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文学史观与不同的文学史分期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和分期，在近期内又成为研究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以往学术界通常以1917年作为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开端，然而自1985年之后，随着学术界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整体观”等一系列新的文史概念，传统的现代文学史起点及分期不断受到质疑。2006年，范伯群和栾梅健两位教授数度发文，提出了他们的新见解，认定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起点（范伯群观点（1））或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栾梅健观点（2））是1892年开始连载问世的韩邦庆的长篇章回小说《海上花列传》。在此之前的2001年，范伯群就已经开始表述这样的观点，“从时代开拓性而言，从文学艺术性而言，《海上花列传》可以称得上是一部现代都市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3）。可见此观点的提出决不是一时的轻率之言、赶潮之论，是有着深厚的史料基础和精辟的理论思考背景的。

在2007年的《文艺争鸣》第7期上，吴福辉先生发表了《寻找多个起点，何妨返回转折点——现代文学史质疑之一》一文，对将《海上花列传》作为现代文学的起点的论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起点”应该具有转折性，“第一，它是文学求新求变的巨大契机，是文学重大的转变时刻。转折有不同的层次，但所谓‘文学转折点’，不能小于一个文学史和思潮史的阶段，或一种文体重大演变的阶段，再小就缺乏‘史’的价值了。第二，要以一种有震撼力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事件为标志。这种‘标志’，应当是一个文学时代、一个文学时期的突出点。所谓‘震撼’，是表明这种文学从诞生伊始便充满生命力，爆发力，是引起各方普遍关注的，是对周边即时发生推动的。它不会是隐秘不宣，不会在当时遭到湮没，然后由后人在一定条件下重新发现，加以追认”。因此，“‘晚清’只能是现代文学的发生期，而‘五四’才是现代文学跨时代的转折之期”（4）。

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代表了近2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主流阐释系统中两种明显不同的文学史观。一种是注重作家作品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功能，突出作家作品的外在价值和文学历史价值的文学史观念。以这种文学史观的尺度衡量，正如吴福辉先生所论，文学转折点应该有“震撼力”，应该对社会、思想、文化、心理、历史等发生影响，而不是“秘而不宣”，等着被后人发现。文学的发生变化必然和社会历史紧密相连，脱离了社会历史只能是“空壳文学”。另一种文学史观比较注重文学作品的艺术创造力、审美价值等内部本质特征，以此来阐释评论作家作品本身的价值，突出作家作品对艺术本身的贡献。在这种文学史观观照下，研究者必然要追溯历史，去发现过去那些被某种因素压抑了的、遮蔽了的具有独特艺术价值的作家作品，譬如对晚清文学的认识。陈思和教授在《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性》一文曾指出：“强烈的改造社会的愿望以及与社会俗习的对抗性，使‘五四’新文学发起者对传统抱有虚无的态度。”（5）在清末民初，中国文学已由古典向现代转型，可是在“五四”前夕，中国文学中现代性的因素都被“遮蔽”和“压抑”了。“连作为新文学准备阶段的前现代文学因素（如林纾的翻译、梁任公的散文以及晚清的小说等等）也都成为过时的东西而被历史淘汰。”（6）“‘五四’新文学发起者们对晚清以来的文学革命先驱多有微词。”（7）因此，对晚清文学的这种历史转型价值，就更应该去“追溯”与“发现”。

在追溯中，范伯群等研究者对通俗文学的成功“发现”，为现代文学研究开拓了广阔的新空间，并且范、栾二位先生“发现”了《海上花列传》所呈现的多方面的现代性和迥异于传统文学的多种新质。笔者以为，这也就是范伯群先生为什么没有选择“尤其重要”的1903年作为开端的原因。虽然，这一年“真正是‘文学年’：苏报案以前有邹容《革命军》出版，然后是四大谴责小说家赶潮一样发表了他们的代表作品。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刘鹗的《老残游记》，金松岑的《孽海花》（前六回，后由曾朴改续成全书），都在这一年的报刊上连载。”（8）可是，范伯群先生认为，“从1892年连载《海上花列传》开始，预示了现代都市通俗小说的开山，到1903年的四部谴责小说的涌现，是市民大众文学完成现代化的过程。所谓谴责小说实际上就是现代通俗社会小说。”（9）吴先生指出，“范伯群先生当然知道1903年的不一般，只是他太看重《海上花列传》，就将起点定到1892年去了”（10）。诚然，范之所以看重《海上花列传》，是因为这部作品如鲁迅所评，韩邦庆“故能自践其‘写照传神、属辞比事，点缀渲染，跃跃如生’之约者矣”；如胡适所论，“《海上花》是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从题材内容、人物设置、语言运用、艺术技巧乃至发行渠道等方面都显示了它的原创性才能”，具有现代性的艺术独创性（11）。而栾梅健先生特别强调《海上花列传》上乘的结构艺术，它没有受外国长篇小说的影响，但它的“穿插藏闪”的结构艺术却与外国的优秀长篇的网状结构是殊途同归的。正是注重文学的艺术审美性，才会将这样一部作品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点”加以发现。当然，过分强调纯文学性就会使文学越来越远离丰富的社会历史，最终失去艺术生命力，形成另一种单调而僵化的研究模式，这也是我们学界应该警惕和反思的另一个极端。

这两种文学史观在近20年的现代文学研究界实际是一直纠缠交织，或以历史影响力为那些具有时代进步性、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家作品确立文史地位；或以现代性与艺术性来“发现”为政治话语遮蔽的那些作家作品，通过文本分析，为其寻找文史起步新空间。实际上，这两种文学史观的并存，碰撞出极大的学术生命力，让我们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研究话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促使我们更为客观全面地描绘现代文学的原生态。

文学史应该是文学文本积累的历史，它有着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化、社会、心理等综合性的文学感悟和创造的发展历程。曾经的单一价值取向和惯性思维，禁锢了研究者的思考自由度和独立性，促使众多研究者渴望回归文学本体，对抗政治意识形态的霸权话语，从而更为关注文学本质特征以及艺术审美特征的创造，但是“一件艺术品如果保存下来，从它诞生的时刻起就获得了某种基本的本质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永恒的’，但也是历史的。它有一个可以描述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不是别的，而是一件特定的艺术品在历史上一系列的具体化”（12）。其历史社会性和艺术本质性都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始终具有着政治参与性和社会功利性，如果忽略了其社会历史影响力，一部文学史也就很难客观描述其时代特征，也难以认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文学的独特地位和价值，更无法理解中国晚清知识分子激情充沛的精神世界和人生追求，也就无从感悟其艺术的创造力。

因此，吴福辉先生认为“只有‘五四’文学才是受到世界文明的真正洗礼，爆发出现代精神和艺术创造力的！”（13）确实，“五四”文学革命具有颠覆性的社会影响力，造就了现代白话基础上的文学文类生态体系的形成和文体解放，使中国文学在对西方文类移植下更迅速地从古典传统文学中蜕变出来。这种历史震撼力和所具有的“新”质，无论怎样论说也不为过。《新青年》上刊登的《文学革命论》之类的一系列文章对传统文学观念的颠覆和对现代文学观念的奠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五四”自然应该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转折点。这种对“五四”文学的认识立足之处在于现代而非传统，将“旧”视为“新”的对立面，看重的是“新”，是传统的断裂之处，由此而将“五四”的大变革视为大转折，视为“新”之开端。

而那些将1840年、1894年或是1902年、1903年作为现代文学的起点的“发现”，是一种从中国文学传统内部寻找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尝试和努力。毕竟中国文学有着或显或隐的传统继承。范伯群先生通过对通俗文学的研究，发现“韩邦庆使通俗文学走上现代化之路当然不会是完全自觉的；但惟其是自发，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通俗文学的现代化是中国社会推进与文学发展的自身的内在要求，是中国文学运行的必然趋势，是中国社会的阳光雨露催生的必然结果”，他注意到“知识精英文学是受外来新兴思潮的影响而催生的；但中国通俗文学则证明了即使没有外国文学思潮为助力，我们中国文学也会走上现代化之路，我们民族文学的自身就有这种内在动力”（14）。正是因为研究者立足于传统之“旧”基础，重视从传统中发现变异的“新”分子，从而得出“《海上花》为一个转折点”的结论。这种研究以通俗文学对传统继承的角度而不是用“五四”的割裂传统的文学观来审视文学的发展，从而将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相连血脉勾画了出来。这和以往研究现代文学在哪些方面受传统的影响之类不同，其基本出发点是传统文学自身的内在转换动力。

“五四”新文学是极为重要的转折，可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五四”文学其艺术成就与其深广的社会影响有着巨大的反差，正如刘呐所论：“在一个具有辉煌的文学历史的国度，它的先进者呼唤变革，‘新’的文学却只表现出与民族文学历史极不相称的艺术水准，这是五四新文学的最初的悲哀”（15）。当然不容否定，“五四”新文学早期也有《狂人日记》、《阿Q正传》这样的优秀之作，但将《狂人日记》定为新文学的“开山之作”，其实也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是经过了一段历史估量而后才获得公认的。《海上花列传》的价值，也曾被鲁迅、胡适、刘半农、张爱玲等文学大师陆续“发现”过，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他们的“发现”的重要性，而现在范、栾二位强调了这些文学大师们的“发现”，而且将它提升到中国现代化新质的开路者的高度，提请讨论，并期望得到“公认”，这是一种“发现”的尝试。

笔者非常赞同刘祥安教授在评价范先生对《海上花列传》时的见解，他认为：“拈出韩邦庆之《海上花列传》的意义主要不在于将时间提前至1892年，也不单在于论定《海上花列传》为‘开山之作’，而首先在于通过一个典型个案剖析了其从内容到形式与现代印刷文化的有机联系，揭示其现代性特征，为解决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问题提供了一个扎实的个案分析范例，具有方法论的意义。”（16）藉此一种“发现”，打开了极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其中所蕴涵的无数新“发现”成为学术增长点，为学科研究增添了巨大的活力。

还要说明的是，就多元化的文学史而言，“五四”的影响力主要是对新文学而言的，用陈思和先生的说法是对先锋文学而言的。“五四”对通俗文学当然会有一定的影响，可是通俗文学主要是继承中国优秀古典小说的传统，循着自身常规发展的道路前进的。它早在“五四”前形成了自己的格局，并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探索其继承改良的路径。因此，我们不能要求通俗文学去“削足适履”，也以“五四”为转折点。于是范先生在《〈海上花列传〉：现代通俗小说开山之作》一文的结尾中说：“当我们尊它为现代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时，实际上就将它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换乘点’的鲜明标志，它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步点；因为知识精英的文学丰碑还要迟四分之一世纪才诞生，而它作为通俗小说之优秀代表作却早已悄悄地开拓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垦地。”（17）将“知识精英文学”和“通俗小说”分而论之。 确实，我们在讨论多元文学史时，必须建立一个新的文学史观。从一元的文学史到多元文学史的突进中，我们有待于去建立一套新的现代文学史的理论体系。刘祥安教授所说的“方法论”上的意义，实际上就是看到了建设新文学史理论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不同的文学史观，会有不同的文学史叙述，多元化文学史观下的多种分期，在一定时期中肯定会并存。随着研究视野的拓宽，许多学术增长点等待着我们去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当我们在进一步占有了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在文学史的理论建设上有了长足的进展时，就必然会使“文学地图”更接近历史发展的原生态的图像；我们才会像在高空运用遥感技术一样，科学地绘制出文学史的全图，较为清楚地看到其中的高山大川的地形地貌的波澜起伏，到那时我们对过去“平视”的文学图景的种种局限，才能有所体悟，对文学史的分期，也许才会达成新的共识。

注释：

（1）（14）（17）范伯群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3期上发表了《〈海上花列传〉：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一文，第3页，第14~15页。

（2）栾梅健2006年5月2日在《文汇报》上撰文：《〈海上花列传〉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2006年10月28日，栾梅健又在《文艺报》上发表《论〈海上花列传〉的断代价值》，继续详细阐述了有关论点。

（3）（9）范伯群：《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的界碑》，《复旦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第16~17页。

（4）（8）（10）（13）吴福辉：《寻找多个起点，何妨返回转折点——现代文学史质疑之一》，《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

（5）（6）（7）陈思和：《试论“五四”新文学的先锋性》，《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6期，第1页，第10页，第13页。

（11）参看范伯群教授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3期上发表《〈海上花列传〉：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一文中的论述。

（12）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

（15）刘呐： 《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3页。

（16）刘祥安：《评插图本现代通俗文学史》，《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第217页。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陕西师大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