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化.神性退位.精神修剪

把“神话重述”诉诸实践的作家作品已有不少，国外有英国凯伦•阿姆斯特朗的《神话简史》、简妮特•温特森的《重量》、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珀涅罗珀记》，国内有苏童的《碧奴》、叶兆言的《后羿》、李锐的《人间》和阿来的《格萨尔王》等。目前学界对这些作品的讨论相当活跃，但很多研究把视野拘囿于单个作家作品，在神话文本与重述文本的相互参照中考察重写文本的某种新变，或者从神话的文化意义、神话的原型主题等角度，阐明古代神话作为叙事资源对激活小说叙事想象力的艺术贡献。这些研究显然忽略了对神话重述文本本身的审美评估。从叙事性和文体性的维度，揭示神话叙事与文学叙事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从叙事性看，尽管小说与神话、传说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神话与现代艺术小说毕竟是差异迥然的两种文体。本文试图以叙事本体论的视角，根据神话与小说这两种叙事文体的不同审美特征来考察已有的神话重述文本，以期在神话审美和文学审美的双重层面上对“重述神话”作出价值评估。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神话是中国小说的起源。从古代《山海经》到六朝笔记小说《搜神记》，从唐传奇到《聊斋志异》，这些文学作品在取材上无疑都来源于古代神话。由此可见，神话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叙事资源，大大拓展了文学叙事的精神疆域。从创作主体看，文学叙事与神话叙事都是想象的产物，在精神运作层面有着某种形而上的共性，然而神话并不等于文学。从感知事物的方式看，“原始人的感知方式根本就与现代人不同，原始人能够感知到现代人根本无法感知而必须诉诸想象的神秘事物。于是，一些在现代人看来属于想象的能力，在原始人那里本属于写实的能力。因此，原始人的神话更接近于现代人所说的宗教、历史和科学，而不是文学 ①。”既然神话与文学在审美感知的本质层面上有所不同，那么在对经典神话进行二度阐释时，作家应该遵从原初性思维模式，还是信守现代小说叙事法则，两种话语如何协调，这无疑是重述作家都要面对的叙事困局。在我看来，重述神话作为一种边缘文体，它介乎文学与神话之间。在创作中，作家既要忠实于神话的某些诗性本质，同时也要发挥天马行空的艺术想象，去创作充分个人化的文学叙事文本。

对于古代神话，在何种意义上的重述才是有效的，在坚持文学话语审美标准的同时，又如何保持神话话语的审美特质，这恐怕是作家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困惑。在很大程度上，“神话重述”不是一般意义上对神话的重写和改写，而是作为一种新叙事文体被纳入更为复杂的叙述结构。它不仅要求创作主体以现代眼光重新审视远古神话，也意味着对两种叙事体裁的可能性边界作出一种新的探索。这种跨文体的创作，对作家来说，其难度可想而知。就现有的重述文本来看，作家们显然没有以单纯的原始思维去复现或复制神话，而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文学叙事的立场。他们企图以当代视角观照原始神话，重组原始文化资源并为神话文本注入新的活力元素，为读者开创一个新的文学话语空间。苏童的《碧奴》致力于“重塑”孟姜女的形象，叙述了以一个民间女子的感情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传奇故事，并以此创立一种“民间哲学”。苏童说：“我写这部书，很大程度上是在重温一种来自民间的情感生活，这种情感生活的结晶，在我看来恰好形成一种民间哲学，我的写作过程也是探讨这种民间哲学的过程。”②显然，在重述这个苦难深重的爱情传奇时，苏童着意突显并强化了人物的这种民间性。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这种民间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会使他的重述面临着意识形态二元对立阐释的潜在危机。而事实上，苏童也承认，孟姜女的传奇“是属于一个阶级的传奇”，它“不仅仅是一个底层女子的悲欢离合，而是一个阶级把出路依托在一个女人身上”。③由此可见，苏童把叙事焦点明确定位在民间和庙堂的二元对立上，以此表达他对女性生存和苦难的认识。我认为，对阶级意识的强调，虽然不一定直接伤害到神话的传奇性与叙事的艺术性，但毕竟简化了文学对历史过程的认识，也致使艺术想象空间变得相对狭小。由于强烈的阶级意识和政治意愿限制了作者的文学想象，所以，青蛙、葫芦和眼泪等神话元素经过作家的历史化处理，被整合为一幅阶级社会的图景。这种历史化的冲动使苏童的重述“只能在细节上出彩，但却在大处苍白，没有寻着神话的不着理性去飞扬，也没有寻着文学的审美情愫去狂狷” ④。叶兆言的《后羿》也存在着相似的审美倾向，他把“权力”作为叙述的关键词，把“身体”和“性”糅合成叙事推进的原动力。故事的发展与两个女性（嫦娥和玄妻）的介入密切相关。叶兆言对后羿神话的重新编码，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嫦娥和玄妻形象的塑造完成的。经过作者的重构，嫦娥由古代神话中的爱情背叛者变为母爱和坚贞的符号，而玄妻则是作者虚构的形象，她显然是“祸水”的隐喻，但又并非像妲己那样完全以身体去俘获男性，而是更注意策略的使用，确切地说，她是以心计和阴谋去颠覆后羿政权的。而后羿、嫦娥、玄妻三者关系的变奏，使性与政治、伦理、国家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如此看来，与其说叶兆言的重述是以形象重塑与情节重构去实现他重述后羿神话的意愿，不如说他是借助身体、性和权力结构的关联演绎了一部充满玄幻色彩的政治传奇。正如傅元峰所言，《后羿》的叙事症结在于，作者把叙事的修辞局限在后羿的权力帝国，“他（叶兆言）完成了神话的功能复制，复述神话而非重述神话”⑤显见的是，对神话重述的历史化处理，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叙事的象征隐喻功能，同时也遮蔽了文学想象的多种可能性。比较而言，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虽然不是对神话的重述，但正是由于去历史化而具有神话的象征意味，成为关于人类生存处境的隐喻。

与苏童的《碧奴》和叶兆言的《后羿》相比，阿来的《格萨尔王》和李锐的《人间》更倾心于叙述形式和话语方式的经营。《格萨尔王》采用了非常现代的“复调”叙述，作者阿来的叙述与说唱人晋美的叙述交织并进，使历史与现实、使命与欲望、神性与人性在小说中获得双重呈现。阿来意欲通过文学的表述，让更多的人“读懂西藏人的眼神”。从创作理念可以看出，这部作品对文化多元性的倡导，与阿来的超长篇小说《空山》的创作指向是一脉相承的。为使重述文本在最大程度上保持“活史诗”的风貌，在内容选择、叙述方式和大量口头文学的穿插等方面，阿来无不细加斟酌。阿来的叙述中，那些原汁原味的地方民俗口语和诗句，确实让我们体味到藏民族文化的旷古悠远和神圣魅力，但同时也正由于作者过于忠实于史诗原貌，使神话故事在情节内容的原创性上大打折扣。阿来曾透露他的创作动机，他对格萨尔王传说的重述，旨在以此向“伟大的藏族传统文化、艺术致敬”⑥。从这个意义上说，阿来对藏民族文化经典的再次呈现，其民俗学价值或者说文化价值远远大于文学价值。《人间》的叙述形式更为复杂，作者以三重的叙述视角再度改写了人妖相恋的传奇故事。李锐的《人间》由传说生发而来，是对家喻户晓的白蛇传说的重述。与神话不同，传说的人物不是主宰自然现象的神，对神性的强调相对减弱，由此茅盾才说“传说的性质颇像史传”⑦。对于传奇与神话的差异，李锐显然心知肚明，其创作理念也作了调整。李锐的叙述没有很浓的远古神话意味，而是充满了人间烟火气息，因为李锐直接把叙述视点指向人间，聚焦于人间秩序的质疑与身份认同的困境。李锐毫不隐晦地指出，在这个小说中，“所有的异类、人类，所有的妖怪、高僧统统都是人，统统都是关于人的故事，统统都是关于人性的探讨和书写” ⑧。基于这种创作理念，李锐重述神话的动机显然不在神话本身，而在于借非现实、非理性的想象模式，实现他对于人性、对于善恶、对于人类终极归宿的形而上思考。但事实上，就叙述本身来看，作为一部思索的小说，由于作者没有切实地把他的观念贯穿到细节中，过多的议论性语言和过浓的思辨意味使作品流露出概念化的倾向。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作者把主要精力放在世俗人心的拷问上，就直接导致小说中人物神性光芒的缺失，无论是许宣、白蛇，还是法海，在这些主要人物身上都缺少灵光的投射，这也许是“借神话之题材，浇心中之块垒”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神话重述的对象既然是历史上各民族的神话故事，那么它为我们展现的必然是一个神性的世界。换句话说，作家在创作中应接纳神性的召唤，对神话世界的重构须以抵达日常经验之外的神性领域为旨归。这不但表现在故事表层的神秘性，更重要的是神话人物所显示的那种神性。神话人物是一种超自然的、非人格化的存在，他身上体现出的神性是保证神话品性的核心要素。而这种神性是超越现实经验的，体现出“他性”的本质，说到底其实也就是神话人物所显示出来的一种隐形力量。在远古时代，神话的主要功能是为了“让凡间男女得以模仿强大的神祇，体验内在于自身的神性 ⑨”。尽管今天我们不必如古人那样把神话自觉地当做一种信仰，但我们还是需要神话“帮我们创造新的精神维度，让我们的目光超越急功近利的短视，克服妄自尊大的自私自利，去经历一种新的超验价值”⑩。在审美期待视野中，神话重述文本对神性的保留至关重要。在上文提到的几部作品中，神话人物身上更多的还是表现出一种世俗化的人性，而神话英雄的高贵与神圣却处于不同程度的缺席状态。《碧奴》的创作素材来源于古代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至于孟姜女是如何哭泣的，又是如何把长城哭倒的，故事并没有明确的“所指”。于是苏童紧紧围绕“哭”字大做文章。少女时代碧奴用头发哭泣，但自夫婿被抓去大燕岭修筑长城那天开始，她的手掌、乳房、脚趾，甚至是她的全身肌肤也都学会了哭泣。在文学叙事的意义上，夸张和荒诞等艺术手法的使用，显然是艺术虚构所允许的。但对于“神话重述”这种介于神话叙事与文学叙事之间的文体而言，叙事表现手法的使用应该尽可能地为突显神性服务。苏童试图以哭和泪的神奇性赋予碧奴神性，而我们在碧奴身上看到的只是柔和弱的一面。况且这种外在标签的粘贴，显然无法达到作者预期的审美效果。老实说，连篇累牍的哭泣，不但没有给碧奴的形象增添神圣色彩，反而造成读者接受和阅读的审美疲劳。对《后羿》的重述中，叶兆言为神话人物重新编码，打破远古神话中嫦娥作为爱情背叛者的镜像，以一个善良、贤能的女子代之。她不仅忍辱负重把后羿抚养成人，同时给后羿以女人的温存，并以身体换来造父的弓箭，成就了后羿射日的伟业。其间充当过他的姐姐、母亲、妻子等多重角色。但显见的是，在叶兆言的重塑中，我们从嫦娥身上看到的是姐性、母性和妻性，而不是神性和灵光的闪现。尽管在嫦娥的辅助下后羿完成了射日的壮举，但这种神性与其说是作者赋予的，不如说是嫦娥给予的。随着叙述的推进，沉迷于权力和欲望旋涡中的后羿终被谋害。射日英雄作为神的形象被消解，神性让位于世俗性。而在李锐的叙述中，他似乎意识到了神话的魅力是不可言说的神秘，也采用了隐喻的手法以加强这种神秘性。比如，白蛇亦真亦幻的前世今生，法海的命运的多重结局以及不可思议“蛇孩”新闻等，但这只是体现在情节上的安排或细节上的点缀，没有从根本上触及人物神性的本质层面。相对来说，阿来对民族史诗的重述倒是让我领略到神话英雄的那种超验气质和神秘力量。在神子崔巴噶瓦身上，开始似乎有着无坚不摧的神秘力量，但当他遭遇世俗矛盾与伦理困惑时，神性又开始降落并逐渐被世俗性所淹没。在这之间，尽管神性与世俗性的转换给人有种突兀之感，但还是为人物文化心理的深度揭示提供了某种可能。

荣格认为，神话不是实际事态的一般比喻，它在一定程度上以原始部落的精神生活为依托 (13)。神话叙事指向人类表达的心理深层。在前现代社会，神话“不仅引导人们领悟生活的真谛，而且揭示出人类心灵中一些不可触及的领域”(11)，它是关乎人类精神活动和心智运作的艺术，是对未知的心理领域的探求。英国神话作家凯伦•阿姆斯特朗特别指出，“神话的意义就在于让人们更充分地意识到精神维度的存在” (12)。神话如此，小说亦然。介于之间的重述神话也应遵循这种“精神难度”。毋庸置疑的是，不管是人还是神，他们都会有思考，有丰饶的精神世界。这种“精神维度”在英国女作家简妮特•温特森的神话重述文本中得到了充分的贯彻。简妮特的《重量》是一部极为独特的神话重述文本，她的重述以古希腊神话阿特拉斯受罚的故事为基础，但她并不是简单地复现阿特拉斯的受罚以及赫拉克勒斯从他肩头接过苍天的场景，而是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重构了一个全新的神话文本。在简妮特的叙述中，神话故事所彰显的精神意蕴变得更加丰富。它不但是对“轻”与“重”的诠释，也是关于孤独、责任和自由等命题的思索。而对于这些形而上命题的思考，既不是作者以叙述者的口吻陈述的，也不是借人物之口说出的，而是内化为人物的心理意识，并以极富生命质感的细节呈现的。从很多精彩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出阿特拉斯的善良本性，对责任的担当以及面对苦难的坚韧，也能体察到赫拉克勒斯狡诈的性格及其孤独和虚无的精神状态。在简妮特看来，神话的叙述并非仅仅是对超现实经验的揭示，更是一种关于精神生活和心灵之旅的声音 (14)。由此可以看出，简妮特更加看重精神尺度，她的重述也因此而显得更为纯粹。以此为参照，反观中国作家的神话重述文本，未免会让人有些失望。在《碧奴》、《后羿》等重述文本中，我们几乎很难找到一条清晰的精神线索，也很难看到人物精神空间的生长。《碧奴》对情感的整体性表达嫁接于寻夫的重重苦难，人物的平面化使文本缺少对命运的终极思考。《后羿》更是剑走偏锋，借“戏说”的路子迎合大众读者的庸俗趣味。著名学者叶舒宪毫不留情地指出，作者“把后羿再造为远古西戎国一个阉割未净，仍然保留性功能的阉人，把后羿和嫦娥的关系再造为母子乱伦的关系，使得整个重述走到‘性而上’的方向”(15)相对来说，阿来的《格萨尔王》对人心、人性倒是有所触及，阿来在故事的开篇就向读者指出，人间的灾难都是由“魔”的作祟造成的，而“魔”的可怕之处并不在于其外在的杀伤力，而在于隐藏于人体内的“心魔”。对“心魔”的发现传达出作者对人性的现实与未来的无奈与绝望心态。但令人遗憾的是，这部作品还是没有对这种文化心理结构的复杂性作出更深层的开掘，而是把人物内心的复杂性做了简单化的处理（比如神子的叔父晁通几乎是一个顽固不化的恶魔）。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甚为紧密。中国作家在这种文化语境下耳濡目染，思维惯性驱使他们在重述中很容易滑入历史化的想象。从叙事资源来看，与西方神话不同，中国神话没有相对完整的叙事过程，神话叙事简略且语焉不详者居多，有的神话甚至仅仅表现为一个观念。这对于作家重述无疑增加了难度。在重返原始时代的精神之旅中，作家很难甚至不可能完全抵达那个原生态的生活现场，也很难按照互渗律去体验神境去赋予人物以神性色彩。其次，神话是“野蛮人”思维的产物（列维－斯特劳斯语），思维中的主客体没有完全分化，这必然造成神话思维的神秘化。同时，神话在古代生活实践中的功利性和集体性等核心要素，也是现代作家在精神层面难以企及的。这些因素无形中制约了文学叙事诗性功能的发挥，也是作家在把握人物时产生偏差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 吕微：《实证与阐释的力作——刘锡诚〈中国原始艺术〉读后》，载《文艺研究》2001年第5期。

② 苏童：《碧奴》序言，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③ 苏童、罗雪挥：《眼泪是一种悲伤到底的力量》，载《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33期。

④ 葛红兵等：《苏童新作〈碧奴〉评论小辑》，载《上海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⑤ 傅元峰：《传说重述与当代小说叙事危机》，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4期。

⑥ 阿来：《著名作家阿来谈新作〈格萨尔王〉》，http://book.sina.com.cn/author/authorbook/2009—09—03/1225260039.shtm.

⑦ 茅盾：《神话研究》，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⑧ 李锐：《关于〈人间〉》，载《名作欣赏》2007年第21期。

⑨⑩(11)(12) 凯伦•阿姆斯特朗：《神话简史》，5、147、11、18页，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

(13) 叶•莫•梅列金斯基：《神话的诗学》，魏庆征译，66页，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14) 简妮特•温特森：《重量》前言，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

(15) 叶舒宪：《再论新神话主义》，载《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4期。

（王迅，《广西文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