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意义与作家的价值

引子：致敬王跃文

很多年前，王跃文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官场中人，很多年后，王跃文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小说作家，而现在，他是一个合情合理、有抱负有追求的作家官员或官员作家。不论现实如何残酷或者跌宕，王跃文始终没有低头，始终微笑从容，迎迓而上，激流勇进，坚持自我的精神体验，让灵魂与自然、社会和人的内心进行对话，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他过往的经历有多匪夷所思，发生在中国南方的故事与卡夫卡、加缪等人笔下的文学场域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这也成全了王跃文作为优秀作家的沧海桑田。在他那里，小说艺术来源于现实生活并远远高于现实生活的文学定律一而再地得到验证。从真实出发，他以明察秋毫的敏锐眼光、热切并敢于直逼残酷生活的表达路径呈现了政治文明背后的社会痼疾，同时他用质朴而略带伤感的文字直击了中国官场生态的种种怪相，并借助官场这个平台，以古典的火焰点亮了我们这个时代中个体生命的悲剧性体验。他毫不掩饰其卓越的才华、丰盈的想象与高超的艺术，他将自己的才华、想象、智慧与对生命的感悟尽可能融入到作品中。他的笔触老到锋利，叙事浑厚润圆，坚守政治化的诗性叙事，直面荒诞而真实的官场，塑造了一大批形态各异、心事重重或悲或喜的官场中人，无论是横空出世的《国画》还是先抑后扬的《大清相国》，其着眼点都是官场幽暗中的火花与人性深处的痛感，他将明末清初以来的官场小说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他的作品彰显了正义的力量，承载了对历史的叩问、对人物命运的同情与关怀，以及对社会问题的敏锐观察与深刻反思，特别是那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勇气使他的作品对我们的时代发生了深远影响。他剥离了文学教科书上对官场小说认知的局限性和俯视态度，自觉成为一个文化上的拷问者与质疑人，成为一个有良知、有温度、有情怀的作家。“官本位”作为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文化之核、人性之阀，“官场”作为中国生活、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避无可避又无处不在的中心场域，他大可自欺欺人或像其他人一样对生活中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但是他很清楚，讲好中国故事，表达中国经验，中国官场就是最好的切入口。但他不仅书写官场，他也写下了为数不少关于乡村苦难、温馨与记忆的作品，比如《桂爷》或像《边城》一样令人向往的《漫水》，唯美、动人而光亮。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创作既是关乎历史、又是介入生活的醒世寓言。他作品中一再张扬的道德价值和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以及对宏伟时代广阔的透视和塑造人物的细腻技巧，大大提升了文学湘军在中国文坛的能见度。他一如既往地对文学的专注，旺盛的精力伴随着高产的作品，以及一往无前的个性，令人想起巴尔扎克一类的文学大师，而这样的断言最终将由时间来作出公正地裁决。

一、意义的溢出超出了作家的想象

聂茂：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作家的写作初衷和读者的阅读理解常常发生背离，产生多种解读或误读方式，这些解读或误读大多超出了作家最初设定的意义范围，意义的溢出远超作家的想象，甚至完全背道而驰，作家无法左右这些理解方式。于作品而言，作家犹如孕育它的母亲，一经诞生，就无法框定其生命轨迹。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从一部《红楼梦》中，道德家看到了淫，阴谋家看到了派系党争，政治家看到了阶级压迫。”显然，《国画》也没有摆脱这种“阅读歧途”，它已经被毫无争议地归入到“官场小说”的范畴，尽管你本人不断地发出“抗议”之声。不仅如此，很多读者还把该小说作为官场的镜子，试图从中窥见官场的堂奥，找到行走官场的钥匙，或者以此为谱，按图索骥，实现自己的阅读意义与人生价值。客观上说，作品一旦从作家的手中脱稿，印装成书送到读者面前，就失去了对作品意义的控制。读者会结合自己的知识、经历和需求产生符合自我想象的现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所谓“官场指南”虽然并非你的写作初衷，但《国画》的场景是官场，人物大多是官员，为了表现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你就必须用充足的细节和悬念来作为小说前进的动力，用大量生动的官员生活去构建小说的精神大厦。如此一来，有的读者沉醉于丝丝入扣的细节，有的读者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体味官场的大是大非，感悟官员们的酸甜苦辣，结果就出现了猎奇性阅读、工具性阅读和审美性阅读并存的文学景观，抑或说，读者的接受审美层面已经溢出了你对作品意义的最初设定，不少读者把《国画》视为中国官场的镜子，以此判定官场生态，或者作为官场指南，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王跃文：说句不算极端的话，我创作《国画》时任何所谓意义都没有预设。我是个注重感性并迷信感性的人，不愿意把什么都想清楚才进行创作。我甚至认为把什么问题都想清楚，小说立意、故事走向、人物意义等等都想得非常明了，会对我的写作产生负面影响。我注重细节、故事、人物的自然呈现，而非事先的主观安排。我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完全进入忘我之境，我会附体于每个小说人物，与他们共悲喜同忧乐。这时候，我与其是个作家，不如说更像演员。我在创作故事、创作人物的同时，与小说中的人物在故事里一起走了一回。我比小说里任何一个人物的体验更丰富，因为我不拘限于某一个人物，我在他们所有人物间跳来跳去，自然而然地进行角色互换。我这么解释自己的创作体验，是想说明我不在乎读者如何去发现小说的意义，换言之就是我尊重读者任何层面、任何视角的意义发现。

聂茂：一个作家的艺术立场或叙述姿态很重要。萧红就看重自己的叙述姿态。她曾经将鲁迅和自己的叙述姿态做过一个对比，她说鲁迅是“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而她自己则是“我的人物比我高”。现在想来，鲁迅就像作品中的上帝，悲悯地看着人物的喜与悲、苦与乐、生与死。他们的命运都是命定的，祥林嫂一出场就是悲剧，彻头彻尾的底层人物，被封建礼教抽空了生命的润色，抽干了精神世界仅有的水分，在黑暗中一步一步走向无底的深渊。鲁迅就是让她一悲到底，就是要撕掉她所有的人格外衣，赤裸裸地展示在读者面前，让你感到触目惊心和十分难堪。这样，读者的关注点其实不是祥林嫂本身，而是封建礼教的冷漠和愚昧人性的残忍，所以祥林嫂仅仅是一个符号，读者也就很难对作品产生代入感。萧红不同，她按照“我的人物比我高”的理念用儿童的视角书写乡民的惰性生存。她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既不悲悯，也不批判，仅仅是以平视、甚至是仰视的眼光看待作品中的人物。她不觉得人物可怜，她站在人物的立场上设身处地，以他们的道德判断和价值标准去思考，这样，人物一下子就有了温度和亮色，无论是愚昧和惰性、善良和忠厚，所以读者就很容易产生代入感，与人物产生共鸣。我发现，你有时也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在《国画》大段的几乎内心独白般的叙述中，你多次用玉琴这个人物的限制性视角。“她怕吵醒朱怀镜，轻轻去洗漱间洗脸刷牙，然后来客厅打扫卫生。可当她猛一抬头，忍不住失声叫了起来。原来，昨天玉琴买的那个漂亮的花篮完全枯萎了，好些花朵已经凋谢。”紧跟着便是用玉琴的视角进行叙述：“我平日买的花篮，伺候得好，能放半个来月。这回只一个晚上就这样了。我想这只怕不是个好兆头。”一方面，玉琴和朱怀镜有着超越平常的情人关系，她在感受情人的甜蜜；另一方面，她又在冥冥之中感受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给自己暗示。这是心理脆弱的表现，也是一种触景生情的自哀。玉琴有善良的一面，否则她会把一切当成天经地义，而非惊弓之鸟。女人的敏感、善良、多情一下子就出来了，这样的叙述很震撼，更加贴近人性的真实。但是，有的时候，你似乎也得意于以俯視的眼光看待人物。比方，张天奇和皮市长的圆滑、虚伪，更像是小丑的众生相。我想知道，你的这种视角转换是有意为之，还是自然完成？如果是有意为之，你是按照怎样的逻辑调整自己的视角和姿态呢？