南风”、“五月”、“星星草”。余夫是“星星草”文学社的社长。他们从发展社员、组稿、写稿、改稿、编辑、校对、刊印一系列的工作中一步步走来。而我,身为指导老师,所做的就是从他们手里接过一本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刊物,捧读他们虽显稚嫩却激情飞扬的作品。

余夫在毕业前夕把他所办的最后一本刊物送给我,他说:老师,我已把从创刊者任宗伟手中接过来的“星星草”交给了尹马。我不过是经历了些坎坷,在文学上是没有多大天赋的,而尹马,虽然年龄较小,却是一匹真正的千里马。

余夫毕业之后大概三、四年的时间,师范有位老师不幸病逝。不久之后有朋友打电话到我家里问我是谁,我说你把电话打到我家了,还问我是谁,她立刻哈哈大笑,说:好家伙,我在你们县办的报纸《镇雄教育》上读到你的学生写的怀念你的文章,还以为你化为灰烬了呢。

之后的一段时间,我的学生们仿佛约定了似的,不间断地来家里看我,异口同声地说:老师,毕业之后总是想你,却总也抽不出时间来看老师,老师你可要保重身体啊。这其中,就有余夫。

送余夫出家门的时候,校园里的菊花开得极为灿烂,而人行道旁的梧桐树已开始泛黄,余夫犹犹豫豫地摘了片黄绿相间的梧桐叶,仿佛下定决心似的说:老师,您百年之后,祭文一定由我来写。

从尹马的来电中得知余夫英年早逝的噩耗后的那些天,我常常在曾经的师范校园中徘徊,当年那些漫生着星星草的花坛里密密层层地挤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永远也长不高的树,而那棵见证了余夫承诺的挺拔的梧桐树却已不知去向。

白发人送黑发人该是人生最大的悲剧吧。

我无法面对这样的现实:余夫去了另一世界。

我已经许多年不再提笔了,因为余夫们写得更好。读余夫们的作品,是我最大的快乐和幸福。

我喜欢星星,如果把诗歌比作星星的话,我的学生们才华横溢的诗歌足以形成群星璀璨的无垠诗空。

中国自古就有诗人是天上文曲星下凡的说法。今夜星光灿烂。余夫,你是否魂归天堂?去天堂的路上是否与“5•12”汶川地震中不幸遇难的五十多位诗人结伴而行?魂归天堂的你是否找到了同你一样英年早逝的顾城和海子?抑或卞之琳和徐志摩,甚至普希金、雪来和拜伦?如果你们在一起的话,可要把你们新写的诗歌撒遍人间,让人世间从不开花的星星草上都开满星星般美丽的鲜花,每一朵星星花上都散发着诗歌的芬芳。

今天,我在黑板上板书了卞之琳的《断章》,依稀看到了教室后排站着的那个高高瘦瘦的男生。

余夫,你看到眼含泪水的老师了吗?

作者简介:汪天慧,1983年毕业于昭通师专,现供职于镇雄县实验中学。

【责任编辑赵清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